《小说新报》与中国文学的内源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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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初文学的结构形态

我们以五四新文学为参照,来考察民初文学的结构形态。五四新文学的结构形态可以通过《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下简称《新大系》)来认识。该《新大系》凡十卷:《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小说一集》《小说二集》《小说三集》《散文一集》《散文二集》《诗集》《戏剧集》《史料·索引》。撇开《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和《史料·索引》三集,作品部分简化为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四类。这是以小说为正宗的四分法之新的文学体系,与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是完全不同的。

民初文学没有像这样具有权威性的《新大系》,不过其结构形态可以通过《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上海书店1990—1996年版,以下简称《近大系》)略窥一斑。《近大系》12专辑30分卷,具体为:《文学理论集》二卷、《小说集》七卷、《散文集》四卷、《诗词集》二卷、《戏剧集》二卷、《笔记文学集》二卷、《俗文学集》二卷、《民间文学集》一卷、《书信日记集》二卷、《少数民族文学集》一卷、《翻译文学集》三卷、《史料索引集》二卷。与《新大系》一样,《近大系》也体现出以小说为正宗的四分法之新的文学体系;同时,又与《新大系》不一样,《近大系》保留了传统的笔记文学、俗文学(包括子弟书、二人转鼓词及其他、相声、评书、竹枝、扬州评话与弦词、扬州清曲、苏州弹词、广东木鱼歌与南音、落地唱书、宝卷),民间文学(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等,是新旧文学体系的融合体。如果说《近大系》的这种新旧文学体系的融合体是后人编纂的,不是原生态的,不足以反映民初文学的结构形态,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小说新报》来进一步考察。作为大型小说刊物,《小说新报》以小说为主体,小说作品处于主导地位,数量最多,位居第一,约占一半篇幅,作品见诸“说林(短篇)”和“说林(长篇)”栏目。其他内容共约占一半篇幅,主要有戏曲,见诸“传奇”栏目;诗文,见诸“文苑”和“歌谱”栏目;作为诙谐文学的游戏文和笑话,见诸“谈薮”和“艳牍”栏目;作为讲唱文学的“时调”和“弹词”,见诸相应栏目;作为话体文学批评的诗话、词话、小说话、文话、联话等,也见诸相应栏目。民初小说以通俗小说为主,如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包括醒世小说、时事小说)、侦探小说、滑稽小说、理想小说等。民初诗文主要是传统诗、词、骈文和古文。民初讲唱文学以时调和弹词为代表,前者如五更调、叹十声调、银纽丝调、梳妆台调等,后者如吴东园的《五女全贞记弹词》、绛珠的《苏小小弹词》等。民初谐隐文学以游戏文、笑话、滑稽小说为代表,如李定夷等编的《广笑林》。这样的栏目及其内容反映了民初文学的基本结构形态,体现了民初文学处于传统文学体系与新的文学体系相互纠缠的状态。这种原生态的新旧文学体系的融合体所反映的民初文学的结构形态在主体上与《近大系》十分接近。正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所言,到民初,中国文学系统的结构发生分化并重新整合。这种融合体既遵循四分法的新的文学体系,尊崇小说正宗;又遵循传统的文学体系,保留传统的诗文、讲唱文学、民间文学等,整合成新的体系。

民初文学的这种结构形态,与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嬗变密不可分。晚清文学界发生一系列革命,如“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界革命”,于是中国文学结构产生分化和重组,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为主体的四分法之新的文学体系逐渐形成,并逐渐取代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新体系一统天下,真实情况比较复杂,复杂性在于“新”的登场了,“旧”的还没有完全退场,“新”与“旧”还在博弈,四分法体系是“新”势力的结果,表现为“外源性”,而“旧”的势力仍然在发生作用。民初文学既不完全接纳“新”的,也不完全拒绝“旧”的,表现为“外源性”与“内源性”的综合作用,不过前者处于主导地位。

这些栏目显示出以《小说新报》所载作品为代表的“民初文学”呈现鲜明的“内源性”变革的特点。这种变革包括“新变”和“衰变”。“新变”因为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强而得以革新,充满活力;“衰变”因为现代性因素严重不足而逐渐衰败,苟延残喘。“新变”者有小说、新演剧等,“衰变”者有传统诗文、游戏文、时调和弹词,以及诗话、词话、小说话等。这种“内源性”变革的总体特点,是“小传统”处于主导地位。在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中,“诗文”属于“大传统”,小说、戏曲、诙谐文学、讲唱文学等都属于“小传统”。作为“大传统”的“诗文”在民初文学中不再拥有显赫的地位。原本属于“小传统”的“小说”,经过长期演变,到晚清小说界革命时逐渐成为“文学之最上乘”,由“小传统”嬗变为“大传统”,但民初小说属于通俗文学,相对于“大传统”的纯文学,仍然属于“小传统”,它在民初文学中处于主导地位。作为“小传统”的戏曲、诙谐文学、讲唱文学等与传统“诗文”一样,在民初文学中略备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