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倞及其行实综考
——兼论《荀子注》的时代背景
安史之乱（755—763）不仅改变了唐王朝（618—907）的历史走向，更开辟了一个延续两百多年的藩镇时代。却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产生了无数让后人惊叹的文化。对此，虽然学界已经有专门的关注，但相比于对初唐、盛唐的研究，仍然远远不足。本文从这一时期为《荀子》作注的杨倞生平考订入手，揭示其注《荀子》的时代背景，以期加深时人借春秋战国时期《荀子》思想来比对当时社会情况的认识。
一 杨倞生平考
杨倞是中唐文人，学者多从语言、训诂的角度注重其注释儒家经典《荀子》的贡献[1]，但关于其生平，限于材料的有限，极少论述。明确提到“杨倞”的史料大致有以下几条：
1.《新唐书·艺文志》：“杨倞注《荀子》二十卷。汝士子，大理评事。”[2]
2.《郎官石柱题名》“主客郎中”条：“杨倞。”[3]
3.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杨倞《荀子序》：“……倞以末宦之暇，颇窥篇籍。……时岁在戊戌，大唐睿圣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4]
4.长庆三年（823）正月，《唐会要》卷三九：“长庆三年正月……其月，又请奏本司郎中裴潾、司门郎中文格、本司员外郎孙革·王永、大理司直杨倞与本司尚书崔植、侍郎景重，详正敕格。”[5]
5.会昌四年（844）七月，杨倞《马纾墓志》：“朝请大夫使持节汾州诸军事守汾州刺史杨倞撰。公讳纾，字无畏，扶风平陵人。……以会昌四年三月十日终于所寄之第，享年五十六。”[6]
6.大中三年（849）二月，周敬复《张知实墓志》：“府君姓张氏，讳知实，字冠仁，陇西敦煌郡人也。生于贞元己巳年，以大中三年二月十七日感疾遘灾，启手足归全于金州官舍，享年六十有一。……子四人，长曰保承，次曰保训，嗣子曰保胤，次曰保望。保承娶汾州刺史杨倞女，保胤举进士。”[7]
关于这几条材料，《全唐文》的编纂者根据材料1和材料3撰写杨倞小传曰：“倞，刑部尚书汝士子，元和时官大理评事。”[8]然而《四库全书总目》该条撰者和汪中（1745—1794）已经指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杨汝士并无名“倞”之子，汪中又引及材料5指出杨倞是唐武宗时人[9]，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亦持相同看法[10]。岑仲勉（1885—1961）《杨倞非汝士子》一文则根据材料2、4、5所载杨倞历官情况，先一一否定在其之前郝懿行（1757—1825）、汪喜孙（1786—1848）诸人认为有二杨倞、二杨汝士，以及劳格（1819—1864）认为杨倞确为杨汝士子等看法，最后认定杨倞或为杨汝士“族子”，方可释疑。[11]
第6条材料，来源于赵振华、王学春《唐张正则、张知实父子墓志研究》一文，两位作者也根据材料1和材料5的记载做了对照，不过并非该文主题，故而并未深入。[12]另外，柳金福、柳涛《唐张知实墓志考释》一文则根据杨倞为杨汝士子而推断出张知实儿媳为杨汝士孙女，实乃武断。[13]
赵建军《韩愈曾注〈荀子〉》一文，援引岑仲勉之说，认为韩愈曾注《荀子》。[14]对此，吴金华（1943—2013）老师已在其课堂讲义《发现问题·寻找线索·追踪研究·解决问题·撰写报告——以杨倞〈荀子注〉“韩侍郎”为例》（2011年12月30日）一文中指出，早在南宋时即有祝充提及“韩侍郎”即韩愈，且杨倞并非因为年辈小而称韩愈为“韩侍郎”，而是官位卑使然。另外，吴老师认为，杨倞《荀子注》中所引韩侍郎观点，并不能说明韩愈曾经注过《荀子》，也有一本《荀子注》，而是韩愈在国子监任职时所讲授的一些观点。
关于上述岑、吴二氏意见，笔者完全赞同，并认为如今已经无须在杨倞是否为杨汝士之子这一问题上过多纠缠。杨倞是否为杨汝士之子，也不妨害其所撰《荀子注》本身所处的时代背景之真实性。
除了上面六则直接提及“杨倞”的材料易于被征引之外，还有一则并未明言“杨倞”的材料经常被忽略，注意到此则材料的学者也未能联系其他材料来观察杨倞本人。此即中唐文人沈亚之所撰《送韩北渚赴江西序》一文：
或曰：近世有府之侯，邀士拜宾，不由己之所尚，而使群居不类。故有谀言顺容积微之谗，以基所毁。四邻之地，更效递笑，飞流短长，天下闻之矣，而其侯尚且不寤。夫言谀足以瞽明，薄毁足以害忠。若是虽欲明其桡直，而明莫之遂也；虽乐闻己之所阙，而阙莫之闻也。彼思勤过畏者，一牵于谀谗即尔，而况己之所尚，又使群居不类乎？是以慎行者之所畏也。昔者余尝得诸吏部昌黎公，凡游门下十有余年。北渚，公之诸孙也。左右杖屦，奉应对，言忠情劳。其余则工为魏晋之诗，尽造其度。今年春，进士得第。冬则宾仕于江西府。且有行日，其友追诗以为别。乃相与讯其将处者而谁与？曰：有弘农生倞耳。夫弘农慎行其道不欺者也，北渚之往，吾无虞其类之患，勉矣惟耳，不衰于道而已。[15]
此文为沈亚之送韩湘（字北渚）赴江西道观察使薛放（823—825年在任）幕府任职而作，据周加胜考证，当作于长庆三年（823）冬。[16]考虑到薛放十一月镇江西[17]，若韩湘接受薛放辟署之后与薛同行，则可进一步精确为长庆三年十一月。又据前文材料4，则此年杨倞正在长安以大理司直一职参与敕格编纂。戴伟华据文中“乃相与讯其将处者而谁与？曰：有弘农生倞耳”一句，把杨倞同样视为薛放幕下“从事，带大理评事衔”，且沿袭了杨倞为“汝士子”的记载。[18]笔者认为，长庆三年的杨倞，其正月行迹当以材料4记载为确，但戴伟华所言“带大理评事衔”实有误。
当然，从时间上看，长庆三年正月任大理司直的杨倞，于此年十一月同赴江西地方担任幕府僚佐实有可能。晚唐京朝官与地方幕府僚佐之间的流动，已经十分普遍，杨倞很有可能在此年与韩湘一起接受薛放辟署而从事于江西观察使府。[19]只是无法获知杨倞在江西观察使府所担任具体幕职（无品级）和所带寄禄官衔（依此品级领俸）。[20]
行文至此，便可以大致罗列杨倞的历官如表1所示。
表1 杨倞历官一览
二 杨倞的交游
通过厘清杨倞的宦历，便能够对杨倞的出身与交游状况予以更进一步地描述。
首先，对于杨倞的出身，虽然杨倞并无可能是杨汝士亲子，但依岑仲勉意见，作为杨汝士“族子”还是有可能的，同属弘农杨氏。当然，言“族”只能是血缘关系比较遥远的亲戚，甚至仅仅是不相干的两支杨姓叙宗谱之后的结果。但至少说明了一点，杨汝士与杨倞必有交情，即便是作为同族，在依然重视门阀的中晚唐也具有一定意义。据杨汝士本传，他元和四年（809）进士擢第，长庆元年（821）为右补阙（从七品上）[21]，而长庆三年之前杨倞一直在大理寺任职，则两人之间的交往或在此时。此时两人居官品秩相当[22]，又同为弘农杨氏成员，双方当有初步交往，但杨倞未必肯自居为杨汝士“族子”。大和八年（834），杨汝士以工部侍郎出为同州刺史；九年，又入为户部侍郎，从而跻身高层文官。而同时期的杨倞却一直在地方幕职与中央中层文官[23]之间徘徊，后人或以杨汝士名望在杨倞之上，即目杨倞为杨汝士之“族子”，甚至简化为“子”。不论如何，杨倞与杨汝士之间的关系纠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杨倞与自身家族的密切联系。
其次，看杨倞与官场前辈的关系。关于与韩愈的关系，前人已经论及杨倞《荀子注》中“韩侍郎”即指韩愈，并且不是因为韩愈年长，而是韩愈居官比杨倞高。元和十二年（817）十二月，韩愈就任刑部侍郎[24]，正是杨倞撰写《荀子注》的时间。此外，沈亚之《送韩北渚赴江西序》中也提及杨倞与韩愈之诸孙韩湘之间的朋友关系，杨倞当通过韩愈而与韩湘相识，或者相反。
韩愈之外，当属薛放，薛放为贞元七年（791）进士[25]，长庆三年（823）十一月出镇江西，此前一直是唐穆宗自皇储以来的侍臣。薛放出镇江西，按例可自辟僚佐，其选择韩湘和杨倞，或出于韩愈推荐，或因韩湘与杨倞当时已小有名气。杨倞此时已撰《荀子注》行世，韩湘则刚刚金榜题名，二人同受韩愈与薛放提携，更当前途无限。
最后，关于杨倞与平辈交游情况，除了《唐会要》中提及的杨倞在大理司直任上的同僚之外，私人生活中的好友主要有三人：
韩湘。如前所述，韩湘与杨倞一同受薛放辟署，随其前往江西观察使府任职。他们两人，既属同时辟署，又都是韩愈晚辈，关系必当十分要好。据陈尚君考证，韩湘生于贞元十年（794）[26]，至长庆三年时，方才三十岁，杨倞年龄虽不可考，但居官位卑，当与韩湘相当。沈亚之序文对于韩湘的评价是“左右杖屦，奉应对，言忠情劳”，对于杨倞的评价是“慎行其道不欺者也”，两位年轻人性格相似，惺惺相惜，又同投薛放幕府，诚为幸事。
马纾（789—844）。关于杨倞的材料中，最常见引的是杨倞所撰《马纾墓志》。杨倞能为马纾撰写墓志铭，与马纾关系自然不一般。《马纾墓志》撰于会昌四年（844）七月左右，当时杨倞官衔为“朝请大夫使持节汾州诸军事守汾州刺史”，马纾去世前为蔚州刺史。杨倞作为一州长牧，为另一州长牧撰写墓志，若非要好朋友，必然不会为之。就年龄而言，马纾与韩湘仅相差五岁，与杨倞亦属相当。但是，马纾与杨倞因何而相识，尚待考证。
张知实（789—849）。从《张知实墓志》可知，张知实与杨倞为儿女亲家，在子女婚姻遵循父母之命的年代，张知实之子张保承能娶杨倞之女，必然得到了双方父母同意且两家关系应该甚为紧密。
三 杨倞撰《荀子注》的时代背景
明确了杨倞交游圈后，再看杨倞为《荀子》作注的时代背景。关于杨倞所处藩镇时代与其注《荀子》之间的关系，或囿于史料不足，此前学者仅在论《荀子》于唐代的地位与影响时提及，比如王永平《荀子学术地位的变化与唐宋文化新走向》[27]等。至于杨倞为何注《荀子》，除了中晚唐儒学复兴大背景之外，与周围人的影响也密不可分。
中唐儒学复兴代表人物韩愈影响自不必说，杨倞在《荀子注》中全引韩愈《原道》一文即是明证。然而韩愈本人对《荀子》的态度模棱两可，认为其“大醇小疵”，故而虽然杨倞屡引“韩侍郎”之语，但在一些具体的如“法后王”观念上，仍然持自己的观点。[28]杨倞《荀子序》中提道：“而《孟子》有赵氏章句，汉氏亦尝立博士，传习不绝，故今之君子多好其书。独《荀子》未有注解，亦复编简烂脱，传写谬误，虽好事者时亦览之，至于文义不通，屡掩卷焉。”因此，虽然同属儒家典籍，《荀子》在中晚唐儒学复兴时并不受重视，杨倞或许有鉴于此才注《荀子》。
韩愈之外，薛放也是儒学复兴践行者之一，《旧唐书·薛放传》记载薛放与唐穆宗的对话如下：
穆宗常谓侍臣曰：“朕欲习学经史，何先？”放对曰：“经者，先圣之至言，仲尼之所发明，皆天人之极致，诚万代不刊之典也。史记前代成败得失之迹，亦足鉴其兴亡，然得失相参，是非无准的，固不可为经典比也。”帝曰：“六经所尚不一，志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对曰：“《论语》者六经之菁华，《孝经》者人伦之本，穷理执要，真可谓圣人至言。是以汉朝《论语》首列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玄宗亲为《孝经》注解，皆使当时大理，四海乂宁。盖人知孝慈，气感和乐之所致也。”上曰：“圣人以孝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29]
薛放向唐穆宗推荐《论语》和《孝经》，体现了唐人历来对《孝经》的重视[30]，特别是在晚唐藩镇割据的情况下，地方对中央的离心，更需要忠孝之义来维护皇权。薛放本人也积极践行孝义，史载“放闺门之内，尤推孝睦，孤孀百口，家贫每不给赡，常苦俸薄”[31]。作为长辈，薛放的行为自然会影响到杨倞。杨倞在《荀子序》中说，“又其书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也”，则《荀子》功能当与薛放所推崇《孝经》不相上下，都是六经之外能够阐扬孔子学说的重要典籍。当然，薛放与穆宗对话在长庆（821—824）年间，杨倞注《荀子》在元和十三年（818）之前，但薛放思想当早已形成。
薛放而后，须提及马纾。马纾身为武人，给杨倞的影响在于其公忠体国的行为，据前引《马纾墓志》：
公……幼有奇节，性惟聪悟，见古名将勋业之事，未尝不废书发愤，沉吟久之。□寄河朔，志蕃王室，欲变风俗，期乎坦夷。遂委质戎府，累迁魏大将。……元和中，上以文德武功定叛乱，虽魏帅诈顺，寻亦如旧。大和初，沧帅李全略死，子同捷盗袭其位，先皇震怒，征君讨之。魏帅以封壤连接，潜相应援。时中书令裴公掌兵柄，谋挠魏事。公以才辨为戎率知，每有奏请，独当其任。遂申密款于裴公，天子嘉之。乃大张皇威，深述圣旨。开向国之福，戒覆巢之危。帅立归诚。未几，王师大捷，而同捷就戮，万夫解甲，两河肃清，公始谋之力。
上述马纾事迹，发生于唐文宗大和（827—835）年间，是河北藩镇之乱的典型事例。这虽然是杨倞注《荀子》之后十余年，但杨倞所关注的是马纾在平定藩镇之乱中的贡献[32]，而这又与唐宪宗元和年间平定淮西藩镇之乱一脉相承。墓志铭中的“裴公”即裴度，此人在唐宪宗平定淮西之乱中立有功劳，当时韩愈正在其幕中，杨倞当从韩愈那里亲身感受了唐宪宗平定藩镇之乱的决心。因此，与其说马纾的行为对杨倞产生了影响，毋宁说以马纾为代表的众多精忠报国之士给杨倞以感染，从而在《马纾墓志铭》中浓墨重彩。
最后可提及张知实。张知实是典型的文人，据《张知实墓志》载：
府君生而孝敬，冠而文敏。力仁游艺，无所不学。于交游然诺之间，其心豁如也。行成乡党，名闻京师。顾青紫可以俯拾，而进取未尝先速。视戚促于早成者，非君所知。吴越富山水，多茂树名园，每得达士佳侣，逐胜探奇，方舟并驾，殆忘所诣之远近。故袖文趋贡，比辈流为晚。……词精思敏，缓急无滞。笺毫在前，不闻谈笑。以是职居诸侯府者，莫不心服。……后宰相领盐铁使，籍其贤，奏署巡官，使于边。既复命，得边地之沃塉，兵之羸壮，山川之形崄，军储之赡乏，陈于所知，如指诸掌。……尝病前代兴亡继统之事，虽载在史册，而繁文羡帙，学者难究其要。时因政简，遍阅群史，自三代已降，迄于隋唐，勒成三卷，目曰《历代帝王承统记》。迨兹罢郡，厥功乃就。……尝著诗赋文表，集成三十卷，斯亦立言之极也。
从志文可知，张知实早年耽于交游，以致延迟了举进士时间。在与他交游的“达士佳侣”中，必有杨倞身影。而杨倞与张知实能够成为朋友，当与张知实的性格和才能有关，所谓“于交游然诺之间，其心豁如也”，以及能在出使时对山川形胜了如指掌，与“慎行其道不欺者也”的杨倞有互相吸引之处。至于张知实撰写《历代帝王承统记》，虽然意在简化学者学习，但其之所以关心继统之事，以及希望简化后的《历代帝王承统记》能够为更多人所利用，则反映了他对正统观念的强调。唐后期，有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相继称帝（755—763）在前，又有四镇相王（782—784）在后，唐朝皇室的正统地位屡受挑战，因此重塑正统十分必要。[33]而这与杨倞为《荀子》作注理念亦甚相近，《荀子序》曰：
盖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赞成之，所以胶固王道，至深至备。虽春秋之四夷交侵，战国之三纲弛绝，斯道竟不坠矣。倞以末宦之暇，颇窥篇籍。窃感炎黄之风未洽于圣代，谓荀、孟有功于时政，尤所耽慕。
晚唐藩镇割据，正相当于春秋战国四夷交侵、七国纷争，周王室偏处一隅，苟延残喘。因此，无论是张知实撰《历代帝王承统记》，还是杨倞注《荀子》，都是出于振兴王道的目的。当然，杨倞与张知实各自撰述时间不同，张知实当在杨倞之后。但作为一起游玩的朋友，甚至成为姻亲，则互相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当更深入。
以上，笔者主要从晚唐时期薛放、马纾、张知实三人生平出发，对三人能够与杨倞有联系，并进而影响杨倞的情况予以阐释。虽然无法具体而微，依然能够画出轮廓：杨倞在韩愈和薛放等儒学复兴践行者影响下，早年从事于《荀子注》撰述，其出发点是“炎黄之风未洽于圣代”，并希望“荀、孟有功于时政”，特别是历代重视不够的《荀子》；而马纾的人生经历正应和了这种忠勤王事的理念，张知实《历代帝王承统记》也是出于维护唐王室正统而撰写，则杨倞注《荀子》亦非孤立事件。
总之，在社会大动荡的藩镇时代，人们在时局之下，借鉴春秋战国往事，抒发对时政的议论与看法，是当时的普遍情况。新《春秋》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34]，杨倞注《荀子》亦不例外。通过对杨倞生平考证，深入到他的交游，并揭示他为《荀子》作注的生活背景，虽限于史料无法面面俱到，但还是希望有裨于对《荀子注》的研究。
附记：本文为2011—2012年复旦大学中古汉语课课程作业，受任课老师吴金华（1943—2013）先生启发甚多，谨此致谢！课后上交此文，方知吴老师高足霍生玉女史亦以杨倞生平为题撰写《〈荀子注〉作者杨倞生平及“倞”之读音考》一文作为课程作业，不过霍文重在从语言学角度揭示“倞”字读音，对杨倞生平考证较略，且并未关注到笔者重点提及的《送韩北渚赴江西序》。故拙文尚有发表余地。
2013年6月30日，笔者于旅次惊闻吴金华先生因心脏病去世，愕然良久！想当日课上，午间阳光遍洒课桌，先生赠以大著《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又于电梯间指点“耀”“跃”二字读音之情形历历在目。不意两年之后，竟成故人！谨以此文纪念先生！愿先生在天国安详！
本文原刊杨朝明主编《孔子学刊》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7—85页。
[1] 霍生玉：《〈荀子〉杨倞注训诂说略》，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1年；杨爱萍：《〈荀子〉杨倞注复音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9年；王红：《〈荀子〉杨倞注名词释义考察》，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0年。
[2]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512页。
[3] 此处引据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2页。
[4] 杨倞：《荀子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二九，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7521—7522页；亦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51—52页。
[5] 王溥：《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条，中华书局1955年点校本，第704页。
[6] 杨倞：《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蔚州诸军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马公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会昌〇三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1页。
[7] 周敬复：《唐故朝请大夫使持节金州诸军事守金州刺史上柱国张府君墓志铭并序》，转引自赵振华、王学春《唐张正则、张知实父子墓志研究》，赵力光主编《碑林集刊》第十一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28页。亦见柳金福、柳涛《唐张知实墓志考释》，郭绍林主编《洛阳隋唐研究》第二辑，群言出版社2009年版。然而柳文并未参考赵文，失察。
[8]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二九，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7521页。
[9] 《四库全书总目》相关条目和汪中《荀卿子通论》一文并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9—10、21—24页。
[10] 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3页。
[11] 岑仲勉：《杨倞非汝士子》，氏著《唐史余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5—157页。
[12] 赵振华、王学春：《唐张正则、张知实父子墓志研究》，赵力光主编《碑林集刊》第十一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28页。
[13] 柳金福、柳涛：《唐张知实墓志考释》，郭绍林主编《洛阳隋唐研究》第二辑，群言出版社2009年版。
[14] 赵建军：《韩愈曾注〈荀子〉》，《阴山学刊》2011年第3期。
[15] 沈亚之：《送韩北渚赴江西序》，萧占鹏、李勃洋校注《沈下贤集校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171页。不过校注者对杨倞的注释依旧延续了认为其为杨汝士子的错误。
[16] 周加胜：《唐沈亚之事丛考——兼论〈沈下贤集〉的史料价值》，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
[17]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36页。
[18] 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第329页。
[19] 关于晚唐文人从事于幕府的研究，参见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01—217页。
[20] 关于幕府僚佐带寄禄官衔的情况，参见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4—240页。
[21] 《旧唐书》卷一七六《杨汝士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4564页。
[22] 当然，这里仅就官品而言，若论官职重要性，补阙属于孙国栋所谓“重要文官”，赖瑞和所谓“中层文官”，而大理评事和大理司直皆不在两种分类之内，也显示出杨汝士此后的仕途要比杨倞顺畅。两种分类分别见：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8—49页。
[23] 主客郎中属赖瑞和所论中层文官范围，见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60页。
[24] 《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4198页。
[25] 徐松：《登科记考》，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459页。
[26]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韩湘”条，陈尚君撰文，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18页。
[27] 王永平：《荀子学术地位的变化与唐宋文化新走向》，《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
[28] 黄圣旻：《王先谦〈荀子集解〉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29] 《旧唐书》卷一五五《薛放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4127页。
[30] 这种重视的高峰是薛放所说“玄宗亲为《孝经》注解”，参见朱海《唐玄宗〈御注孝经〉发微》，收入张建民主编《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311页。
[31] 《旧唐书》卷一五五《薛放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4127页。
[32] 关于马纾的贡献，参见张龙《史宪诚父子与藩镇魏博——以〈史孝章墓志〉为线索》，高翠莲主编《民族史研究》第十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8页，特别是第44页。
[33] 唐人对于正统问题的兴趣，还体现于元和六年（811）成书的陈鸿《大统纪》、大中五年（851）姚康所献《统史》等著作。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5页。
[34] 关于晚唐新《春秋》学的兴起，参见葛焕礼《尊经重义：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春秋〉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