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选题缘起
笔者是从初中一年级语文课本上的《〈论语〉六则》开始接触孔子和《论语》的，到高中才正式通读完《论语》全文，当时其中的很多话都无法理解，如《论语·学而》篇“学而”章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笔者初中所用的人教版语文课本把“习”翻译成复习，老师给出的这句话的白话文解释是：学习并且时常复习，不也是很快乐的吗？而笔者从小学到中学的亲身经历却是，光是在课堂上的学习就已经很痛苦了，课下再让去复习，没有丝毫快乐可言。于是就去请教语文老师，但在那个时候，有些连语文老师也不能解答。为了能解答在读《论语》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疑惑，笔者大学选择就读了中文专业。大学期间，通过学习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等知识，有些疑惑得以释然，如《论语·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章中的“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的“费”字读音，有些版本标注的不是今天的普通话读音fèi，而是古音bì，知道了“古无轻唇音”这条音韵学常识后，“费”字读什么音也就不成问题了。
大学以前，虽然学过哲学，但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只知道《论语》是在中文系学习的，并不知道除了中文系外，还有哲学系也可以学习孔子和《论语》。进入大学，有了训诂学的基础后，笔者对学习孔子和《论语》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字义考证、疏通文句上，更渴望能深入孔子的世界。当笔者知道中国哲学可以深入学习孔子和《论语》后，在报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义无反顾地转到了中国哲学专业。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视野基本局限于先秦儒学，最后的硕士学位毕业论文写的也与孔子和《论语》相关——《孔子教育目标的再审视——以〈论语〉“学而”章为例的分析》，虽然论文还被评为当年的校级优秀毕业论文，但笔者始终感觉有点遗憾和不安，这种遗憾和不安在于进入中国哲学这个领域以后，发现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分量，而笔者除了教科书上的简单介绍外，对此却几乎一无所知。硕士毕业后，笔者去京郊山区担任大学生村官，工作之余，偶尔也读点专业书。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网络上在搞促销，原价198元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阳明全集》售价才不到100元，于是就网购了一套，书到手后只是读了一些篇章，并没有认真系统地读完，对王阳明也还没什么太深的印象。担任大学生村官的最后一年，上级文化部门为我们村建立了农家益民书屋，并配送了许多书籍，村里指定笔者为图书管理员，在整理图书的时候，竟然发现书屋里有方志远先生的《王阳明评传》，笔者便挑出来粗略浏览了一遍，没想到这一浏览，一下子把笔者带入了王阳明的世界。因为喜好孔子，读完《王阳明评传》后，笔者隐约感觉到，王阳明和孔子非常相似，在中国哲学史上，王阳明是一位非常理解孔子并也在努力践行孔子思想的人物。
三年大学生村官生涯结束后，笔者又重新回到学校继续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从一入学，就在思考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的选题问题。在定选题前，笔者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梳理了从1985年北京大学陈来与刘笑敢的两篇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到2012年中国哲学专业学科的1176篇博士学位毕业论文，这1176篇论文也是笔者当时所能搜集到的近30年来全国27家博士培养单位授予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通过梳理，笔者发现哲学史上的哲学人物一直是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关注的焦点，并且所有的一流哲学人物都已经被研究过甚至被多次研究过，二流人物也同样如此，很多人已经开始关注哲学史上的三流人物甚或四流人物。于是笔者也有了写哲学人物的想法。
就读博士期间，讲授佛学的陈中浙老师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劝学生毕业论文要写就写哲学史上的一流人物，他的理由是：写哲学史上的二流、三流或四流人物虽然相对好写，甚至还可以填补空白，但哲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不同，哲学史或思想史是由一流哲学家或思想家主导的历史，对后世产生影响的也多是一流人物的思想，一流人物就如同高峰一样，站在上面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和“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境界，并且很多二流哲学家都是被历史淘汰的人物，更不要说三流或四流哲学家了，其哲学思想在当时就没产生多大影响，只保存在故纸堆中，研究他们虽然有文献价值，但对研究者自身的发展来说，意义不大。而研究一流人物，可以直接与他们对话，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还会不自觉地受到他们思想和人格的影响，对研究者自身的发展来说，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这坚定了笔者写一流哲学人物的信心。
从自身学术发展来说，笔者当然愿意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深入下去，继续写孔子和《论语》，但从完善自身的学科结构来说，笔者以前多关注先秦，对宋明理学几乎不懂，只有补上这一课，才能消除笔者从学习中国哲学以来便随之产生的遗憾和不安。笔者需要找准一个切入点切入宋明理学，想把这个点选定在王阳明身上。可以这样说，在儒学史甚至是中国哲学史上，王阳明自然算得上是一流人物，如果把孔子比作第一座高峰的话，目前来看，王阳明可算得上是儒学史甚至是中国哲学史上的最后一座高峰，王阳明之后，虽然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哲学家，但几乎无人可称得上一流哲学人物。虽然笔者以前对王阳明了解不多，也没读完他的全集，但因为觉得他与孔子相似，便对王阳明有了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有了兴趣，一切都不是问题，为了写王阳明，就会逼着自己去把《王阳明全集》看完，如果不是写他，笔者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把《王阳明全集》读完。于是便把选题想法告诉了导师王杰先生，在征得导师的同意后，笔者便下定决心准备开始研究王阳明。
研究一流人物又谈何容易！如前所述，几十年来，很多人对哲学史上的一流人物都已进行过研究甚至研究过多次，材料虽然多，但也很难再写出新意。以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来说，“如对于王阳明及其后学的研究，从1987年方尔加的《明代王阳明心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1987年、石峻指导）至阮春晖的《阳明后学现成良知思想研究》（湖南大学、2012年、章启辉指导），期间选题研究王阳明和阳明后学的共有27篇”[1]，如果再算上思想史、美学、文献学和宗教学等专业，研究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会更多，至于研究王阳明及其后学的硕士学位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有几百篇之多。
博士学位论文，如果写不出新意来，便失去了博士学位论文的价值。在导师和其他老师的指导下，结合笔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学术能力，最终把论文选题定在了王阳明《论语》学研究方面。
二 研究现状
在研究王阳明《论语》学之前，首先需要对前人在此方面的研究进行文献梳理，通过梳理，笔者发现两个特点：一是《论语》学已经有很多人在研究；二是王阳明《论语》学几乎还没有人研究。
广义的《论语》学包括从《论语》产生以来以《论语》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这方面从古到今，可谓研究人数众多，研究大儒辈出，研究成果丰硕；狭义的《论语》学是指近代以来对历史上以《论语》为研究对象进行再研究的学问，它是中国哲学学科专业下面的一个子领域。近代以来，狭义的《论语》学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条是以历史为线索，研究《论语》学的发展史；一条是以人物为线索，研究某个历史人物的《论语》学。前者如2006年南京师范大学宋刚的博士学位论文《六朝论语学研究》和2006年东北师范大学汪楠的硕士学位论文《魏晋论语学论述》，分别关注六朝时期和魏晋时期的《论语》学，总的来说，目前以历史为线索的研究，几乎《论语》学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都已有人关注，也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著作，其中唐明贵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基础上撰写的《论语学史》比较全面系统地概括了从《论语》学的产生到清代的《论语》学发展史，可称得上是一本教科书式的《论语》学研究著作。
相较于以历史为线索的研究，以人物为线索的《论语》学研究就少有人关注，历史上，《论语》的注本非常多，近人研究古代某个人的《论语》注本的成果也很丰硕，但上升到研究某个人的《论语》学，其成果却是少之又少。宋代以前历史人物的《论语》学研究，几乎没人关注过，宋代以后历史人物的《论语》学研究，也多是在“四书”学的名义下开展，这与宋代“四书”合为一体和其地位的提高有关，如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许家星的博士学位论文《朱子四书学研究》、2014年曲阜师范大学王帅的硕士学位论文《许衡“四书学”思想研究》以及杨辉的《王船山四书学思想研究略论》等。
具体到王阳明《论语》学研究，目前国内学界几乎无人关注。无人关注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大学》和《中庸》对王阳明的学问有重要影响，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方朝晖先生认为：“王阳明一生学问的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大学》和《中庸》，视此二书首章为‘圣学之全功’。”[2]因此，学者大都还没有深入挖掘《论语》对阳明学的影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王阳明没有专门的《论语》注本。不管是以历史为线索的研究，还是以人物为线索的研究，《论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论语》注本，注本是《论语》学研究的文本，离开了具体文本，《论语》学也就无从谈起。对王阳明而言，他虽没有专门的《论语》注本，但不等于他就没有解注过《论语》，正如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从事明清儒学研究的孙宝山副教授在其《王阳明的〈论语〉诠释》中指出的那样：“阳明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语》诠释著作，但他在《传习录》及《文录》中对《论语》有许多阐释和发挥。”[3]通读《王阳明全集》就会发现，王阳明确实对《论语》有着“许多阐释和发挥”。
《王阳明的〈论语〉诠释》一文也是目前国内少有的关注王阳明与《论语》关系的研究文章，该文从诠释学的角度梳理了王阳明诠释《论语》的方法和内容，认为王阳明诠释《论语》的方法主要有反之于心、向内求理、统合归一、诸经互释，诠释《论语》的内容则包括以理释礼、以理释知、以乐释学、以良知释无知、以去欲存心释克己，最后作者从诠释学的角度认为王阳明“在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上确立了以心解经的新典范，打破了朱子对《论语》乃至“四书”诠释的学术垄断，对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初期的儒学经典诠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该文虽然没有提及王阳明的《论语》学，但其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王阳明《论语》学的研究工作。
唐明贵博士的《论语学史》一书虽然在其第七章“明代《论语》学”一章中介绍了阳明心学对明代《论语》学的影响，但并没有专节具体介绍王阳明的《论语》学。2014年扬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李春强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明代〈论语〉诠释研究》第二章“陆王心学视野下的《论语》诠释”第一节“心学革新与《论语》诠释”中专门介绍了王阳明“以心为本，传习良知”的《论语》诠释。李春强博士从“《传习录》与《论语》”“编写体例与《论语》诠释”“‘致良知’与《论语》诠释”以及“文学审美与《论语》诠释”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王阳明的《论语》诠释，他还概括出了《传习录》中王阳明诠释《论语》的三种体例，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本解读能力，但作者只看到了王阳明以心学和致良知来诠释《论语》，却没有分析出来王阳明的心学和致良知思想其实是他从《论语》等经典中体悟出来的，因此作者最后的“综而言之，王阳明诠释《论语》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彰显自身的阳明心学，是为架构自身的‘心学’理论体系服务”[4]的结论有失偏颇，原因既与作者不是哲学专业的学生因而不能做进一步的哲学探究相关，也与作者文本分析的范围仅限于《传习录》不无联系。尽管如此，该文与《王阳明的〈论语〉诠释》一文一样，也是目前国内少有的关注王阳明与《论语》关系的研究文章，对王阳明《论语》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
另外，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与付春在其合著的《王阳明经学思想新探》一文中以四书五经为整体探讨了王阳明的经学观，虽然也间接涉及了王阳明与《论语》及孔子的相关论述，但作者最后所要强调的却是《大学》在王阳明经学和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文中甚至连《论语》都没有提到一次，自然不可能关注到王阳明的《论语》学。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李明友教授所著《敦本尚实，返朴还淳——王阳明的经学观》一文关注的重点也是经学在王学中的地位，他认为王阳明“依据‘四书’《五经》发明心学之义，又以心学之义贯通‘四书’《五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经学观”[5]，文中也没有一处单独提及《论语》。两篇文章虽然都没有提及《论语》，但客观来讲，他们在王阳明《论语》学研究上却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一是他们关注的视野都是王阳明的经学观，而《论语》属于十三经之一，其影响不言而喻；二是在经学史上，可以说王阳明并没有专门的经学著作，其所著的《五经臆说》也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后世学者却把经学研究视野投向没有专门经学著作的王阳明，表明一个人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并不完全是由他有无经学著作所决定的。同样，王阳明虽没有专门的《论语》注本，但也可以研究他在《论语》学史上的地位，而人们已经把关注视野大而化之到王阳明的经学观上，再具体到他的《论语》学上也是迟早的事。
1995年12月，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主办的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上，詹海云先生提交的《王阳明与〈论语〉》一文着重论述了阳明学说与《论语》的关系，认为“《论语》的人性论中心思想是‘仁’，阳明的人性论核心是良知。阳明凡说《论语》仁字及与仁有关之乐、孝弟、一以贯之、义，均以良知释之”[6]，探讨了阳明良知学说与《论语》的渊源关系。该文第五部分“王阳明《论语》解”从诠释学的角度认为王阳明对《论语》的解注“不仅可使我们更加了解阳明学说精义形成的经典依据，也可了解阳明及其后心学家的《论语》观，并丰富了《论语》的诠释学”[7]，已经涉及了王阳明《论语》学。此外，2007年，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吴伯曜的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是王阳明的四书学研究，他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王阳明四书学研究》中指出：“目前有关阳明四书学的研究多为局部性研究，而研究的对象也多集中在阳明的《大学》学说，其他有关阳明《孟子》学、《论语》学以及《中庸》学的研究则寥若晨星。”[8]这里把王阳明与《论语》学相提并论，在王阳明《论语》学研究史上，可算是第一次。吴伯曜的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虽然是王阳明四书学的整体性研究，但在文中却分章介绍了阳明对《论语》思想的诠释，还重点分析了《论语》中的“博文约礼”与阳明心学的关系，认为“博文约礼”即是“格物致知”，并从“存天理，去人欲”的角度诠释孔子所说的“学”即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作者在文后的附录三《阳明〈四书〉论述条目表》中以朱熹《四书集注》之篇章次第分列了《传习录》和《王阳明全集》中关于“四书”义理的论述，其中也包括了王阳明对《论语》相关篇章的论述，方便后学检索。但作者所列条目，基本局限于王阳明对《论语》的直接论述，而在《王阳明全集》中，有很多化用《论语》的地方，这些在研究王阳明《论语》学的过程中，也是值得关注的。
值得一说的是，在论文选题过程中，分别征求了相关阳明学研究专家的意见，清华大学陈来教授的回复是“阳明对《论语》的引用和心解，以前似无人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汪学群研究员的意见是“选题很好，有助于深化阳明思想研究”，《王阳明全集》主编吴光先生在肯定选题的同时，也提出了论文研究要注意的问题：“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这个题目似乎小了一些，但小中可以见大。关键在于将王阳明的《论语》学思想放到阳明良知学的整体结构乃至儒学、理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加以探讨，从而揭示出其《论语》学的特色与思想意蕴。”
三 研究方法
中国传统研究学问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我注六经”，一种是“六经注我”。简单来说，“我注六经”就是研究者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去注解经书，通过注解经书来探求经书的原意；而“六经注我”则是研究者用经书中的话来阐释自己的思想。
王阳明解注《论语》，表面上看用的是“我注六经”的方法，其实是“六经注我”的生动体现。基于王阳明解注《论语》的特点，本书在研究的过程中，试图融合“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这两种方法来论述王阳明的《论语》学。
一是通过“我注六经”的方式构建王阳明《论语》学的研究文本——《论语阳明心解辑注》。前面提到，王阳明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语》注本，但他却以各种形式对《论语》的很多篇章进行过解注，他的解注分散于《王阳明全集》之中，要研究他的《论语》学，有必要把分散于《王阳明全集》之中王阳明对《论语》相关篇章的解注按照《论语》的篇章次序整理出来。汪学群研究员也建议笔者在写论文之前“最好是（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阅读《王阳明全集》，把与《论语》相关的文字都找出来”。这方面的工作，其实前人已经开始，清代学者胡泉所撰《王阳明先生经说弟子记》一书，已将《传习录》中王阳明对儒家经典的相关讲说，按《五经》“四书”的先后次序加以归类整理，并稍加按语，其中的《论语》部分，可算是最早的王阳明解注《论语》的注本，但它终究不是单独的王阳明解注《论语》的注本，其所搜集归纳的范围也仅限于《传习录》，要研究王阳明《论语》学的话，需要进一步扩大搜集归纳的范围。吴伯曜的博士学位论文附录三《阳明〈四书〉论述条目表》虽然把搜集归纳的范围扩展至《王阳明全集》，但如前所述，其搜集归纳的依据却又局限于王阳明对《论语》的直接论述，因此，有必要在两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归纳整理出《王阳明全集》中包括直接论述与化用解说的所有与《论语》相关的内容，既为本书的研究提供方便，也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全面可靠的文本基础。因此，在写论文之前，笔者先从《王阳明全集》中整理出来《论语阳明心解辑注》[9]，虽然《论语阳明心解辑注》不是论文主体，但在笔者看来，它却和论文的正文同等重要，论文草成后曾送陈来教授审阅，他在回复中还专门提道：“后面辑录的部分也是有价值的。”
二是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阐释王阳明《论语》学的具体内容和思想特征。在阐释王阳明《论语》学的具体内容和思想特征前，先对《论语阳明心解辑注》部分进行了文本分析，概述了王阳明心解《论语》的方式和方法论特点，王阳明心解《论语》主要有三种方式，分别是：答疑解惑式、主动阐发式和有感而发式，其心解《论语》的方法论特点主要体现在不重训诂、不拘定解、“四书”一体和超越权威四个方面，然后再依据文本分析，认为王阳明《论语》学的主要内容可以从体用观、生死观、理欲观和知行观四个方面加以概括，最后得出王阳明《论语》学的三个重要特征：志在恢复正学的圣学特征、不狃于旧闻的心学特征和提倡力行的实学特征。
[1] 牛冠恒：《中国哲学学科研究的未来走向——以1985—2012年博士论文选题为视角》，《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2] 方朝晖：《阳明“大人之学”简析》，《光明日报》2014年7月24日第16版。
[3] 孙宝山：《王阳明的〈论语〉诠释》，《孔子研究》2014年第1期。
[4] 李春强：《明代〈论语〉诠释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4年，第64页。
[5] 李明友：《敦本尚实，返朴还淳——王阳明的经学观》，《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
[6] 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第181页。
[7] 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第196页。
[8] 吴伯曜：《王阳明四书学研究》，高雄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9页。
[9] 《论语阳明心解辑注》因技术原因，未能与正文一起出版，留待将来单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