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学视野下的《论语》学

一 经学时代的到来

由于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再加之当时书写传播手段有限，最早的《论语》及其他一些儒家经典在流传的过程中，主要还是依靠师徒父子的口耳相传，口耳相传也是当时主要的传授方法。这一方法虽然免不了在传授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偏差，但却能够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项羽的火烧咸阳之后，使得很多典籍得以继续保存。汉代建立之后，吸取秦亡的教训，进行了一些改革，具体到文化教育方面，就是“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20]。从汉高祖刘邦听取儒生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21]起，到汉惠帝四年（前191）废除“挟书律”[22]，汉代的统治者开始重视儒家经典，派人四处求访前朝宿儒，并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将他们背诵下来的经典文本和解释记录下来并编写成书，这就是后世所谓的今文经，如汉文帝时，曾派晁错去伏生处抄写《尚书》，“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汉书·爰盎晁错传》）[23]。

传写的今文经中就有《齐论语》和《鲁论语》两种版本，这是汉代最早的两种《论语》版本。这两种版本，各自流传，其中《齐论语》主要在齐国流传，《鲁论语》大体在鲁国流传。此时，古文经尚未出现，再加上当时统治者以黄老之术治国，“汉初在武帝前的六七十年是道家思想的全盛时代”[24]，儒家正统地位尚未确立，所以《论语》在汉初并不怎么受重视，同样，《论语》学也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论语》真正受到重视、《论语》学真正成为一门学问是在儒家正统地位得以确立之后的经学时代。

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正月，汉景帝驾崩，16岁的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汉武帝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他即位后的次年即建元元年（前140），就开始起用儒生赵绾、王臧等实行新政，无奈当时笃信黄老的窦太后掌权，“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史记·孝武本纪》）[25]，武帝及儒生们的一些做法触怒了窦太后，她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借机找寻了赵绾、王臧的一些过失，逼迫汉武帝将他们下狱，结果赵绾、王臧在狱中自杀，武帝起用儒生的新政受挫，年轻的武帝开始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到来。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病死，22岁的武帝正式执掌政权，重新召集儒生公孙弘等人入朝为官，同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26]并罢黜其他百家博士[27]，只立五经博士，从而确立了儒学和儒家经典在社会中的权威和统治地位，被班固称为“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28]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29]。自此，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中国也迎来了经学的时代。

二 《论语》学的诞生

汉武帝末年，汉景帝之子鲁共王要扩建他的宫室，在拆毁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发现了一批古书，“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30]。这批主要用战国时六国文字书写的典籍，相较于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今文经，被称为古文经。后来，又从民间陆续发现了一批古文经。从此，儒家的经书便有了今文经、古文经之分，今文经、古文经纷争的时代开始，反过来，今文经、古文经纷争也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与今文经相比，古文经不但在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与今文经有很大的不同，在重要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也与今文经有不小的出入。由于先秦六国文字存在较大歧异，在辨认解释古文经的过程中，经学家们建立起了系统的训诂方法，这种训诂方法对《论语》学的影响很大，它促进了对《论语》一书的编辑、完善和整理。

从孔子旧宅墙壁里发现的古文经《论语》被称为《古论语》，它与今文经中的《齐论语》和《鲁论语》是汉代三种重要的《论语》底本，这三种版本的《论语》都收录于《汉书·艺文志》中。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古论语》有二十一篇，班固自注曰：“出孔壁中，两《子张》。”[31]《齐论语》有二十二篇，班固自注曰：“多《问王》《知道》。”[32]《鲁论语》有二十篇，篇次与现今通行的《论语》本相同。《鲁论语》除二十篇外，另外还有解释《论语》的《传》十九篇，已失传。这三种版本的《论语》本各自流行，有不同的师承体系，其中《古论语》只有孔子的后裔孔安国讲传，并为之作传，本名《古文论语训解》，后世称为《论语孔安国注》，“《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何晏：《论语集解序》）[33]，而讲传《齐论》与《鲁论》的人则比较多，“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34]。

张禹为西汉末年的经学家，曾从施雔习《易》，从夏侯建、王阳[35]受《鲁论》，后又从庸谭学《齐论》，汉宣帝时就以“经学精习，有师法”见称。汉元帝时经考试成为博士，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成帝讲授《论语》，出任光禄大夫。汉成帝即位后，升为帝王师，出任丞相，封为安昌侯。张禹精通《论语》，他以《鲁论》为底本，兼采《齐论》，编成《论语章句》，时人称为《张侯论》。“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隋书·经籍志》）[36]这是自《论语》汇集成书以来的第一次修订，《张侯论》因张禹帝王师的特殊身份，自出现以后，就被“当世重之”（《隋书·经籍志》）[37]，“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38]，而《齐论》《鲁论》及《古论语》则逐渐寝微。

《张侯论》出现以后，东汉时期的周氏、包咸曾分别为它做过注解，后世把他们的注解分别称为《论语周氏章句》《论语包咸注》。其后的经学大师马融也曾为《张侯论》做过训解，《后汉书·马融传》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并曾“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39]等书，何晏在《论语集解序》中也说：“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音义。”[40]马融训解的《论语》称为《论语训说》。《论语周氏章句》《论语包咸注》与《论语训说》都久以失传，没有流传下来，《隋书·经籍志》已经无记载，只在何晏的《论语集解》和皇侃的《论语义疏》中被引用过。

东汉末年，马融的弟子、大学者郑玄兼采今文经和古文经，破除其师传家法传统，广采众人之说，遍注群经。他在《张侯论》的基础上，根据《鲁论语》的篇章，再参考《齐论语》与《古论语》合成新的《论语》版本，并且为之做了注解，被称为《论语郑玄注》，“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隋书·经籍志》）[41]，“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音义”（何晏：《论语集解序》）[42]，这是自《论语》汇集成书以来的第二次修订，这次修订，即现行《论语》版本的来源。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经学时代的汉代，“论语学研究的主要成就集中在《论语》一书的编辑、完善和整理方面”[43]，而“《论语》的研究与整理标志着‘论语学’作为一门学问的诞生”[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