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一 选题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著述异常兴盛，只要查看一下《隋书·经籍志》史部类目录的数量，就可以感受到当时著史的繁荣。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正史创作的成就呈逐渐衰落的趋势，这是学者们的共识。[1]张新科先生还具体指出这段时期的史传文学创作与《史记》《汉书》相比，有以下变化特点：人物范围逐步缩小；思想感情由浓而淡。（见上注）但是，他本人也承认这一变化中存在着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那就是范晔的《后汉书》。《后汉书》是一部记录东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反映东汉的历史发展进程的纪传体断代史书。首先，在编写体例上，《后汉书》虽然主要继承《汉书》，但有所创新，表现出一些独有的特点。与《史记》《汉书》相比，《后汉书》多增了一些人物类传。这些新增人物类传分别为《文苑列传》《宦者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党锢列传》。各个类传所收人物分别属于东汉社会不同层面。另外，《后汉书》传主人物的数量为499人，从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三史。[2]不仅如此，《后汉书》还倾向于收录一些下层人物，如《独行列传》《逸民列传》《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荀韩钟陈列传》所收人物或为处士，或为下层小吏，宦位都不高，但他们或忠，或孝，或节，或义；或德为表率，或行可师范，足堪名垂史册。清王鸣盛对此极为称许，他写道：“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3]因此，《后汉书》人物类型的丰富性与前代史书相比，并不逊色，从某个角度观察，《后汉书》的人物类型甚至有所扩大，如对女性人物的收录等。其次，《后汉书》蕴含着极为浓烈的思想感情。史传本来就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有学者言：“既然史传的记载经过了历史学家的主观筛选和编排，那就谈不上纯粹的客观性了，可以说任何史传都有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在里面。历史学家在选择什么、强调什么的时候，头脑里就已经有一种价值观念在进行着衡量，更何况历史学家往往是‘述往事，思来者’，有所为而作。”[4]《史记》既是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也是司马迁的“悲愤”之作，“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5]，因此，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有学者认为《史记》“全书中有许多都可当作小说看”，“最精彩的部分是文学而不是历史”[6]。范晔被贬谪，“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宋书·范晔传》），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情形颇为近似。在传记的行文中，范晔表达了鲜明的爱憎之情，对祸害国家与百姓的宦官、外戚、军阀的憎恨与鞭挞；对忠于谋国、舍生取义的忠臣烈士的赞美都直接表露出来，不作半点遮掩。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史传著作中，《后汉书》主观色彩最浓，传记思想感情的表达也最为突出。因此，《后汉书》成功地取得了较为感人效果，深深地吸引了后代读者。李慈铭曾深有体会地说道：“读《后汉书》。蔚宗自论此书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比方班氏，非但不愧。’愚谓范氏此言，自诩非过。然其最佳者，如《郑康成传论》《左雄周举黄琼传论》《陈蕃传论》《李膺传论》《宦者传序》《儒林传论》，兴高采烈，辞深理精，以云奇文，实超前古。次则《曹褒传论》《丁鸿传论》《邓彪张禹胡广诸人传论》《蔡邕传论》《李固传论》《张奂传论》《孔融传论》《樊英传论》《张俭传论》《卢植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抑扬反复，激烈悲壮，令人百读不厌。”[7]美国学者浦安迪说道：“在中国文学史，虽然没有史诗，但在某种意义上史文、史书代替了史诗，起到了类似的美学作用。”[8]《后汉书》在文学成就上虽未达到《史记》《汉书》的高度，但其丰富的人物类型，与浓烈的情感色彩，基本上可以与《史记》相媲美。[9]《后汉书》在真实记录历史的同时，也通过其形象地描写与记叙表现出美学效果，让人获得美的感受，接受美的熏陶。为此，笔者将研究的重点定位在范晔及其《后汉书》历史人物传记的文学成就上。
二 研究的过去与现状
《后汉书》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在当时就引起人们注意，重视辞采的萧统就将《后汉书》中的《皇后纪序》《马武传论》等四篇序、论收入到《文选》之中。近人刘师培在他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也屡屡提到范晔《后汉书》，将《后汉书》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家”，又说“三家之文，风格不同，而皆有独到之处”[10]。刘对《后汉书》取得的文学成就颇为赞许，他将《后汉书》视作文章写作的典范。《后汉书》虽然取得较高的文学成就，但后世对其文学价值进行研究的学者及著作并不太多。其实，学者们对正史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校勘、整理、纠正、补充上，正史主要是学者们发现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地理、教育等诸方面规律的门径与资料，换言之，他们很少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正史。从文学角度研究者有之，又多集中在《史记》《汉书》，尤其是前者。对《后汉书》史传文学的专门研究，古人几乎没有；即使有一些学者有所涉及，也只是只言片语，零零星星，不成系统，或提到其中一些篇章，或就其传类编排发表一点意见，诸如此类。刘勰很早就列史传为一专门文类，并作以系统的整理、叙述。或许他于范晔之朝相去不远，所以对范晔《后汉书》，只字未论。唐人刘知幾的专门史作《史通》，虽然在很多地方论及《后汉书》，但其主要站在史学理论的立场来审视历史著作，对《后汉书》文学成就的论述实在不多。清人赵翼有《廿二史札记》，钱大昕有《廿二史考异》，王鸣盛有《十七史商榷》，等等。赵著“贯穿全史，参互考订”，主要集中“历代制度大略，时政得失，风会盛衰，及作史者之体要各殊，褒贬所在”（李慈铭语），等等；钱著“侧重于文字校勘和名物训诂；”王著“既有史考，又有史论”。三者着重点在史，而不在文。又有钱大昭《后汉书辨疑》、何若瑶《后汉书考证》、丁晏《后汉书余论》、杭世骏《后汉书拾蒙》、李慈铭《后汉书札记》、刘咸炘《后汉书知意》、马叙伦《读两汉书记》等著作，重在对《后汉书》作历史考证；惠栋《后汉书补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沈铭彝《后汉书注又补》等著作又重在对《后汉书》的字词注释；诸人的主要目的是考正历史，而不是研究文学。只有李景星的《后汉书评议》对范书各篇逐一分析评论，一篇一论，每论前一半对各传命题、传文主要内容、作者作传用意、作者对历史材料的运用、作者叙述方法及技巧等有所述议，后一半则重在词语、时地等诸方面的考证、辨异。李书稍显细致，对于研究《后汉书》文学价值可堪借鉴，但该书也仅仅是读书笔记，缺乏系统性，难以统裁，研究者必须对之作系统梳理。今人对《后汉书》史传文学作专门研究，几乎没有。只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史传文学发展演变的研究，涉及或论及范晔《后汉书》，总结其书的史传特点，但多是在一大框架下立设分章，所谈所论，不是过于宽泛，就是过于概括，究之不深，取得的成果也不多。目前涉及范晔及其《后汉书》史传文学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以下几种：
赵志汉、林剑鸣著《中国史学家评传·范晔》（全书为陈清泉等编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209页）。范晔传只是其中之一传，作者本意在叙述史学家生平，重在“人”，在“作者”，而非“书”、非“作品”。作者对范晔生平及其《后汉书》的史学思想、编排体例、流传版本、注释集解等均作以介绍，甚至述及《后汉书》不足之处，对《后汉书》的文学价值却并未论及。
朱东润著《后汉书考索》（《史记考索》第316—419页，华东师范大学 1996年版）。此书附于其《史记考索》《汉书考索》，“探讨到作者的思想意识，比《史记考索》进了一步”（见《史记考索》后记）。该书探讨范晔作书的“蓝本”“特点”“动机”，并附有“范晔年表”。朱先生雅好史传，发轫《史记》，精研两汉，不同于其他史家之处正在能探人内心，追究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指出范晔对前人史作的承袭与改进，及其受家学影响，好“气节之士”的特点。朱先生见解独到，但没有彻底展开研究，对《后汉书》文学价值的研究似乎不够。
李祥年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传记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第五、六章乃为“正史传记的跌落”，专论魏晋南北朝的正史传记文学，指出此一时期是正史传记文学走向衰落的时期，各个正史传记作品的成就均不能与《史记》《汉书》相比。第五章又专论《三国志》与范晔《后汉书》的史传文学成就。以后各章论述魏晋南北朝之“新传记”：别传、家传、僧侣传、杂传等的兴起及其成就。范晔《后汉书》于全书中所占分量不重，所论也极简，该书主要目的并不在论述魏晋六朝的正史传记文学，而在分源别流，考究汉魏六朝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并借此以考察整个古代中国传记文学的演进情况。
韩兆琦主编之《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所论对象非唯史传，竟包括中国古代所有的传记文学作品，上溯先秦，下迄晚清，类目所及有史传、杂传、散传、专传、传记小说等五大门类，其目的主要在研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发展的渊源流变，史传的论述集中在第二章“西汉——史传文学的辉煌突起”、第三章“东汉——史传文学的继承与转折”、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史传文学的下落与杂传散传的纷起”。其第四章第三节专论“范晔及其《后汉书》”（第152—165页），但也仅仅涉及思想与文学艺术两方面，研究的深度与宽度有开掘与拓展的余地。
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博士论文）。该文分十章，研究的对象为整个唐代以前的史传文学作品。作者的研究偏重在汉代史传文学作品，没有设立专章论述《后汉书》。另有一些论及范晔及其《后汉书》的单篇论文，多关注范晔的史学思想，研讨《后汉书》文学艺术的不多，论述往往就事论事，笔者在论文中有所征引，此处不再一一赘举。
总之，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论述范晔《后汉书》史传文学艺术的研究作品，各种文学史都没有论及《后汉书》。
三 本书目标及结构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决定以“范晔及其史传文学”作为本书的题目，希望通过研究范晔与其史传文学，达到以下目标：
（一）通过研究范晔及其著述状况，力求阐明范晔在魏晋南北朝史传文学发展中之地位及贡献。
（二）探究范晔著《后汉书》之动机及其著此书所持之思想。
（三）分析《后汉书》之史传艺术之技巧、成就，尽量阐明其对《史记》《汉书》《三国志》及其前代其他史传著作之吸纳、整理之处，及自力独创之处。
（四）通过研究范晔及其《后汉书》，阐明特定时代文史创作之间的关联及彼此之影响，尤其是南朝文学创作对史学创作之影响。
笔者拟分作者研究、作品研究两部分，共八章组织本书。无论是研究历史著作，还是研究文学著作，都必须本着“知人论世”的态度。所以，本书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作者。这一部分包括四章。
第一章，主要论述范晔所处时代的特点，及时代对范晔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应该是一个缺乏伟大英雄的时代，从东汉末年开始，除去西晋短暂的承平，社会一直在分裂中摇摆，没有一个英雄可以建立持久、统一的国家政权。这段时期，政权频繁更迭，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动乱，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大批人才惨遭杀戮。如此一来，前后相沿的各个政权的制衡力量呈现出日趋衰弱的特点。同时，朝代迅速更迭，也使皇权交替的节奏明显加快。这些都影响到当时士人，他们一方面盼望出现一个可以一统混乱局面的伟大英雄，另一方面也不再拘泥于天命王朝的迷信，心中时常泛起称皇做帝的涟漪。但是自东晋至刘宋王朝，皇权有所加强，士族实际的政治控制力量明显下降，高门士族依仗祖先惠泽，“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不为实务，不求进取，他们的实际政治能力日渐退化。士族已演变成为一个缺乏实力而务在文饰的“花瓶”阶层。政治上无所作为，士人们于是将他们的爱尚转移到文化艺术上，文学、清谈、书法、绘画、围棋、音乐等艺术形式空前繁荣。著史的社会风气也随之兴盛起来。同时，缺乏政治实力的士人还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精神避乱处——佛教。此时，经学彻底衰落，佛教盛行，朝廷上下往往不得不因循牵顺。这就是范晔所处的时代。范晔缺乏实际经略能力却以谋反遭诛；以及范晔拒斥佛教的思想等都可以在他的时代里找到产生的根源。
第二章主要论述范晔的家族与家学，及家族与家学对范晔的影响。范晔家族出自南阳，其发展经历与南朝大部分士族颇为相似。范晔的曾祖父范汪曾参与东晋的开国，并由此跻身上层士族阶层。范晔的父亲范泰曾资助过刘裕，所以终刘宋一朝，仕宦顺利，文帝时，特受敬重。可以说，范泰为范晔后来的仕宦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范氏家族尽管起步较晚，但笃持儒学，是一个文化家族。范家精研《春秋》，代代相传，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集范氏家学之大成，为儒家典籍研究的传世之作。此外，范家难以避免地受到时代风气影响，从范汪到范泰，在坚持修习儒家经典的同时，对佛教的信仰也越来越浓。相反，范晔与他的同族晚辈范缜则固守传统家学，抨击佛教的神鬼宣传与因果传说，力主无鬼论，范缜宣起的神灭论之争更是中国思想历史上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第三章主要分析范晔的仕宦经历、性格特点，以及其人生悲剧的根源。范晔在思想上秉承家学，摈斥佛、鬼，在仕宦上也幸赖其父勋荫，初始较顺，但他性格轻躁，元嘉九年（432）冬，竟然在彭城王刘义康母妃去世之日，开窗醉听挽歌为乐，结果被贬宣城。正是在宣城这段时期，他完成鸿篇巨制《后汉书》的编写工作。因为性格轻躁，范晔对上司倨傲，与同事不能同心，日常交游又十分不慎，最终陷入了宋文帝与刘义康斗争的旋涡，成为皇族内讧的牺牲品。范晔的悲剧正反映了南朝士族阶层的退化。范晔出身士族家庭，学有一身才艺，心志高狂，适性任己，但既没有经略军政的实际能力，又缺乏成就大业的勇气，最终的悲剧自然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第四章主要论述范晔的史学思想及史学观念。范晔虽死，但留下史学名著《后汉书》。在这部书中，范晔贯穿了自己的一些史学思想与观念。首先，与司马迁、班固不同的是，他不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百科全书式的史学思想。他的出发点是朝廷政治的兴衰变化及演进轨迹，他著史的目的在于“正一代之得失”。可以说，范晔是第一位明确指出历史文献、历史记载、历史研究应服务于社会现实的史学家。[11]其次，范晔受家学影响，对儒家学术非常重视，在政治上推崇儒家以德化人的王道精神，主张实行宽和的仁政，反对苛酷细察的政治行为；在学术上倡导抛弃利禄得失的“为人”之学，反对只在“为己”的学术事业（参见《桓荣列传论》），更反对统治者出于巩固一家一姓的小利而利用学术，阉割学术的行为。范晔并不彻底否定谶纬，但他反对将谶纬定为国学，那样一来，学术就走入了偏狭的末弊，难以培养与造就德行兼备的大儒与通才。范晔的思想也有矛盾的地方，如对周边民族的武力征服观点、天命观点；对阴阳五行、善恶报应的看法；对有无鬼神的判断，等等。最后，范晔受南朝时代的影响，门第观念较强。
本书第二部分着重论述作品。对作品的研究，笔者主要集中在人物传记部分，对四裔传及志、帝纪这些不以记人为主的部分则略而带过。此外，对《后汉书》与《三国志》重叠的记叙与描写部分，本书也从略分析。本部分也分四章论述。
第五章主要论述《后汉书》在体例上对前代史书的继承及创新。《史记》《汉书》的创作都表现出家族相传的积累性特点。《春秋》是范氏家族的家学，范家也称得上“世载雄狐”（《晋书·王准之传》载王彪之语）。范晔作《后汉书》继承《春秋》褒贬善恶的特点。但在体例上，以及传记人物的取舍上，范晔主要取源于《东观汉记》及先前已成的有关东汉的诸家历史著作。笼统地讲，各家《后汉书》，包括范晔《后汉书》主要取材于《东观汉记》，仔细分析，我们发现范晔师法了《东观汉记》的纪传体体例；范书中东汉前期的传主人物主要来自《东观汉记》。范书中东汉后期的传主人物则主要来自谢承《后汉书》，一些则来自司马彪《续汉书》。此外，与前史不同的是，范书新设一批类传，如《文苑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等，但这些类传并不是范晔凭空自造的，这些类传的设立是范晔吸收前人创作成就，化为己用的结果，如《列女传》明显受到刘向《列女传》影响，而为皇后立纪，华峤《后汉书》、王隐《晋书》已有前例在先。范晔《后汉书》的编写还受到一些文学著作的影响，如《搜神记》等。
第六章主要论述《后汉书》人物传记描写人物的技巧与方法。历史传记是一种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体裁，它要求真实性与形象性恰当的结合。因此，怎样取舍、组织历史人物的人生事迹，以表现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这才是史传作者最需要下功用力的地方。《后汉书》在描写、塑造历史人物形象上注意到向前代史传文学学习，如运用细事写人、集中所有笔墨重点突出传记人物的主要特点、抓住典型情节写人物、运用夸张笔法写人、对比写人等，取得较好的效果。范晔也吸收其所处时代一些文学作品的创作技巧，有的篇目甚至全部采用虚写的方法，从侧面勾勒传记人物的性格特点，如《黄宪传》等，颇得传神写照的妙处。正因为如此，《后汉书》的帝王、功臣、经士、文士、党士、逸士、奇士、方士、外戚、宦官等各类人物，各有特色，人物类型的丰富性直逼《史记》。《后汉书》写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应是颇具激烈之气的壮士，以及富于悲剧色彩的义烈之士。范晔在写这类人物时，往往先渲染出壮烈或悲烈的气氛，置身于这种气氛中的传记人物也因此显得有声有色，生动有神，极具感染人心的力量。
第七章主要论述《后汉书》的编写结构与叙事方法。《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开创之作，在全书的结构安排上表现出在一定程度上的非整齐性。《汉书》的特点是体裁详密，结构整饬。《后汉书》在结构安排上更倾向于《汉书》，但又具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后汉书》单传减少，合传增多，多个性格特点相类的历史人物往往集中于一传之内，他们的传记一个接着一个，前后累叠，易于失去有机的贯连。为此，范晔采用“牵连法”（李景星语），将合传内各个传主人物的事迹彼此牵连起来，使传记更像一个整体。一些类传人物传记的前后排列甚至呈现一定的内在规律性。具体到一传之内，史传已形成一套比较固定的行文结构：传记人物姓名、籍贯、家庭出身、仕宦履历等。史传创作大多是“带着这套镣铐舞蹈”。《后汉书》一些人物传记的开头、结尾颇有特点，多数人物传记注意先立“传眼”，全传围绕传眼展开。一些篇幅较长的人物传记，在叙述结构的安排上颇具匠心，全传的叙述头绪虽然比较繁杂，但范晔总能使人物事件前后关联，使全传叙述线索杂而不乱。此外，《后汉书》借鉴前代史书创作的一些叙事方法，如互见法等，但突破不多，所以，笔者不专门加以研究、讨论。赵翼认为《宋书》的带叙法最佳，《南齐书》的类叙法运用甚妙，实际上，《后汉书》在带叙法与类叙法的运用上已经达到比较成熟、比较巧妙的境界。
第八章主要论述《后汉书》的语言特点及序、论、赞的行文特点。刘知幾曾道：“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12]《史记》《三国志》的叙述语言都比较简洁，《三国志》则伤于过简。《后汉书》的叙述语言简中见密，简中见丽，简而不滞，与魏晋时代语言运用的“高简”有同工之妙。另外，与前代史书相比，《后汉书》大量引用民歌、格言、谣谚等描写人物、记叙事件，也达到了以简胜繁的效果。《后汉书》真正可以肯定为范晔独力创作的部分应是序、论、赞。序、论、赞的创作也是范晔最引以为骄傲的成果。序、论、赞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体，因而各自具有不同他体的写作特点。其中，序、论的文学价值最高，文学成就最大。《后汉书》的序、论具有较为明显的骈俪化倾向。一些序、论还通过句子的整散组合、音节的起伏跌宕创造出一种婉转顿挫的气韵。序、论所取得的这些特点与宋初文章创作风气、风格颇相一致，说明南朝文史创作存在相互影响与借鉴的情况。
最后，尽管范晔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但他的《后汉书》在文史两方面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后汉书》所表现出的创作个性甚至超过了《汉书》，接近《史记》，笔者认为这应是范书淘汰其他诸家后汉史书，流传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参见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史传文学的下落与杂传散传的纷起”；张新科《唐前史传研究》（博士论文）第三章“唐前史传文学嬗变轨迹”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及李祥年《两汉魏晋南北朝传记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之第五章“正史传记的跌落（上）”、第六章“正史传记的跌落（下）”。
[2] 据韩国朴宰雨《〈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的统计，《史记》有主要人物908人，《汉书》有409人。他所列的数字可能并不仅仅包括各传传主人物，而应包括各传所写的主要人物。《史记》的传主人物不易统计，如将一世家作一传主计，则共约206人，其中，汉代传主人物共有约99人（包括本纪、世家、列传），其数目少于《汉书》。但《史记》的世家乃世系性传记，一世家顺序记载该家族诸多人物，主要人物也往往不止1个，所以，世家的传主人物难以统计。《汉书》约有传主人物247人，《三国志》约有237人。
[3] 《十七史商榷》（北京市中国书店据上海文瑞楼版影印1987年版）卷61“范蔚宗以谋反诛”条。
[4]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7页。
[5]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275页，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6] 施章：《史记新论》，第14页，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7] 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虞云国整理：《越缦堂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8] 《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9] 张新科《唐前史传研究》（博士论文，第41页）：“《后汉书》的感情色彩是可以与《史记》相媲美的。”传记人物的丰富性见第2页注释④及上论。
[10] 《中古文学论著三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页。
[11] 参见王锦贵《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12] 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