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紧邻徽州的太平岭下与浙地

一 徽浙两地源远流长

1.山水相连

徽州，古称歙州，又名新安，位于安徽长江以南地区，亦即安徽南部安庆境内古称皖山的天柱山以南新安江流域，历史极其悠久。徽州的建置及境域，宋代以前变迁频繁，自宋以后，则相对稳定。徽州之命名肇始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即改歙州为徽州，自此除元末曾改称兴安府（1357—1367）外，直到辛亥革命后废府留县的790年间，其名前后沿用长达780年之久，所辖6县不曾有变，范围包括今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及黄山区的一部分，以及现属于安徽省宣州地区的绩溪县、属于江西省的婺源县。向号“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徽州境内，高山环抱，群峰参天，丘峦屏列，岭谷交错，盆地平原隐现，兼得波流清澈，溪水回环，故而分外清荣峻茂，水秀山灵，加之粉墙黛瓦相缀，逗引多少古今文士骚客流连，“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明汤显祖曾如此感叹。然而，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一句“吴头楚尾”，则将徽州地属边缘，开发较晚的古貌披露之余，更将其与吴越、荆楚交汇融合之事象，昭然若揭。

当然，近世以来，士子内迁，理学昌盛，儒商竞走，徽州一府六县已然成为全息包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基本内容的典型标本，并流播于江南和淮扬等处的中华大地。现如今，徽州文化以其独树一帜的传承中华正统文化的姿态彰显于世，徽学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地方学，并被誉为与敦煌学和藏学并列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

古徽州地图[1]

浙江，原为钱塘江之古称。发源于徽州休宁县境内的新安江，是钱塘江的上游与北源，其自东入浙江西部，经淳安至建德与兰江汇合后为钱塘江干流桐江段、富春江段，再东北向流入钱塘江。流经浙地的钱塘江，一水三折，状貌如“之”，故又被称以“曲江”、“之江”、“浙江”。省以江名，始于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清改浙江省，省名至今未变。

浙江全图[2]

浙地有史以来，行政区划及其建制多有变动，直至浙江作为省名之后，其行政区域才开始稳定少变。钱塘江由南往北贯流浙地之际，亦将浙江一分为二，即：钱塘江以西的杭嘉湖平原区域为“浙西”；而钱塘江以东的丘陵和沿海的一些小平原地区，包括绍兴、宁波、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台州和舟山等地，则谓之“浙东”，两者合称为“两浙”。浙东包括明清时期的绍兴、宁波、台州、温州、处州、金华、衢州、严州八府，浙西包括杭嘉湖三府。浙江地势由南往北倾斜，浙东八府地势相对杭嘉湖三府较高，且钱塘江由南往北走，因此，浙江当地人惯将浙东八府称为上八府，浙西三府称为下三府。上八府的人到下三府去叫“落去”，从下三府回到上八府则称“上来”。不过，“浙东”、“浙西”多为文人雅士喜称；“上八府”、“下三府”，则为大众惯用。[3]“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两浙的文化生态亦各有春秋。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广志绎》中的相关议论颇为精辟：“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居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又：“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4]意即浙西人奢靡而雅致，浙东人淳朴且多慨，亦即宁绍两府盛科举、经商之风，从事胥吏的人较多，出门营生风气甚浓；金衢两府地区的民风善武好斗，当兵人多；台温处三府地区则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出外经营的人少。寥寥数言，两浙亦柔亦刚、重农重商、重举重仕、重土安迁的多元样态毕现。浙江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经世代变迁，几度南北融合，由此氤氲而成的文化传统，底蕴深厚，绵延悠久，传承不息。

浙江境内，南起宁绍，北到杭嘉湖，并且及于苏南，由于春秋时期句吴和于越两国并起于此，故在地理上常被称为吴越之地。对于古籍中有关吴越分疆，界以“钱塘江”之诸多说法[5]，今人并不以之为然，直陈春秋时代吴越两国多次交战，胜负互见，国境屡有变迁，吴越作为一种地理区域的概念，并无严格的界限，进而直言“吴和越乃为语系相同的一族两国”[6]。对此，陈桥驿先生在《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中专此考释：宁绍平原从晚更新世以来自然环境的概貌，也就是古代越族赖以繁衍生息的地理基础。那是一片匡光的平原，具有背山面海的形势，距南面不远，就有山林之饶，而平原北缘濒海，又有鱼盐之利，平原上气候暖热，水土资源丰富，于越部族的祖先，是在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繁衍发展起来的。河姆渡文化是越族在宁绍平原繁衍生息的晚期文化，是越族从平原进入山区以前的最后聚落之一。1973年在余姚江以南，四明山以北发掘的河姆渡遗址，在四个文化层中，发掘出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木器以及木构建筑等，从出土的大量农具、稻谷等进行判断，农业已经成为当时的主要生产方式。当然，采集和渔猎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卷转虫海侵的发生，宁绍平原的环境剧烈恶化，生活于其地的越族居民，实施了部族历史性的大规模迁移。距今1.2万年前后，第一阶段的迁移路线有三条，一是越过舟山丘陵内迁到今宁绍平原；二是外流，利用原始的独木舟飘向琉球、南日本、南洋群岛、中南半岛和经中国南部各省沿海等地；三是有一部分利用舟山丘陵的地形驻留下来。距今1万年以后，由于环境恶化，古越族进入了他们迁移中的第二个阶段，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越过钱塘江进入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区；另一部分随着宁绍平原自然环境自北向南的恶化过程，逐渐向南部丘陵区转移；还有一部分利用平原上的许多孤丘特别是今三北半岛南缘和南沙半岛南缘连绵丘陵栖身。越过钱塘江进入浙西与苏南丘陵地区的越族居民，就是以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的创造者，即历史上所称的句吴。《越绝书》提及于越与句吴“为邻通俗”、“同气共俗”和《吕氏春秋·知化篇》所论及的“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吴越春秋》卷三“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以及当今学者谭其骧所持的吴越一族两国说，皆缘于此。[7]

于越部族是古代在浙江省境内活动最早的部族，也可以说是浙江省的土著[8]，他们也是当初海侵之后，留在宁绍平原的越族居民。经历播迁离散，进入会稽、四明山区之后，曾经习惯于《越绝书》卷八所说的“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生活”的越族居民，过着“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生活，和部族在平原上的全盛时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于越原始的迁徙农业逐渐向比较高级的定居农业过渡，即部族居民开始从会稽山地移向宁绍平原。越王句践率部众把都城从会稽山地的嶕岘大城移到山麓冲积扇地带的平原，则为这种发展的重要标志。除农业外，于越的手工业在越王句践时代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中包括开采与冶炼各种金属在内的手工冶金业，闻名于世的“越王剑”即铸造于此。

越王剑[9]

同时，于越此时的造船业、建筑业都颇为发达。于越领袖句践也正是借此卧薪尝胆，最终击败强吴，迁都琅琊，称霸一方，其后七代。终因穷兵黩武的东征西讨，及其内乱不已，于越大败于楚威王，被迫避“走南山”（《越绝书》卷八），从此离开与北部中国诸族相杂处的定居了二百多年的琅琊，回到了浙东的会稽山地，经此一蹶难以再振。

秦以强力统一中国后，因忌惮《秦会要》所说的“东南有天子气”，秦始皇对于越部族采用了极其严酷的系列同化政策，即置郡县、徙越民、更越名，直至刻石颂德铭威。正如《越绝书》卷八所载，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至会稽……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秦始皇一方面把浙东的于越居民迁移到今浙西和皖南的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一带；另一方面又把“天下有罪適吏民”迁到浙东各地，由此来促进于越居民与其他各民族的杂处与同化，从而消磨其原部族的锐气与特点。为秦王朝用武力赶出宁绍地区而向南迁移至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沿海一带的于越部族居民，即史籍中所谓的东越，经一度离散后重新聚集，并于秦末加入了风起云涌的反秦行列，这也就是《史记·东越列传》所载的：“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坿，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这里所说的“东冶”，在今福州一带；“东瓯”，在今温州一带。他们都是于越部族从宁绍地区播迁流散的部族分支。经反秦战争和此后西汉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即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又迁瓯越、闽越到江淮地区]，其部族特点在与汉族融合过程之中，渐以消散。换言之，从楚威王“大败越”到汉武帝时期，经过二百多年的种族大换班，吴越地区由夷越文化变为汉族文化，这是史家所言的吴越文化的第一次转型。吴越文化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型变为汉代以后的崇文型，政治色彩由浓转淡。

“徽之州在万山中，视他郡最高。昔人测之，谓与天目齐，浙江之源发焉。东涉浙江，其滩之险有三百六十；西通彭蠡，其滩之险有八十四，其岭之危有五；南界马金、白际之高，北倚黄山章岭之秀。”弘治《徽州府志》中的这番言辞，一方面将徽州之雄奇刻画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则揭示出徽州与浙江天然之联系。对一个以农业为发展基础的古代社会而言，自然环境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浙江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大致可分为浙北平原、浙西丘陵、浙东丘陵、中部金衢盆地、浙南山地、东南沿海平原及滨海岛屿六个地形区。徽州的山地丘陵地形与紧邻着的浙江金衢盆地及杭嘉湖平原形成落差，此处的溪流大部分呈东去之势，由此无形中加深了徽州与浙地的联系。明清徽商鼎盛之时，婺源溪头乡一带的乡村，流传着这么一句：“不慌不忙，三日到余杭。”古时徽州和杭州以及江浙一带的关系之紧密，由此可见一斑。

2.文脉相通

徽州地区与浙江之地，山水相连之外，还同源古越。最为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徽州地区下冯塘遗址与屯溪西周墓地的发掘。下冯塘遗址位于安徽省歙县富堨冯唐村，1994年和2010年曾两度发掘。考古学者对下冯塘遗址出土遗物从制作、形态到使用，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组织结构等情况进行了研究与分析，认为下冯塘遗址年代大约在夏代时期，相当于马桥文化前期；下冯唐遗址处于皖南山区新安江上游流域，尽管四周群山环绕，有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但其与该流域其他已发现遗址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相似与联系。其中，下冯塘遗址出土的石镞、石锛、石刀等与马桥文化出土石器从种类到形态上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从陶器上看，该流域出土的陶器从陶质、陶色，到种类、形态特征也与浙江省西南地区出土的陶器有较大的可比性。[10]屯溪西周墓，位于安徽省屯溪市西郊奕棋村附近，乃西周中期贵族墓葬。1959年和1965年共发掘3座，均无墓穴。平地铺垫鹅卵石为墓葬范围，其上放置随葬品，然后堆土成冢，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墓葬有明显区别，而和东南地区土墩墓相同。其出土遗物有青铜器、原始瓷器等，被视为研究南方青铜文化和瓷器起源的珍贵文物。对于“屯溪西周墓族属为古越”之说，几无异议。198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安徽省博物馆编纂的《安徽考古工作三十年》中，就有此类推论。1986年刘玉堂的《论屯溪西周墓的族属》，则分别从古籍记载、遗址类比，以及屯溪西周墓葬本身所体现的古越族文化特征加以具体例证，并进一步借助史籍文献，对诸多因素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与分析，认为屯溪西周墓地主人属于古越中之“干越”。[11]

吴国特色纹

青瓷提梁盉（屯溪西周末出土）

王业友在发表于1991年的《安徽屯溪发现先秦刻划文字或符号》中指出，屯溪土墩墓出土了很多的原始瓷器及几何印纹硬陶，其所代表的族属，一般认为是古越族。[12]原始瓷器由印纹硬陶发展而来，江南各省出土也很普遍，也属越族创制。据此，屯溪土墩墓的族属，当是古代越族。[13]刘伯山在发表于2002年的《徽州文化的历史概念及其历史地位》一文中，就徽州先秦遗址的发掘立论道，从远古至春秋战国，徽州大地上的越人是属于哪一支越，目前还难考，但他们在徽州土地上生活并创造了文化这是肯定的。[14]浙地学者董楚平先生在其所著述的《广义吴越文化通论》中，对于屯溪西周墓族属古越之干越说表认同之外，还强调指出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至中南半岛的古代居民，都是古越族，史称“百越”。扬越、干越、于越，都是中原人对这些越人的称呼，界线并不十分明确。“于越”与“干越”都是“越”。因此，太湖、钱塘江流域与皖南、赣东北文化面貌基本相同，故主张将皖南的徽州文化与太湖地区的吴文化、宁绍地区的越文化，以及浙南的瓯越文化，一并视同吴越文化的地方类型以考量。[15]

徽州山越民俗风情园表演

雒越人首纹青铜匕首越剑

如果说先秦时期出没于徽州地区的古越族支系尚存或然的话，那么从战国后期至三国期间，活跃其间的所谓“山越人”，乃多为于越一族，则毋庸置疑。所谓“山越”，是对江东地区未被政府控制的山野居民的泛称，其民族成分，越人居多，主要聚居于今皖、浙、赣三省交界的山区。[16]徽州山越之众，自然要拜赐秦始皇惯用的“强干弱枝”一统天下之伎俩。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后，王翦开始率师定江南，降百越，并于秦始皇三十年左右，在徽州设障郡，置黟歙二县。为加强对徽州本土的越人的统治，并瓦解其势力，秦始皇再次施展当初秦灭六国“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的手法，把会稽的越人大规模迁徙至皖南与钱塘江以北各地。《越绝书·记吴地传》云：“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也。秦始皇刻石徙之。”《越绝外传》：“秦始皇至会稽，徙于越之人于乌程。”《吴越春秋》：“秦徙大越鸟语之人置。”为外来强力所迫，遁入浙、皖、赣一带的山区于越后裔，“依阻山险，不纳王租”，遂为“山越”。秦汉之际，山越人“依山托险，筑石为屋”，利用自制金属武器和生产工具，刀耕火种，自给自足，史载“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诸葛恪传》）。到了三国时代，浙东、西和皖南山区的山越活动越发频繁，以致对东吴汉人政权构成威胁，孙吴政权几经力讨方得以平定，随之设县管辖，并将山越余勇悉数编入军队，古徽州地区由此而走出封闭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由于特定的历史与地理因素，自秦汉以降，徽州与浙地渐成为北人南迁的高移民社会，并由此于南北高度融合中得以充分发展。不过，两汉之际迁入徽州的中原士族，据《新安名族志》统计，仅方、汪两族。[17]其中方氏南迁为避“王莽篡乱”。历史文献记载，徽州方氏始迁祖方纮，世望河南，为汉司马长史，西汉末年，“避莽乱，之丹阳，为东乡鼻祖。纮公孙曰诸公，封黟县侯，支分派衍，蔓延天下，江南盖半其苗裔矣”[18]。汪氏则“因中原大乱，南渡江”。历史文献记载，汪氏始迁祖汪文和，世望颍川、平阳。汉中平间“破黄巾贼，为龙骧将军。建安二年丁丑，中原大乱，文和南渡江，孙策表授会稽令……黟、歙尝羁属会稽西部……文和遂家于歙”（徽州《汪氏渊源录》）[19]。此后，即两晋、隋唐五代及宋元，随北方干戈一再，徽州才相继出现了大规模的北方移民。徽州方志称：新安大族“半皆由北南迁，略举其时，则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乱，此三朝为最盛”。对此，徽州学者周晓光在《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原士族迁徽时间集中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两晋之际。是时中原地区因永嘉之乱，造成人口南迁的高潮。中原士族跨江南下后，又因东晋小朝廷内部动乱连绵不断，江南残破，庐舍为墟，因此有9个家族便径直避入徽州，这些入徽的名族是程、鲍、余、黄、谢、詹、胡、郑等9姓。第二阶段，乃隋唐五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中原动荡，四海沸腾，因而迫使更多的士族南迁避难。这个阶段，定居徽州的有24族，这些迁居徽州大族分别有陆、程、叶、孙、洪、罗、舒、姚、赵、戴、康、施、冯、夏、李、朱、潘、刘、曹、毕、王、江、许、廖等，其中近20族迁自唐末。第三阶段，为两宋之际。靖康之乱，金兵南侵，大批士族涌入江南，形成第三次人口南迁的高潮。这一阶段来徽州定居的共有15族，有柯、宋、张、周、阮、杨、蒋、刘、饶、马、滕、孔、徐、吕、韩15姓，其中11族来自两宋之交。[20]唐末五代，移居徽州的中原士族人数最多，占54%。其迁徙路线，则呈现为由交通最为方便、经济最易开发的歙县和休宁至深山更深处的婺源、祁门、绩溪和黟县。[21]

几度大规模的北方移民南迁，对于徽州影响极其重大。首先是宗族文化的发达。中原衣冠徙居徽州，聚族而居，子孙繁衍，逐渐形成众多的世家大族，因秉承与光大中原宗族文化而兴旺发达。诚如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刊言：“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宛然具在。以言乎派，则如江淮河汉，汪汪千顷，会于海而不乱；以言乎宗，则如泰华之松，枝叶繁茂，归一本无二；言乎世次，则尊卑有定，族居则闾阎辐辏，商贾则云合通津；言乎才德，则或信义征于乡闾，或友爱达于中外，或恬退著述，或忠孝赫烈。至于州里之镇定，六州之保障，诸儒之大成，宗庙血食，千载不磨，又名族之杰出者。”[22]其次是随之而来的社会风尚的改变，即由“崇武”而“尚文”。因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因素，曾经弥漫于徽州的山越“尚武”之风，并没有随着山越一族的湮灭而消失，有关徽州地区的“崇武”事象，许承尧曾在《歙事闲谭》中道：“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23]以“武”扬名的徽州人物，自唐以后才不复载；而以“文”名世者，南宋之后方大增。始有所谓“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24]。换言之，唐宋以后，一方面由于迁入徽州的中原大族累世奉儒并重视文教，另一方面也因以讲学为己任者层出不穷，徽州向学业儒者大增，读书风气日盛，且一直延续到清代。赵汸《东山存稿》中道：“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25]缘此，史上开化一度晚迟的徽州，竟成为近古以来中华学术思想之担纲，从程朱理学到乾嘉朴学，硕儒鸿彦薪火相承；与此同时，科举及第，名臣辈出。最后是北方大族的大规模迁入也带来了经济历史性的发展。《唐会要》称：“每岁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东、福建、湖南等道。”将宣歙列为中唐以后支撑唐王朝财政大厦的江南八镇之一。韩愈在《送陆歙州诗序》中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州为富州。”徽人从商的历史，见诸文献记载可追溯至东晋。但作为一个以乡族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其崛起则在明中叶，繁盛于嘉靖、万历之际。由于徽商抓住明中叶海洋贸易带来的机遇，使海上贸易与布、盐、典、木、茶等行业相结合，并建立起商业网络，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沿岸极力推进商业化和城市化，在南京、芜湖、安庆、武汉、扬州、苏州、杭州、临清等城市建立商业中心，开辟了“无徽不成镇”的局面。如此风习濡染之下，南宋后的徽州社会俨然形成了以聚族而居的宗法制度、“贾而好儒”的行走徽商以及盛行不衰的节烈之风为基本特征的文化生活风貌。

徽州大学士牌坊（歙县城内）

徽州贞节牌坊（歙县许村）

浙地北方移民的情况与徽州相较，有自身的特点。

其一，浙地的北方移民规模与影响形成较早。

虽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班固亦在《汉书·地理志下》道：“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然而，因为秦始皇以及汉武帝为“强干弱枝”而“徙强宗大姓”，以及为官、封国等因素，一向被北方视为蛮荒化外之地的江南，早在秦汉之际，便有中原士人先后迁入。譬如，后来东吴四大姓之一的吴县陆氏，原为中原世族，西汉时陆烈被委任为吴县令，子孙发展成为“江东大族”；东汉山阴名人郑弘，其祖父本是齐国临淄望族，汉武帝徙强宗大姓，而率子移居山阴，后发展成会稽大姓；上虞王充，祖籍魏郡元城，西汉时祖上因军功封于山阴，后迁居上虞。汉末乱起，“中原人纷纷南下避祸，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北方人民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南迁，其中有不少士人”[26]。东汉崇儒，地方循吏重名节倡教化并优遇文士，加之势力壮大了的土著化江东大族的收恤养士[27]，北来士人，越陌度阡，纷来投奔，东汉江南士人群体由此而兴。对此，王卫平在《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中指出：其人数之众、群体之势、建树之炽，乃西汉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如此，东汉士人群体在品德修养、学识积累、官阶业绩等方面，也一改西汉窘境，即：三公宰辅者有之，地方郡守、刺史官声隆者亦众之；同时，获中土饱学之士赞誉者亦不乏之，如王充、赵晔、包咸、吴君高、周长生、阚泽、虞翻等。[28]对此，董楚平先生认为：“东汉时期吴郡与会稽郡孙吴名人大姓，基本上是西汉时期或西汉以前已经住在吴越地区。《后汉书》列传所列23人，没有一个是西汉末年避难而来的。”“太湖、钱塘江地区的种族大换班，到西汉中期才基本完成。东汉时期的户口增加，文化进步，基本上属于本地区的自然增长与自身发展，主要不是依靠外来人口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涌入，这一点与后来的六朝时期根本不同。”[29]二者相关论说，虽有些许参差，但皆认为北土南迁，中原文化也因之开始流播江南，随着东汉进一步崇儒汉化，浙地的文化面貌为之大变，社会风习由尚武变为崇文。

其二，对浙地影响最大的北人南徙，与史上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两次南移相关。

第一次是，西晋建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汉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而迁移南方，在两晋南北朝近二百年间，我国历史上经历了第一次民族大迁移。其规模之大，人口之众，前所未有。此番南徙，不乏世家与高僧，如流寓会稽地区的就有北地泥阳傅氏、颍州鄢陵庾氏、高阳许氏、陈郡阳夏谢氏、陈留阮氏、太原晋阳王氏、太原中都孙氏、江夏李氏、琅琊王氏、高平金乡郗氏、谯国戴氏、乐安高氏，高僧支遁，此正所谓“中原衣冠之盛，咸萃于越”，因“高人文士，云合景从”，会稽亦成为“六朝文物之薮”（康熙《会稽县志》卷七《风俗志·习尚》）。随同而来的还伴有大批富有生产经验的农民及各色手工业者，他们的到来，无疑对推动江南浙地经济大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以至“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传》）。第二次是，北方政治中心因南宋定都临安而再次发生南移，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北方文化的南移。此次由“靖康之难”所引发的移民潮，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与深远。一跃而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浙地，借着中原文化数千年精华之荟萃，获得了空前繁荣与发展。[30]吴越地区（长江下游）作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就此成为定局，自此不曾改变。[31]

其三，在秦汉以降北人南徙的进程中，浙地依次出现了会稽与金华两个侨居中心。

会稽之地，曾经的越国故地及治所，政治经济相对发达，辖属常被调整和压缩。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将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治所为吴县（苏州市姑苏区），拥吴、越两国之地，领24县，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仙霞岭、牛头山、天台山以北和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及新安江、率水流域之地。[32]汉初会稽郡又称吴郡，“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间者阔焉”（《汉书·严助传》），领20余县。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以“浙江”之北为吴郡，仍治吴县；以“浙江”之南为会稽郡，治所山阴，领有山阴、鄮、乌伤、诸暨、余暨、太末、上虞、剡、余姚、句章、鄞、章安、永宁等10余县。三国吴时，会稽郡仍治山阴但被进一步划小，所领10县，仅相当于后世的宁绍地区。会稽作为江南当时最为发达与知名之地，甚得南渡士人的青睐，纷纷落籍于此。据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学》统计，《汉书》载有扬州所辖6郡士人19人，其中会稽郡4人；《后汉书》达52人，其中会稽郡23人。[33]永嘉之乱后寓居会稽的北方士人，多为文化名流、高僧隐士，主要集中于远离政治中心的剡溪（上虞江流域）。而那些用世之心较切的北方士人，多居于建康一带，这使会稽东部形成特殊的文化气氛。当建康城里钩心斗角，江淮地区金戈铁马之际，这里却诗赋唱和，曲水流觞。这批会稽名士的生活，还有点竹林七贤的遗韵，这里孕育出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上水诗人“二谢”，后来，江南第一大佛，佛教天台宗，都诞生于会稽东部。[34]金华，地处金衢盆地东段，为浙中丘陵盆地地区，地势南北高、中部低。“三面环山夹一川，盆地错落涵三江”是金华地貌的基本特征。金华建制久远，春秋战国时期属越国，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置会稽郡和属县乌伤（今义乌），金华属乌伤县。南朝陈天嘉三年（562）东阳郡改名金华郡，隋开皇十八年（598）改东阳为金华县隶婺州，直至元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攻取婺州路，改宁越府为金华府。明成化八年（1472）析遂昌、金华、兰溪、龙游县部分地置汤溪县。金华府领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八县，故有“八婺”之称。南宋初的移民，规模远比“永嘉之乱”大，时因会稽（绍兴）的良田美地多为先民所占，宁波、金华、温州等地遂成为北方移民的新方向，不少北方文化家族也因此迁到浙东，金华著名的文化家族吕氏、宁波著名的文化家族王氏等，就是此时从北方移来的。金华本是文化落后地区，北方大族巩氏与吕氏迁入后，办学授徒，风气始开，浙东学派，也因此而开启。吕祖谦则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杰”。至南宋中后期，金华遂成为理学的重要中心，金华也因此又有“小邹鲁”之称。

3.相交相融

“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所以说，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35]徽州与浙地一并成为北人南徙之高度移民社会本身，就意味着自古以来南北文化的激荡与融合，之于徽州与浙地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从尚武到崇文的社会风尚的转变，到徽文化与越文化纯正、成熟、鼎盛状态的呈现，并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及其中国最发达的区域文化，鸦片战争后发展成为文化转型的最先进地区，并率先与世界接轨，从古代型变为近代型。[36]于此期间，徽州与浙地之间文化联系更为紧密与深刻。

“一般来说，不论文化如何定义，学术都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学术的‘文化色彩’最为浓厚。人们说一地文化发达，其主要意思是指该地的学术文化较为发达。在传统中国，儒学被视为官方正统的思想，因此所谓的学术，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中心的。”[37]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中原士族大都是“经学传家”，随着他们的入主徽州，中原文化亦在徽州迅速、广泛传播，并于唐代末期一统徽州天下，罗愿曰：“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新安志》卷一《风俗》）新安理学是朱子学的重要分支之一，该学派由徽州籍理学家为主干组成，奉祖籍徽州婺源籍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为开山宗师，以维护继承、发扬光大朱子学为基本宗旨。该学派自南宋崛起一直延续至于清中叶，历时600余年，对12世纪以后中国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8]宋元时期朱熹学说与事功学派乃浙地学术主流，金华著名的“北山四先生”之首，何基直接受学于朱熹高徒黄幹。《宋元学案》更是将南宋至明初包括“北山四先生”在内的一干金华著名的学人，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胡长孺、柳贯、黄溍、吴莱、胡肋、吴师道、张枢、宋濂、王祎、胡翰等，视为朱学在金华的分支。不少学者指出，朱熹学说在明代能成为官学，与身为朱元璋身边重臣的金华朱学宋濂、王祎有很大的关系。

汉民族的文化内涵主要可以分成两大体系，即官方主宰下的大传统文化与民间自行发展的小传统文化。官方的大传统文化或称为高次元文化，是建立在政权的统治权威上，有其繁杂的典章制度与知识传统，也将文字化与经典化的宗教神权纳入文化体系之中，承认儒释道三教的信仰地位。民间的小传统文化或称为低次元文化，意即逸出高次元的范畴，仍采取原始性的文化运作形态，不被官方所认可，但又不能否定其存在的事象，诸如地方风俗与民间信仰等。[39]同系古越并共融于中原文化的浙地与徽州，其民间仍存有许多秉承久远的相同相通的文化事象。诸如，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和禁忌，故素有“信鬼神，好淫祀”之风。

如果说相似的历史演进，促进了徽浙文化深度融合的话，那么“无徽不成镇”的商业传奇，无疑进一步深化了两地之间的联系。“无徽不成镇”，说的是徽商的足迹遍及全国，正如万历《歙志货殖》所言：“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故邑（歙县）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即山陬海泉、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徽商足迹之广泛，以至有“无徽不成镇”之称。徽商如此发达，不外乎三。一是为土地资源的匮乏与人口增长的矛盾压力所迫而积极向外发展使然。奉行程朱理学，坚持“官本位”徽州社会，打破传统的“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观，提倡的“四民异业而同道”、“百姓日用即道”，以及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就是这一方面的写照。二是为徽州丰富的地方物产拥有境域之外的市场需求所决定。三是为徽商的“贾而好儒”、“官商互济”的独特文化所推动与促进。故而，徽商得以雄踞天下数百年，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中的翘楚。

徽商遍布的湖州街市

民初北平徽商合影

徽州文化也因徽商之行走四方而得以广泛流布，“伸展于中华大地，尤其伸展于以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州、湖州、太仓）和淮扬地区，以及芜湖、安庆、武汉、临清等城市为基地的所谓‘大徽州’”[40]。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徽商前往发展，名列全国重要都会之一的杭州，成为徽商聚集的经商据点，因此而迁居杭州的更大有人在，如列入杭州四大富室之一的徽州黟县宏村汪氏，便是由原先客居转而入籍杭州的。[41]其时，徽商广泛活跃于杭嘉湖市镇，具有徽商团体与组织性的会馆公所比比皆是。徽商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在促进杭嘉湖市镇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对提升市镇品味，提高市镇的知名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2]此外，曾经“徽行要津，商旅踵接”（《嘉靖昌化县志》）的“徽杭古道”，其起于徽州新安（今黄山市境），终至浙江昌化（古属杭州府辖，今临安市境），不仅见证了两地的社会发展状况，而且在近代抗日战争中担当起沿海敌占区与大后方的物流枢纽。如今虽已荒芜，但这充满沧桑的历史遗存，确可称为徽浙两地古来联系密切的历史印证。

徽杭古道

徽杭古道旅游示意图

总而言之，徽州与浙地文化层面的殊异与相通，近年来学者多有揭橥。浙地和徽州，历史渊源久远，地缘、族缘非同一般，许多文化事象相通、相近、相交融，越文化和徽州文化在某些方面有惊人的相似融通之处。徽浙由于曾经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明清商品经济的发达，更促其发展为近代率先睁眼看世界的时代弄潮儿。苏雪林虽然籍贯安徽太平但却生长于浙，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徽浙文化元素所生发的影响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