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晚清开始涌动的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与故事的理论背景
一项制度、一种文明的形成与实现绝非朝夕之功，需要长久的历史进化。追求政治清明、海晏河清的状态将是一个漫长的进程。这种漫长甚至可能跨越我们的生命、超越我们能够做出的想象。
人的一生是短暂而有意义的，相应的，一种制度、一种文明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引领风骚也只是一个阶段。盛唐文明初期的开明纳谏，赵宋社会经济的多元、士人政治的积极入世，蒙元政治的豁达扩张等诸因素无法延续到今天，作为积极成果会存在文化的传承（当然包括其涵化和濡化），但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瞬。抚今追昔，我也时常替生活在五代十国、魏晋南北朝、晚明、晚清等社会阶段的文人士子、凡夫俗子和社会众生扼腕长叹！在那样的昏天黑地中，我们的古人如何忍受专制、昏聩、糜烂、党争、不公、不正、不明……
历史发展的继往开来说明每一个人只能面对和解决他所面对的环境与问题，和学生参加考试，完成一张笔试考卷一样，选答题可以不做，但必答题是必须回答的，不然怎么得分呢？在任何时代一种包容、豁达的态度和理性、冷静的认识，一种务实求真的制度设计和果敢、妥协的操作精神都显得无比重要。因而，以平和而无私的胸怀在困境中探索，经历时间的塑造，承受历史的考验，才能为推动国家社会稳定安康贡献力量。
中国人需要怎样的政治生活？中国人需要怎样的制度秩序来安顿他们的政治生活？怎样的政治生活能让中国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适，在国际上扬眉吐气？晚清以来的近代中国各类政治力量和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角度抛出自己的方案、思想。这些问题也引发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思考和实践，也是晚清至民国期间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
1839年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夜，林则徐在这一年的努力是开创性的。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一年他都在干些什么呢？4月，他要求英国政府停止向中国贩卖鸦片，正式照会英国国王：“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6月3日开始，虎门销烟，震惊中外；6月17日，接见美国传教士卑治文（Brice, Calvin Stuart），表示想得到地理书、地图和英国传教士马礼逊（Morrison, Robert）所编的《华英字典》; 7月，他高度关注国际规则，组织人员对瑞士法学家滑达尔（Vattel, Emericide）的国际法著作《各国律例》进行选译；12月，开始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名为《四洲志》。他的行为为近代中国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打开了窗户，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这一年，他还开始研究西方的舰船、火炮资料。1839年只是一个平凡的年份，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这一年因为林则徐的上述行为和思考而并不平凡。翌年，震惊朝野的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的言行启迪和影响了一代中国人，面对列强侵略，如何应对和解决当下的危机，郑观应等先知先觉者设想以西方的议会制为钥匙，迅速打开中国通向富强之路的大门。这一制度到了中国，便“自然而然”地要“化”为君主与人民之间的桥梁——“下传君意、上达民情”。
研究《白鹿原》的政治文化传统，之所以考量从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变化，就是因为理论上的清晰和觉醒始终是影响社会进步和变动的动因。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国最先进的思想家面临的是怎样的情境和问题？鸦片战争彻底打碎了泱泱大国的想象，把一个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国家和社会展现在国人面前。救亡超过图存，国富民强一时间只是我们的梦想和目标。
制度不行，众多智慧的大脑终究认为还是制度不行。西方议会制的价值为什么被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此看重，竟成为当时的救命稻草？有两点被格外看重：其一，中国是盛行“普遍王权”的国度，“君民一体，上下一心”的价值设定，就可能成为统治者和人民双方唯一可考虑接受的模式。知识阶层对朝廷的要求也只是：“撤堂帘之高远，忘殿陛之尊严，除无谓之忌讳，行非常之拔擢。”“联合众情……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做到“上下一心，君民一体”。[3]其二，议会制度下人民主权价值设定与国家富强目标之间事实上并无必然的直接联系。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执意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离不开议会制度，中国要富强，就必然要建立两者之间的直接关系，就必须对议会制度在当时中国的价值进行重构。如何在中国推行“议院”？大体上他们做了四种设计：第一种是把中国“乡举里选”的传统与他们理解的西方议会制相变通；第二种是把西方的议会制与中国的科举制相结合；第三种是把西方的议会制与中国的官僚机构相混合；第四种是把西方的议会制与中国幕僚制相混杂。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思想的演进，康有为在19世纪90年代初认识到，西方政治是包括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等模式的一种复合政治结构，共和制与中国现有的制度相距太远，不可能为中国所取，君主立宪制与我们较近，有可能为中国所用。1895年，康有为等“公车上书”，立宪思潮不断启蒙。
作为近代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和政论家，梁启超毕生致力于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他进一步从“民权”的角度总结中国贫弱的原因：“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
实际上，民权是一个在中国传统语境下源于民本又超越民本，简单吸收西方政治部分因素的概念。中国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在传统和思维惯式上探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是君民“轻重关系”，近代知识分子调和了中西，设身处地把君民之间的“轻重关系”转换角度，演化成“平衡关系”。[4]民权概念的出现是历史进程中的现实产物。历史的进步和社会政治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其复杂性和渐进性。梁启超等人的思考有松散性和庞杂性的特征，前后有时也不一致，存在游离多变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动荡和复杂性。他们的探索是一种有益的和理性的试错过程，启发后来者重新审视议院制度和富强目标之间的关系。
天朝模型与文化变革
为了应付统治危机，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一方面，迫于西方政治、经济势力以及各种政治文化思潮的进入，不得不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所改变。1860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行官僚体制方面的变革。1898年，更是掀起了戊戌变法，进行全面的改革。在变法失败之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迫于大势，不得不在1901年开始实行“清末新政”，继续打起“变革”的大旗。另一方面，由于外来思想等的进入，更引起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担忧。在政治策略上，统治者十分自然地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一切变革都是在维护自身统治的前提下开展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变革是不得已的，只要有可能，有机会，他们就会采取种种专制措施，维护专制政权的合法性。甚至提出“防民甚于防寇”“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这样的荒唐之言，政治决断均取决于一己之私利，政治变革不过成了一块遮羞布。清朝统治者根本不可能主动向人民让权，还政于民。在1840—1898年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甚至在以后的历史时期，统治者都以人民素质不高为由，拖延实施宪法，迷恋人治而搪塞法治，留恋专制而拒绝民主。
西方强大于我们是因为他们有优越于我们的制度，那么我们如何效仿并结合自身实际建立起我们的一套制度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重中之重。具有“西方学者”之称的严复以对中西文化的深湛造诣为基础，通过认真钻研赫胥黎、斯宾塞、穆勒、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和思想，认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是解决这一冲突的具体方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偏好“共和”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取法乎上”的理念。即是说，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共和制比君主立宪制更先进更文明，学习西方就应该采用共和制而不是君主立宪制；二是孙中山推崇共和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反抗清朝统治的需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孙中山信奉共和“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权利，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5]。
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变动关系是一个头绪复杂、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在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一种天然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精神一定与该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6]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发展，封建专制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抨击以及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得到广泛传播之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在封建主义高压下日趋沉寂，难有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曾经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批判，呼唤民本主义。但清朝康、雍、乾时期，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使知识界噤若寒蝉，讳言时政。嘉庆、道光之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倡经世致用，但他们的变革并非要改变整个封建制度，仅仅局限于对封建制度的枝节修补。龚自珍看到这个时代将“悲风骤至”，进行了辛辣的抨击讽刺，对近代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的补救方案只能流于空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处于“万马齐喑”的黑暗与封闭之中。
首先，近代中国坚守“严华夷之辨”的传统。[7]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天朝模式的世界观认为中国文化即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因此，中国很难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儒家文化而在精神和制度层面接受认同他们认为是夷人的西方思潮。
在《尚书》（《禹贡》《周诰》）、《周礼》等著作中，有所谓的“九服之制”（或者“五服之制”），反映了上古时中国人对世界的基本理解。根据《国语》的韦昭《注》可知，这一世界图式是以“王城”（周天子的都城）为中心，向“九州”“荒裔”渐推，凡离“王城”愈近的，文化的程度便愈高，凡离“王城”愈远的，文化的程度便愈低，周天子的都城“王城”，则是“世界”的中心。这是中国人华、夷思想的最古老体现，这一文化思维模式浸透着浓厚的“我族中心主义”倾向，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渐渐地演化成“天朝模型”的世界观。
“天朝模型”的世界观，有以下几个特点：1.中国广土众民并且是位居平地中央的国家。2.中国的文化包括文字、道德、礼仪、制度等，无不优于四夷。3.中国是政治的中心，万方来朝，四夷宾服。4.中国物产丰饶，经济自足，无待外求。5.中国的道德原则对于一切人民都有效，古圣先贤的言行堪为后世法。“天朝模型”世界观的形成，使得中国的文化分子，用自己的心灵构筑了一道坚固的文明体系防线。华、夷不但成为种族的语言图腾，而且还成为人与兽、文明与野蛮的符号表征。传统的儒生文士们十分看重华夷界限，只允许“以夏变夷”，不允许“用夷变夏”。王夫之说：“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而其归一也。一者，何也？义、利之分也。”[8]
由此可见，发展到后来，封建礼义及其外在化的政治制度，成为“华夷之辨”所严守的最基本标准。在这种标准下，知识分子们甚至可以接受“夷狄”入主中原，因此，元朝和清朝的许多大儒认为，只要夷狄接受中华礼义就可以成为正统，这就是所谓的“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9]。
中国知识精英一直坚持的夷夏大防，深深地积淀浸透至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知识阶层的思维定式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夷夏大防导致了国人多忽视异邦的存在，而且在同异邦打交道时，想当然地以自己为中心，往往给予其不平等的待遇，对异邦之来中国通商，则视之为向中国朝贡，并且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这一心理上的盲目优越感助长了国人虚骄自满、傲慢自大的习性，使自己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自以为真，自高自大，不愿醒来。一部分率先觉醒的文化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发现他们所看到的西方，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世界，与传统中国所碰到的“四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因而有了向西方学习的念头，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应运而生。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社会大变局之中，华夷之辨的影响力仍然不可低估。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西方是蛮夷之国，除了以暴力毁灭中国的文明，尤其是中国的礼仪和政治体制，没有别的好处。对一个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充满优越感和高度自信的民族来说，让他们低下头来向历来看不起的夷人学习，那是绝不能接受的，会导致他们整个文化优越感的丧失和民族自信心的动摇。因此，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只能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层面上。
这就导致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不断出现彷徨、犹豫，反复曲折的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由于文化冲突引发的内心煎熬和痛苦，折磨着许多近代的知识精英。
对于清王朝来说，它的处境与以往汉族王朝比较，显得尤为尴尬。它不得不时刻提防汉族知识分子和民众对其“夷狄”身份的质疑，还要与朝鲜、日本等近邻论辩，批驳对方把自己称为蛮夷。因为“在18世纪，日本的儒学家与朝鲜同道竞相争称自己才是儒学真谛的继承者”[10]。面对这种尴尬处境，清王朝不得不保护明朝皇陵、大力提倡华夏礼仪、严守中华政治体制，以保证自己的正统和合法性。但这样做又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枷锁，它比汉族王朝更加关注正统性，而正统性的主要标志就是夷夏大防。因此，清王朝对于立宪一直怀有疑心，而且内心十分胆怯，总担心自己也被看成非正统的夷狄。
其次，这种文化抵抗也是当时的历史大背景造成的。由于近代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活动几乎是同步推进的，因此，对于一个靠武力强制侵入的异族文化，让向来自诩天朝大国、有着强烈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人从思想上很难接受与认同。可以说，近代中国人在向西方的学习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屈辱感，认为自己是在向野蛮和邪恶屈服。正如李鸿章所讲，中国自古以来文物制度完备，唯有火器一项落后，他对西方的制度在很长时间里抱有偏见。张之洞更是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都表现了一种矛盾的心理。而在事实上，他们不得不看到，西方利用其优势武器打败了中国，“欧洲的侵略扩张和它后来的变种，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事实”[11]，但在同时，西方也展现了其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文明追求的一面。
这种双重感受，使得向西方学习的中国知识精英们感到惶惑和痛苦。传统的道德教育使他们具有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和忠贞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残酷的现实又使得他们不得不痛苦地向西方这些蛮夷之族学习，其在内心痛苦之余，还有深深的屈辱。在民族危机的严峻时刻，向西方学习是知识精英们用来救亡的主要手段而已，功利性和被动性十分明显。
再次，清官文化在中国已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官文化源自性善论，反映的是民本思想，其主体是统治者。中国传统的“性善论”教育使百姓寄希望于统治者内心的圣明，而圣明的统治者应当是以民为本的，于是民本思想便发展起来。纵观中国历史，民本思想一直绵亘不绝，而且越是提倡民本思想，人们对封建帝王之圣明、对各级官吏之清廉的要求就越高。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重民的主体是君主与官僚，广大民众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消极的被管理者。把吏治清明寄托于道德的根基之上，便不会产生出用制度来限制政府权力的意识，更不会产生出一部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清官政治为封建专制披上了虚伪的、欺骗性的外衣，在封建社会政治的发展中维护了专制政治文化，清官文化在其中无疑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康有为和严复的方案
人类社会在迈向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中西方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处境。一个人、一个群体能不能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参与到这种生活模式中，是不同阶层，主要是不同个体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2]，获取自由和资格，成为独立自主的、享有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就成为作为本体意义上的“人”应该探讨的重大课题，成为民主的主要内容。传统中国在一种大一统的模式下，家族是王朝更迭的主力，刘、李、赵、朱、爱新觉罗等不同的家族操持着农业文明下老百姓的生活和政治权力的运行。当富强成为明日黄花，尤其是遭受近邻日本那样一个“蕞尔小国”的痛击之后，救亡压倒富强成为主流思潮。在知识分子心目中，在整个社会，当然独立自主、甚至富强都应该是在群体意义上的一种期盼。近代中国关心国家能否充分行使权利（权力），实现富强超过了作为个体的“民”是否享有基本权利，权力运行中是否需要限制国家权力等诸多问题。
康有为提出了大同社会中的理想模式，在社会蓝图设计中把“仁”“孝”等传统观念作为达到彼岸的主要手段。康有为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不能奢谈共和，因为共和是较远大的理想，只能由君主立宪渐次达到共和。
“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中国的落后挨打所带来的耻辱给他们思想上的震撼比他们对中国个人的悲惨生活状况的关切要强烈得多。因此，个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容易被他们看高的眼睛冷落在一边，最多也只能作为民族和国家致富的一种工具而被记起。”[13]
严复断定，中国从秦代以来就无所谓国，而只有家，政治权利全集中于皇帝一人之身，历朝历代都是君主专制的制度，实行的是家天下，亿万人民不过是皇帝的臣妾奴婢，天下的兴亡不过是一家一姓的兴与亡。皇帝是一国的象征和一切权力的集聚者，宪法、国家、王权都集于一身，一旦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对人民而言不过是换了一个新的主人而已。因此，这种家天下的统治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人民丝毫没有权利而且政权兴亡与其没有关系，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地位。“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14]严复是深信这一点的。
天朝大国地位的衰落、政治的腐败与黑暗、经济的凋敝与衰退、文化的专制与保守、军事的失败与无奈，整个社会陷于动荡困顿之中，社会整体感到愤懑而又无可奈何。对近代中国自身现状的屈辱与忧虑、对西方文明的困惑与探索一直困扰着乱世中的国民。许多人感到忧虑，对外国侵略和现实的黑暗表示极大愤慨，一个个“太息痛哭流涕”“梦寐不安，行愁坐叹”。马克思在著作中表达了这种愤慨：“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15]谭嗣同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书写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写出了多少中国人的愤懑之情，写来沉痛，读之悲愤，更激起无数人爱国救亡的豪情。在愤懑之余，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就会铤而走险，寻求生路。知识阶层无可奈何之中，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更面向了现实，力图改变现实。在愤懑与抗争之中，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中国传统政治产生了严重的认同危机。
一个国家人民共同的认同感发生动摇时会出现政治认同危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部落、阶级、种族、语言、团体的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是传统与现代、乡土与世界发生冲突，使新兴国家人民不知所从，甚至出现无根的感觉。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生活相对稳定。在封建皇权统治之下，民众受儒家等思想的影响，对自身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形成了一种近乎本能的自我认同。人们产生政治认同危机一般只有在异族入侵和皇权暴政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很难跳出传统政治文化的藩篱。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予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空前的震动。随着战争不断的失败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人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认同开始发生动摇，开始对传统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产生怀疑、反思，进而进行批判。
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思想变革，政治认同危机的发生，势必导致心理上的调整和对出路的探求。鸦片战争后，长期盘桓于士大夫头脑中的天朝迷梦开始瓦解。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面对着亘古未有的社会变化，不得不开始思考堂堂的天朝大国为什么会败于冥顽不化的夷人。沉痛之余，他们不得不承认现实的残酷。龚自珍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明确指出现实统治是“衰世”，是“日之将夕”。他用“万马齐喑”来形象比喻思想被禁锢，到处是一片死寂、昏沉、愚昧和令人窒息的状况。他们通过对失败原因的剖析，意识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魏源在报纸上看到朝廷征集信息的通告，感到十分痛心。中英战争已经过去，中国人依然不了解英国的基本国情。为此，他在林则徐组织编著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成《海国图志》，向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已知的世界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徐继畲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代表了这个时期的较高水平，他在自己所写的《瀛寰志略》中介绍美国时写道：“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这段文字被传教士于1853年刻于石碑上，赠给华盛顿纪念馆。石碑后来被砌在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内壁中。在封建专制长期统治下的中国，他们能够这样赞美无君主的政治制度，是很有胆识的。同时也说明他们对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有了初步的、感官的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清朝政府也开始推行洋务运动，中国人对传统和现实的反思，不仅触及器物方面，而且将触角伸向了制度层面，即对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出现了认同危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已经不再停留在表面的介绍上，而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运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在价值层面对传统政治发出了质疑。这个时期形成了以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
早期维新人物对封建政治的弊病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认为官僚制度的弊病一是机构重叠，冗员太多。晚清思想家、林则徐学生冯桂芬说：“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廪禄之人，即多一朘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偾国是之人，亦何若而设此累民累国之一位哉。”[16]二是贪污横行，营私舞弊。贪污横行是封建吏治腐败的一个特征。在君贵民轻的专制制度下，王韬说：“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骨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而飏去。”[17]这种官吏根本不能治民，只能殃民、剥民，比豺狼还凶狠，比强盗还难治；三是繁例酷刑。他们主张减条律，省号令，以利于民，反对酷刑；四是对科举制度的揭露。早期维新派认为科举制度不能治国安邦，反而毁坏人才，摧残人才。对君民关系，他们认为君位太尊，君门万里，上下隔阂，民情不通，民隐不达。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经受着三重牵制力量的影响：第一重是传统的封建势力，第二重是西方侵略势力，第三重是近代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势力。三重牵制力量同时发挥着作用，既有动力又有阻力，但在总体上，面对民族危机，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实现转型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由于面对外来侵略势力，中国失去了主动调整和发展的时机，外来势力的影响和刺激作用远大于其他两种势力的作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遂成为一种迟发的、外生型的转型模式。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和变革的过程就是这种被动反应和主动反应交织、斗争和演化的过程。
晚清王朝短命的立宪变革
1898年的百日维新是当时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实施时间短，支持的权力不够强，最终以失败告终，历时103天。这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和政治变革。“之后10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后于它腐朽的程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也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18]晚清开始的立宪变革就是一次悲壮仓促的无奈努力。
1905年7月16日，清王朝宣布派官员考察各国政治，待考察政治大臣回国后便实行立宪，预示着清朝的政策发生明显变化，准备由恪守祖制转向改革。清王朝派出李盛铎、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等五大臣，出访时间为半年左右，他们考察了14个国家，重点考察了试行君主立宪的英日俄三国。除李盛铎外，其余四人均未曾出过国，通过出访对国外的政治情况开始有所了解。强烈的对比使他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开始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和闭关自守的心态。回国之后，戴鸿慈、端方向朝廷提交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明确提出，中国要想实现富强就必须学习西方，推行君主立宪制度。他们建议，为了避免贸然行事引起国家政治混乱，中国就应该学习日本，先实行预备立宪，使官吏和民众都有一个适应和准备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对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富强的路径有过各种各样的思考和设计，也发生过无数的论争与分歧，但这次五大臣出国考察给出了一个明确结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与西方立宪两种政治制度的不同。基于此，清王朝开始实施“预备立宪”。
1906年9月1日，朝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并于次日成立官制编制馆，作为对五大臣出国考察结果的回应，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正式启动。同年11月2日，官制编纂大臣孙家鼐等制定了改革方案。清廷根据“三权分立”思想，“分权以定限”，设立资政院。在议院设立之前由资政院代行立法权；行政权属内阁和各部大臣；司法权属大理院，不受行政方面节制。大理院设总检察厅。“分职以专任”，中央设立11个部，分管政务；“正名以核实”，原各部根据实际职责更名，如兵部正名为陆军部、商部正名为农工商部等。各省也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进行改革，建立了咨议局暂时代行省议会的职权，保留原有的督抚作为各省地方行政机关，地方最高审判机关是各省高等审判厅。此次官制改革由于反对派压力巨大，没有全面执行，但改革已对原有政体作了明显的改变。
各省建立了咨议局，具有地方立法机构的权力，而且具备较为完整的议事章法和规则。例如江苏省咨议局就具有完备的议事细则，在议事日程表安排、审查提案、议员提议、讨论表决的程序和方法、重要议案采取的三读会方式、审议会和特别审查会的设置、选举、议事、内事机构的组织形式等诸多方面，基本上与西方国家的地方议会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而且具有较完备的一套立法程序。到1909年10月，全国21个省的咨议局均如期开会，议员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参政权，表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
1908年8月27日，清朝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终于颁布了《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等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列有“君上大权”14条，“臣民权利义务”9条。它明确规定了“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保护臣民者也”。它明确宣布筹备召开国会，撤销传统的中枢机构——军机处，实行全新的、西方式的责任内阁制。《钦定宪法大纲》推崇司法的独立性，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参政、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等诸多政治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清廷将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当作一种拖延手段，不想立即全面实施，坚持将预备立宪期确定为九年，一直到1916年才宣布宪法，召开国会。立宪派人士大为不满，他们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的精神领袖是梁启超和杨度，实际领导是江苏省咨议局局长张謇。立宪派和群众要求召开国会，组织内阁。这种请愿活动是政治精英与民众的第一次结合，因而带有一定群众运动的色彩。
迫于内外压力，朝廷不得不将召开国会的时间提早到1913年。1911年初，朝廷修订筹备立宪方案，于5月制定《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明确了责任内阁的政治责任。从制度上讲，它比旧的体制大有进步，对皇权有一定的限制。但在实施中，旧的体制被取消了，新内阁13名阁员中满族9人，且有7人为皇族，故称“皇族内阁”。立宪派大为失望，迅速与革命派合流，革命已箭在弦上，不可避免。
在革命派发动的武昌起义立宪派转向支持革命派的双重压力之下，清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按照资政院的建议，宣布取消皇族内阁，并决定正式召开国会，实行维新，推行宪政。为了向各方面表明自己的决心，清廷宣布并开始释放在押政治犯，开放党禁，同时下令要求资政院开始起草宪法。在1911年11月3日，清廷颁布了《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在太庙宣誓表示立即执行。客观地讲，《重大信条十九条》只是紧急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但它比过去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事实上，这是清廷正式颁布的唯一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也是近代中国所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在《重大信条十九条》中，明确规定中国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将至高无上的皇权分散划转归国会、内阁和司法机关，皇帝作为国家元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象征。同时加强了国会的权力，并取消了钦定议员，实行责任内阁制，体现了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大厦将倾之际，清王朝抛出了意在指导将来宪法起草的纲领性的宪法文件，以图挽回局势。可是在辛亥革命的洪流面前，《重大信条十九条》已成为明日黄花，不可能挽救清王朝的统治了。
从客观的角度看，预备立宪活动只是统治者为挽救政权采取的权宜之计。清朝丧钟的敲响，与其说是革命党撞击的结果，不如说是清廷自动拨快时钟所致。武昌起义爆发，民主共和国的曙光冉冉升起。不到两个月，全国14个省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革命高潮突然到了，有点出乎革命党的意料，但他们对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并未陷入尴尬境地。经过很多次武装起义和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政治动员，革命党对建立民主共和制早已形成共识。立宪派对建立皇族内阁的朝廷已经完全绝望，政治取向与革命党大都趋同。因此，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建立了民主制的地方政权。中国历史走出了传统社会改朝换代的循环怪圈和历史旧迹。
从孙中山的共和精神开始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19]穷尽一个人的一生，只为等待黄河变清显然不现实。孙中山根本不满足康、梁、严的渐进式改良思想，坚决主张暴力革命，走捷径实现民主共和理想。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了民权、民族、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这一学说随着日后革命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经共产党帮助提升后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要旨的“新三民主义”出台，亦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
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导致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覆灭。短短几个月内，孙中山等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尝试，列宁评价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中世纪的旧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政府。在中国建立了共和制度”。称赞这对“唤醒人民、争取自由和建立彻底民主的制度”“做出了许多贡献”[20]。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自觉主动地进行的史无前例实践虽然是一个半途而废的革命，但实践理性的光辉彪炳史册。但是，“绵延了两千年的一个封建大帝国的解体绝不会轻而易举。六君子的臂力和孙中山先生的臂力显然力不从心，推倒了封建大墙也砸死了自己”[21]。
辛亥革命在制度和形式上打倒了皇帝，剪掉了辫子；在观念变革上的意义在于，帝制之为成了人人讨伐的对象，谁还抱着老皇历自居潮流之外，就被认为是封建余孽。摒弃封建专制，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摒弃，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朱先生义退清兵时对方巡抚说：“张总督反正文告二十八条，我只领受三条，一为剪辫子，一为放足，一为禁烟。”武昌起义不久，朱先生说出了这样的话，足见革命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也足见革命生命力的软弱。昙花一现，辛亥革命过后，白鹿原迅速恢复了原有的生活秩序。
孙中山先生称共和的精神是“天下为公”，这个“天下为公”用君主专制的眼光看是一种进步。
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中塑造的主要人物之一朱先生曾对“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共”发表了经典评论。小说中的朱先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也是宋明理学中的重要学派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他扶犁除烟，心忧国事；赈济会场亲尝舍饭，民之疾苦寄深情；倭寇犯边，扼腕疾呼，他不顾垂老之躯投笔从戎，欲捐躯以赴国难。站在他的立场上，他认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大同小异，将“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共”合起来就是“天下为公共”。小说凸现了朱先生的特征，也凸现了儒家文化、关学理学与现代思想的区别。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功勋受到后人敬重，缺陷让人刻骨铭心。缺陷主要表现为民众参与渠道设计不畅，权力分配方式含混不清，回避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未考虑设立约法有效实施的监督机构，最终把《约法》的贯彻寄希望于袁世凯的政治操守。这些缺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约法》的悲剧命运，但它为近代中国文化在观念启蒙上注入了强心剂，民族凝聚力增强，国家认同感高涨，以其辉煌，亦以其遗憾载入史册。
在1919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作为这场运动的旗手、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高扬“科学、民主”的启蒙大旗。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陈独秀总结了民国初期的失败，认为与其把原因归结到没有自觉的国民，不如说没有一个值得自我觉醒的理想国家。没有一个理想的国家便无法激起自我的觉醒，而没有觉醒的国民又不可能缔造一个理想的国家。陈独秀是悲观的，但抑制不住的是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情结。他不反对爱国，但爱什么样的国家却要思考和选择，“我们爱的是人民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的国家”[22]。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这种难得的张力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李大钊批评了陈独秀的厌世心和亡国感，认为国家被赋予了生存所必需的绝对地位，无所谓恶不恶的问题。李大钊以“子不嫌母丑”的赤子情怀，劝告国人要以积极创建一个理想国家为己任，一息尚存，爱国不止，奋斗不止。“李大钊是毛泽东真正的好老师”[23]，他给毛的启迪之一就是将个人从封建主义中的解放与民族国家从帝国主义中的解放视为一体两面的关系，从而，个人的自由取决于集体自由，个人自由的获得融入民族独立和共和国建立的伟大事业之中。
在西方民主思想中，先驱们已经不奢望能仅仅依靠“西体中用”的思想或简单移植宪政政体就能实现救亡富强的历史任务，转而把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发现西方国家的强大得益于科学与民主精神在整个社会的融会和充溢。新文化运动深揭猛批封建专制制度、宗法家族制度、纲常礼教、陈腐的法律文化和野蛮的司法制度。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人突然产生的时候，简言之，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也必定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性的历史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24]马克思的精辟论述能帮助我们理解时代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对《红楼梦》悲剧性与时代特征之间的关系适应，对晚清开始的思潮与一切把准时代脉搏的文艺作品都具有借鉴意义。
晚清中国已经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路，早已经失去了汉唐的宏大气魄和思想文化的积极自由，制度显示出了颓废和落后。统治者消极守成，悖逆社会发展规律而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一味以镇压盘剥钳制等为主要统治手段，盲目追求表面上大一统，暂时的安定只是形式表征，一切都显示出制度面临被淘汰被颠覆的末世乱象。
民国时期的旧中国政坛始终存在着较量。复辟与反复辟、革命与反革命，要倒退的反动腐朽势力与进步光明的人民革命势力之间进退起伏，斗争不断，社会动荡政局不稳。陕西地区先后有十余种政治势力角逐。包括升允“勤王”旧部、秦陇复汉军、哥老会、白朗起义军、靖国军、北洋军阀、中央陆军、民国南路军、镇嵩军、国民联军等。战祸频生、乡勇兵匪交织，这些力量多次驻扎集结在蓝田境内，抓丁拉夫、支差派款、敲诈勒索、民不聊生，无法长期忍受欺压的蓝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像火山爆发一样，开始觉醒并勇于反抗，努力成为社会的新主人。小说中朱先生在续修县志时拿不定主意是否还要再沿用历代县志“水深土厚、民风淳朴”的评价，因为被愤怒的烈火武装起来的人民不再是“顺民”了，而是谋求彻底解放前仆后继勇于斗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群众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责任，把握社会运动规律，正确认识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方向也已经远远超过关中理学的认识范畴了！
这一时期社会剧变，历史动荡，百姓和农民总是充当看客或牺牲品在夹缝中生存。生活困苦不堪，生命缺乏安全保障，无数生命个体或高尚或丑陋，频发的人生惨剧群像构成历史悲剧。儒家理想丧失，躬耕农桑的民人们失去家园，追求自由解放的女性被鞭挞，神秘魔幻文化印证昭示理想与现实，以白鹿、白狼为不同代表的正义者力挽狂澜，投机者大行其道，民主革命志士们无辜蒙冤，历史以一种非线性的复杂方式在纷繁活动的社会思潮挟裹下滚滚向前。
为创作《白鹿原》，陈忠实做了扎实的中国近代史温习积累工作。评论家李国平给他推荐了一本书，即学者王大华1987年出版的《崛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通读这本书，他觉得新鲜而且不乏理论深度，加深了他对关中历史的认识，验证了他对近代关中历史变迁的一些思考。
赖肖尔的《日本人》也是这一时期他的案头书。西方列强的炮舰几乎同时轰击了中国和日本。海上丸国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模仿中国封建制度建立起来的，然而，结果大相径庭。经由明治维新，日本开始了脱胎换骨式的彻底变革，中国戊戌六君子走上断头台，军阀混战，日本侵占大半个中国，这是为什么？“我只能看作是老师比学生的封建文明封建制度更丰富，因而背负的封建腐朽的灰尘也更厚重，学生容易解脱，而先生自己反倒为难了。”历史进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之所以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原因就在于政治经济历史衍生发展的规律性，从衰败到复兴到强大必然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陈忠实认识到，“从清末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便从以往的那种为着某个灾难而惋惜的心境或企望它不再发生的侥幸心理中跳了出来”[25]。
为创作一部史诗题材的长篇小说，艺术准备是必要的，研习晚清以来社会思潮的变化更是必要的，更进一步对近代中国经济家国家园等支撑性观念的探究更是尤为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