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诗人与志士
一 人生轨迹
子夜，教堂钟声响亮，昭示着一个男婴的降生，时间定格在1823年7月1日，出生地是在匈牙利南部著名阿尔弗勒德大平原上的小城镇——奇仆克勒什。镇子里匈牙利族和斯洛伐克族杂居，只有八千多居民，他们拥有各自的教堂，不过，两个民族的语言在这里却是通用的。
男婴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家庭，父亲彼得罗维奇·伊斯特万是有斯拉夫血统的匈牙利人；他身体健壮，性格开朗、好动、直爽，有些暴躁。母亲赫鲁兹·玛丽娅是位斯洛伐克族姑娘，黑发，性格内向，温顺娴静。男婴父亲是位屠户，母亲做过女佣，都是穷苦人；第一次为人父母，他们感到无限欢喜与快慰，请路得派牧师马尔蒂尼·米哈依给新生儿施洗礼，起名彼得罗维奇·山陀尔。
小彼得罗维奇的童年算得上是幸福的。他出生后，家境稍有好转，他也得到了很好的照料，母亲产后患病，父亲还为他请保姆看护。小彼得罗维奇天性聪慧、好学，小小年纪就显露出语言天赋，同父亲和保姆说匈牙利语，跟母亲学斯洛伐克语，有时候两种语言同时使用。母亲教会他唱的动听的民歌、民谣，更是给他的童年留下深刻的记忆；他在后来写成的《我的故乡》（1848）一诗里，就深情地描绘了童年的快乐生活。
彼得罗维奇很关心儿子的教育，尽可能送他上条件较好的学校，小彼得罗维奇七岁起就开始离家求学，十岁就进入佩斯一所新教学校就读，学习成绩不错，后因对剧团演出感兴趣，成绩一度下降，父亲又送他到奥尚德去上学，这里乡村气息较重，他安下心来，苦读几年，成绩大有上进。他长年离家，不免产生孤独感，开始显露出倔强、好胜的个性特征。
1838年秋天，小彼得罗维奇即将中学毕业。在学校学习时，他涉猎广泛，古典作家作品、法国1830年革命书籍，都在他阅读范围之内。他是自学小组的积极参与者，在诗歌创作方面开始崭露才能，受到老师的好评，还跟老师共同写了《告别了，1838年》一诗，作为结束学习、即将离校之作。
小彼得罗维奇虽然还是个少年，但已具备一定阅历，意志坚定，性格直率，爱国思想已经有所显现。父亲也看到了儿子的才华，尽力培养他，希望儿子将来当上教师，或者成为牧师，反对儿子成为演员；不过，他从不曾想过儿子会成为知名的诗人。
学年结束了，小彼得罗维奇满怀喜悦，返回家乡，准备将一份学习优秀成绩单呈现给父母时，期待却被活生生的现实粉碎了。迎接他的是破碎的家和愁眉苦脸的父母。1838年，多瑙河河水泛滥，滚滚洪水摧毁了人们的家园，父母辛苦多年挣来的家业也毁了，小彼得罗维奇家破产了。面对这场意想不到的灾难，父亲考虑让儿子留下来，帮他重振家业；不过当儿子坚持要继续念书时，他最后还是答应了。
至此，家里已无力支付小彼得罗维奇继续上学的费用，他只好独自外出游学了。他离家后先报考另一地方学校公费生，不久又随一小剧团外出演出，充当跑龙套之类的小角色，就此想摆脱父亲的监护过独立生活，到社会上去闯荡。
1839年9月，小彼得罗维奇满16岁了，但尚不到当兵年龄，而且他身材瘦小，一开始他的参军要求不被接受，经过一番恳求，最终在肖普隆某步兵团当上一名列兵。在当兵一年多的日子里，他白天出操、干杂活，晚间抽空阅读、写作，终因劳累生病，在医生帮助下被批准退伍，结束艰苦的兵营生活。后来，他创作出许多反映这段生活的诗歌，诸如《致岗哨》（1840）、《致K·柯尔莫什列兵》（1842）、《致我的士兵队友》（1844）、《我是一名列兵》（1844）等。
离开兵营，一无牵挂，却又没了归宿，于是小彼得罗维奇便到处走动。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半个国家；在小城帕波，他结识了未来小说家约卡伊。经过多年的努力，艺术才能逐步成熟，成果之一是1842年5月22日，他创作的《酒徒》一诗，终于发表在著名刊物《雅典论坛》上，署名裴多菲·山陀尔，此后便正式沿用下来。
1843年，裴多菲20岁，发表过诗作，在文学界稍有名气。他听说5月间在波若尼召开国会，讨论解放农奴及确定匈牙利语为正式官方语问题，会议期间各方人士云集，便决定去碰碰运气，有机会便参加剧团，圆演员梦。
不过，运气不佳，裴多菲参加剧团的要求遭到拒绝，生活无着落，只好靠抄写《国会公报》所得的微薄报酬糊口。这次国会什么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便休会了，之后裴多菲的生活又没有了着落。后来，他在《远方寄语》（1843）一诗中叙述了这段生活的困境和自己的心绪。
不久，裴多菲打算同一个前往埃尔代伊的剧团结伴远行，半途因病落脚东部城市德布雷森。1843年的冬季特别寒冷，裴多菲待在没有生火的票房里经受饥寒之苦，多亏一位好心老妇人的照顾，才让他得以度过寒冬。
1844年2月，裴多菲准备离开德布雷森返回佩斯。这些年他发表了一些诗篇，于是决心将写就的78首诗抄写在笔记本里，随身携带回佩斯寻求出版。路过名城埃格尔，受到热爱诗歌的青年们的欢迎和款待，裴多菲也给他们朗诵了情真意切的诗篇，如在《埃格尔的钟声》（1844）一诗里，就抒发了自己真挚的感情。经过一个星期步行回到佩斯后，他找书商联系诗作出版，却遭到唯利是图的德国书商拒绝。无奈之下，他鼓起勇气找到当时著名的诗人魏勒什马尔蒂，经诗人推荐，民族社出版了裴多菲的诗集，他便有了名气和稿酬。
1838—1844年，裴多菲这些年的艰辛生活终于告一段落，从此开始，他的生活和创作发生了新的变化。较为稳定的生活，激发了裴多菲的艺术创作潜力。经魏勒什马尔蒂推荐，裴多菲受聘担任由瓦霍特·伊姆雷主编的《佩斯时尚报》的助理编辑，有了固定收入。由此，裴多菲终于告别过去向往的戏剧和演员生活，满怀信心从事诗歌创作了。1844年秋季，裴多菲发表讽刺长诗《农村大锤》,12月，又发表著名长篇叙事诗《亚诺什勇士》片段。
裴多菲成了全国颇有名气的诗人，结识友人埃格莱什·格保尔、波奇·阿尔比尔特、帕尔菲·奥尔帕特和瓦霍特·山陀尔等，他们常常在毕尔瓦茨咖啡馆集会，这一集会成为社会生活舆论界的中心和时政论坛，他的言论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认同。
在这个时段里，诗人在感情生活上也发生变化，并促进其诗歌创作的发展。在一次家庭聚会上，诗人结识了瓦霍特·山陀尔的妻妹——15岁少女乔柏·艾德特尔卡，一见钟情。可惜，这桩本会给两人带来幸福的喜事却以悲伤结束。1845年1月间，艾德特尔卡突然因病去世，这给诗人带来莫大的哀痛，并写下了第一组爱情诗篇《艾德特尔卡坟头上的柏叶》，在诗里，诗人情真意切地传达出对初恋少女的怀念和哀思。
1845年4月初，裴多菲离开佩斯，出游上多瑙河地区。此次出行，诗人不再步行，而是乘坐驿站快车。大概是诗人为了让自己心境平静，应友人邀请而作出此行；也许因他跟瓦霍特之间发生不快有关，瓦霍特从商业利益出发，欲对诗人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民主思想施加影响，引起诗人的不满和拒绝，因此离开编辑部，只答应作为《佩斯时尚报》的自由撰稿人。
1845年7月，裴多菲在雪特勒结识当地一位叫米特南斯基·贝尔托的姑娘，当9月诗人提出求婚时，遭到女方父亲反对，姑娘也表现冷淡，此事只好作罢。不过，诗人此时创作了《爱情珍珠》诗组，表露出对爱情和自由思想的向往与追求。
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情使诗人在思想上产生了某些困惑。在情感上受到创伤，随着个人名声提高和在诗作中显现出来的民主思想受到保守派的恶意批评以及友人的不理解，一些报刊对他的诗作不予刊登。所有这些因素，使得诗人在思想上产生困惑、不安和某种程度上的淡淡哀愁。
这些正是诗人在1846年创作的《云》诗组的思想原因。《云》诗组包括66首短诗，每首诗由四行或八行短诗句组成，表露出沮丧和不安的思绪，甚至是失望的声音。《云》诗组的出现，表明诗人处在对现实的失望与对未来自由的期待的矛盾之中，幸运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斗争，诗人最终摆脱思想危机，民主、自由思想逐渐成熟，并表现在行动上。
从诗人这段时间的思想发展脉络来看，显然得益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在匈牙利的传播和影响。在1846年夏季写就的《致瓦罗迪·安托尔的信》一诗中，诗人催促友人增强信心，及早行动起来，也说明作者克服了心灵上的创伤，迈出了民主革命坚实的关键步伐，提高了思想境界。以此为开端，诗人将做好准备，以新的姿态投身于关系到人民未来与祖国前途命运的政治斗争中去。
1846—1847年，是裴多菲人生和创作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对于诗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三件事情：其一，在毕尔瓦茨咖啡馆的“民主论坛”集会上，以裴多菲为首，包括汤波、约卡伊、帕尔菲、贝尔切等在内的青年作家，形成了“十人协会”，他们志同道合，是法国革命的崇拜者，是落后、愚昧封建的匈牙利严厉批判者，他们宣称“我们都是法国派”！从此，诗人不再孤立。
对裴多菲而言，第二桩重要事件是，1846年9月8日，在一次舞会上结识了未来的妻子申特莱依·尤丽娅，一位伯爵庄园管理人的女儿。尤丽娅的出现，又燃起了诗人的爱情之火。但他们之间的爱情一开始并不顺利，对于诗人的追求，尤丽娅态度冷静，只答应来年春天予以答复。诗人返回佩斯后，两地相隔，一度传说尤丽娅已经出嫁，使诗人深感沮丧与失望。最后，事情得到澄清。就在他们相识1周年，不顾女方家长反对，二人结成连理，去阿尔托度蜜月，然后双双返回佩斯。从追求到婚后甜蜜生活，裴多菲创作了一系列优美诗篇，组成了著名的《尤丽娅爱情诗》诗组，也成为诗人在此期间创作的政治抒情诗最成熟最杰出的一部分。
第三件重要的事是同阿兰尼·亚诺什结成友谊。阿兰尼完成民族史诗《多尔第》第一部后，便把手稿寄给裴多菲。裴多菲很快读完，于1847年2月给作者写信，表示高兴和祝贺。基于共同认识与志同道合，彼此结成终生友谊，也成就匈牙利文学史上一段佳话。
在同阿兰尼的多次通信中，裴多菲还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美学观点。他在信中表示：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人民在诗歌领域成为统治者，就意味着人民将要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他认为，艺术创作必须求“真”，只要是“真实”的，必定是“自然”的，也应当认定是“美”的。裴多菲和阿兰尼都认为，在文艺作品中必须歌颂代表人民利益的、民族英雄的大无畏反抗精神。
由此可见，在1846—1847年短短两年间，裴多菲在思想觉悟上，已从一位平民诗人向自觉的民主主义者转变，将以新的姿态投身影响祖国和人民命运的革命洪流中去。
裴多菲于1847年1月1日创作的《自由·爱情》短诗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心志：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国家的民主与自由，将不惜献出一切，甚至生命。随后的革命进程，充分表明诗人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婚后，诗人在享受家庭幸福之时，依然关注革命形势动态。本来，他曾计划安下心来，进行关于英雄人物莱赫尔的史诗创作。可是，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允许诗人埋头于书斋创作，必然会投身于关系到祖国人民命运的政治风云中去。
岁末年初，作为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诗人，裴多菲意识到形势的变化。他表示，现状不可能长久不变，因此，在《致柯扎尔扬·皮尔蒂亚尔》（1848）一诗中，催促同伴调整好心态，准备投入将要来临的革命洪流中去。
1848年，诗人期待的革命终于爆发了，在欧洲大陆中心，一场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反对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此时，裴多菲不仅满心喜悦关注革命形势的发展，更是全身心地投入革命运动中去，用实际行动证明作为真诚爱国诗人的品德与价值。
1848年1月，意大利首先举起革命大旗，消息传来，裴多菲立刻写下《意大利》一诗，讴歌革命：“来了，这一伟大、美好的时刻到了！”紧随意大利之后，2月在法国，3月在维也纳，熊熊革命烈火也燃烧起来了。此时，裴多菲意识到盼望已久的历史时刻即将来临，写出了热情洋溢的革命诗篇，如《冬夜》《一八四八》《强劲的风吹着……》等。
在获悉维也纳人民起义的确切消息后，裴多菲马上从外地赶回佩斯。3月13日晚，诗人为反对派小组聚会创作了著名的革命诗篇《民族之歌》。3月15日，在激进的青年作家组织，即“十人协会”的积极鼓动和带领下，佩斯爆发革命起义。此时的裴多菲不仅以诗人的身份，更是从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头人的姿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当天上午，就在民族博物馆万人集会上，裴多菲朗诵了《民族之歌》。这首被誉为匈牙利“马赛曲”的革命诗篇随即在全国传扬开来，鼓舞人民起来斗争。裴多菲还参与起草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纲领，即要求包括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内的十二点要求。起义队伍朝布达进军，夺取印刷厂，首次不受检查印发革命传单。
佩斯起义引发全国大震动，一场震撼匈牙利乃至全欧洲的革命烈火燃烧起来了。当消息传到正在召开国会的波若尼时，在3月18日的会议上，代表们投票赞成成立民族政府，由巴江尼·亚诺什（1808—1849）负责组织政府，左派领袖柯苏特·洛约什也参加政府。4月14日，政府迁往佩斯。
以此为开端，在匈牙利1848—1849年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期间，裴多菲从思想到行动上始终扮演着一位真正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角色，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事业奋斗到底。为了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事业，他坚定地同内部妥协势力和外部敌人作不懈斗争。首先，巴江尼政府一开始就执行右倾路线，既不坚定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又不愿意跟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决裂，也无力解决组成民族政府问题；相反，却把矛头对准以裴多菲为首的激进青年，散布对他们不利的种种不实言论。这期间，裴多菲就写出了诸如《我的祖国，准备吧！》等诗，给妥协分子以有力回击。
在外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也在积极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采取措施拉拢分化匈牙利内部阵营；另一方面，又唆使、支持克罗地亚总督耶拉什奇于1848年夏天率领叛军朝布达和佩斯进攻。更有甚者，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勾结沙皇俄国，组成联军，从东西两面向匈牙利扑来。
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一直动摇不定的巴江尼政府无力应对，最终倒台了。由柯苏特出面组成新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参军，组织20万国民军，掀起一场伟大的保卫革命果实和维护国家独立的正义战争。在这场反对外来干涉、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裴多菲在写出鼓舞士气的诗篇的同时，在战斗行列里从不缺少他的身影。1849年7月25日，他前往埃尔代伊地区，面见在那里领军与沙皇俄国侵略军作战的国际主义者波兰贝姆将军（1795—1850），被任命为少校副官。7月29日，裴多菲给妻子尤丽娅去信，询问妻子和儿子情况，不料竟成遗书。7月31日，在塞格什堡一场遭遇战中，一代伟大诗人、爱国革命志士竟惨死在哈萨克士兵的刺刀下，在战场上实践了保卫祖国的誓言，英名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