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代苏州赋税之征收
苏州成为东南财赋中心是在唐代安史之乱后。韩愈曾云：“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59]，当是渲染之笔。盖因缺乏苏州及全国同时段的赋税资料，无从比较其所占比率，故不能遽下断语。然通过其他一些资料，颇能看出唐代苏州之财政地位。
《吴地记》记载了武德七年（624）吴郡赋税情况。
两税茶盐酒等钱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七十六文。吴县九万九千九百六十三贯三百七十三文，长洲县九万八千五百七十六贯五百七十六文，嘉兴县一十七万八千七十六贯一百二十文，昆山县一十万九千五百三贯七百三十八文，常熟县九万七百五十贯七百七十四文，华亭县七万二千一百八十二贯四百三十一文，海盐县四万六千五百八十一贯五十八文，续添吴江县三万六千二百六十九贯一百文。[60]
《吴郡志》亦云：“唐朝应管诸院，每年两浙场收钱六百六十五万贯，苏州场一百五万贯，观此一色，足以推见唐时赋入之盛矣。”[61]可见唐初苏州赋税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62]，说明苏州粮食生产在唐中期后自给有余，已成为中原地区的粮食供给地。杜甫《昔游》云：“是时仓廪实，洞达寰区开。猛士思灭胡，将帅望三台。君王无所惜，驾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63]说明东南之粟，集中于苏州，因军额扩大，须直接输送幽州。唐代中期以后，拥兵自重的北方藩镇，不再向政府缴纳赋税，国家财政唯赖苏州所在东南地区，“竭三吴以奉西北”,“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64]。安史之乱后，因藩镇割据而使中央财政更为窘迫，“自德宗出居，及归京师，军用既繁，道路又阻，关中饥馑，加之以灾蝗，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65]。由此可见，虽则《菽园杂记》称“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66]，然自安史之乱后，苏州赋税迅速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
前已述及，全汉昇所谓的“中古自然经济”时代，实包括唐代中期以前，其特点之一即缴纳赋税以谷帛为主。白居易诗句“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乃是“中古自然经济”的真实写照。以钱缴纳赋税的情况也是有的，集中于专卖收入，如《吴地记》所载武德七年（624），吴郡赋税货币化情况，“两税茶盐酒等钱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七十六文”。只是租庸调制下，货币只占极小的部分。譬如天宝年间号称唐代最盛，但其钱币收入只占岁入总额的3.9%[67]。中期以后铜钱日益排挤绢帛，如杜佑所言，“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贸易流注，不住如泉”[68]。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以资产为宗，创行以钱、米为额的两税法，钱币成为国家财政之主要成分。因两税法适应江南经济之发展，未必适合其他地区，因而常有不以为然的声音。白居易亦有“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的诘问[69]。
然两税法以资产为宗，以钱币定税，首先须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其次需要适当的货币政策作保障。晚唐流通中钱币不足，通货紧缩、钱重货轻，使民户缴纳现钱成为奢望。“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后可，况又督其钱使之贱卖者耶！……推本弊，乃钱重而督之于百姓之所生也”![70]“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71]这是赋税制度由租庸调转向两税法过程中的阵痛期。
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元和二年（807），苏州的税户已经达到100800户[72]。此后，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对苏州财政之于国家的意义多有提及。其文《苏州刺史谢上表》称：“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73]其诗《登阊门闲望》云：“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边疆。”[74]白氏诗文说明彼时苏州已然人口众多、经济兴盛、“税额至多”。大和五年（831），时任苏州刺史的刘禹锡亦曰“当州口赋，首出诸郡”[75]，晚唐之苏州业已成为国家重要的赋税来源地。
苏州所在江南地区商品货币经济的崛起，应是这一转移的深层次原因。两税法制定之时，其着眼点聚于江南，盖因江南地区在国家赋入中居有重要位置。之所以两税法取代租庸调法，一跃成为全国性税制，实因江南地区商品货币经济的强盛，及其由此奠定的财赋地位超过中原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两税法是长江流域的产物，因此它的优点在长江流域发挥得最充分，而在长江流域各地，又以在江南最为显著”[76]。
据此有学者认为赋税货币化能否实现，当取决于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征赋以钱是不现实的。[77]另有学者认为“中古自然经济”在隋唐大一统后逐渐消失，铜钱广泛流通，经济日益繁荣。[78]安史之乱前，南方已具备“按资纳税”和“以钱为税”的条件；安史之乱后，伴随着财政重心的南移，两税法产生的条件更趋成熟。两税法之所以规定“以钱为税”，与铜钱替代谷帛，成为经济生活中交换手段有因果关系。在江南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中，两税法替代租庸调，有其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