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专门论著

对以苏州为首的江南重赋进行研究，始自明代，而顾炎武是集大成者。其《官田始末考》及《苏松二府田赋之重》[52]论述苏州重赋缘自官田比重甚多，租额甚重。迨至清代，由于苏州重赋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因而请求减免税粮的奏疏难以计数[53]。苏州重赋问题成为历史性的课题。

追索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学术史，苏州赋税的研究既是较早受到重视的区域性问题，也是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领域。传统见解把明代苏州田赋之重归因于政治说，即所谓明太祖怒苏松各府为张士诚守，为泄愤报复而籍没豪族富民之田为官田，按私租数额征其税。1935年梁方仲《近代田赋史中的一种奇异制度及其原因》[54]一文没有否定上述论点，但不认为这是唯一原因。作者对明代苏州赋率、赋额做了考订，指出苏、松、常、嘉、湖五府田赋之重，殊不一致，苏州最重，松江次之。苏州府属各县田赋亦轻重有别，崇明一县每亩税率最低，而长洲、吴江、昆山、太仓等州县则数倍之。该文从政治、历史、经济诸端分析了赋重的原因，并指出苏州等府赋重的原因主要在于官田之多，以及该地区经济状况的优越。

20世纪50—60年代，苏州诸府重赋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但观点各异，众说纷纭。王仲荦《明代苏松嘉湖四府租额和江南纺织业》[55]从江南纺织业发达的征象出发，来解释苏州重赋的原因，认为超额的田赋乃变相的布缕之征，明政府制定繁重租额，是为加重对纺织业的剥削。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56]一文，从根本上否认苏州重赋的存在。苏松之所以存在重赋之名，根源在于大量官田的存在，使得赋税数字畸高于其他地方，而渲染“重赋”问题的目的，是地主阶级要变官田为民田，兼而并之。时至今日，此类观点已鲜有市场。台湾学者吴缉华《论 〈明史·食货志〉 载太祖迁怒与苏松重赋》[57]、《论明代税粮重心之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58]，否定了“太祖迁怒”的传统看法，认为是唐宋以来历代延续积累下来的问题。另外其《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9]一文，具体分析了对苏州等地赋税的减免，以及重赋对明代社会经济和财政的影响。

20世纪80—90年代，对江南重赋问题的讨论继续升温，苏州诸府不存在重赋以及赋重完全归因于政治说基本上被否定。林金树《试论明代苏松二府的重赋问题》[60]是研究苏州重赋的扛鼎之作。关于苏松是否存在重赋问题，作者首先厘清了官田之赋与民田之赋、官租与私租的概念，认为官田的“官租”和赋税没有什么不同，而是和赋税“合为一体”了。其次从税粮总额、亩均税额、人均税额、与全国重点产粮区比较、与江南地区比较、与南直隶诸府比较、与常镇嘉湖诸府比较七个方面得出苏松赋税确是全国之最的结论。最后，作者批驳了“私田变为官田没有增加农民负担”和“官田得免差徭”的观点。关于苏州重赋之原因，作者以大量史实否定了明太祖“迁怒”说，认为其根源在于历来官田多，并且赋苛重。《关于明代江南官田的几个问题》[61]以苏州为主要例证，从官田构成的角度，深层次探讨重赋的原因，认为占官田数额70%的宋元官田是重赋的主体。

郭厚安《明代江南赋重问题析》[62]认为江南是明朝立国的基础，苏州诸府重赋首先归因于这里的经济繁荣，其次继承了江南赋税不断加重的历史趋势，还在于朱元璋实行“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的政策。樊树志《明代江南官田与重赋之面面观》[63]对官田最多、赋税最重的苏州作了详细考察。指出苏州等地官田是特殊的民田，其重赋并不像人们估计的那么严重。苏州府税粮全国第一，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同刊唐文基《明代江南重赋问题和国有官田的私有化》，也论述了明代苏州诸府的重赋问题。作者认为苏州赋税负担逐步加重的原因，是两宋以来尤其是明初统治者，用暴力抑制江南大地主土地私有制发展，扩充国有土地以增加财政收入的结果。亩均田赋负担最重的苏州，是全国平均数的八倍以上，以至于税征不及半，逋赋严重。

1993年，范金民、夏维中专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苏州重赋问题着墨甚多。作者批评了苏州不存在重赋、重赋有其名而无其实、重赋归之于政治说等观点，指出重赋在于历代官田的存在和明初官田数额、赋额的巨大飞跃，而苏州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重赋形成的内因。此后范金民专论《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64]则对上述观点有了进一步阐释。作者以苏州府为论述重点，认为江南重赋形成的过程，乃是官田不断扩充的过程，这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但作者同时认为重赋是经济发展结果的说法不能成立，此与梁方仲、樊树志、郭厚安等学者的观点不甚一致。同时，该著亦是研究明代苏州经济史的权威著作，对社会经济各方面，尤其是赋役制度的演进，有较为深入的考察。

赵全鹏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明代漕运与江南重赋》[65]，对重赋原因另有论说，且特别强调苏州诸府重赋与漕运的关系。通过考证分析，作者认为江南白粮运输实际耗费接近原额的十倍，漕运实际农民承担为原额的二三倍，其中苏州府仅耗米一项，数额几乎接近正额，因而漕运是江南重赋的原因。郑克晟《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66]通盘考察明代江南、江西、陕西等重赋区，认为这些地区虽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不同，但其共同点亦非常明显。元末明初，上述地区均为朱氏敌对势力所盘踞，并与明军抗衡多日，此为其遭受重赋政策惩罚的原因。不仅众多明清学者将江南重赋归因于张士诚抵抗朱元璋，而且《明实录》《明史》亦如此认定。这为苏州重赋传统政治说提供了新的支撑。

上述论说，恰如郑克晟先生所言，“有谓朱元璋怒吴民附张士诚以惩一时之顽者；有谓江南重赋是由于朱元璋打击豪强地主所造成者，另有谓江南重赋乃由于宋元时期该地区本已重者，又有谓该地区明代官田甚多，官田本身必然赋重者；亦有谓系出于明朝统治者财政之需要者；还有谓苏松重赋是由于当地经济繁荣，是经济发展的结果”[67]。就苏州而言，重赋是客观存在的，是历史、政治的原因使得官田不断增加，以及经济发展等多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纯强调某一种原因都是不足取的。尽管在一些大的问题，如政治原因说，和小的问题，如对官田性质的认识，学者们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不妨碍整体上大家对重赋的理解。

梁方仲是近代明代赋役制度研究的奠基者。其专著《明代粮长制度》[68]作为其代表作之一，对粮长制的渊源、职责、演变及粮长的特权、阶级演化，均作了细致入微的考辨，厘清了粮长制与里甲制的关系。梁著对粮长制度在苏州设立的原因、过程、变迁以及作用和危害皆有详细论证。为确保经济中心赋税的足额征收，正是于苏州设立粮长制度的原因。如梁氏所言，“苏州一府的夏税、秋粮额数，便超过了广东、广西两省的合计额数的180%以上”[69]，也超过了江南杭嘉湖三府所在布政司浙江全省的税额。

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70]是在论文《明代中期的赋税改革和社会矛盾：所谓均田、均粮运动的开始和周忱的平米法》[71]和《明代均田均粮运动的发展：欧阳铎的赋税改革及其征一法》[72]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从官田、民田的分析着手，围绕均田、均粮运动的由来及发展，阐述赋役改革的历史意义。涉及苏州府部分，作者辨析了官田的种类、数量和科则，指出明代税粮从官田中征收到的部分，应该占有压倒性优势。而由于赋税苛敛、农户逃亡导致的逋赋，虽多次蠲免亦不能彻底解决，赋税改革是必然的路径选择。作者以较多篇幅阐述了周忱、欧阳铎在苏州实行的赋役改革。其中征一法改革重点在苏州，作者以昆山、嘉定两县为例，论证了明代只有苏州府做到了官民一则起科。

20世纪80年代，在大陆学者重点探讨苏松诸府重赋问题时，台湾学者则将视线投向江南赋税制度和赋役改革的研究。对苏州赋役制度史研究用力最深者，首先，当推赖惠敏专著《明代南直隶赋役制度的研究》[73]。作者以苏州等府地方志赋税资料，与官方文献互相印证，来诠释明代重要的赋税制度及其演变趋势。“赋税制度”一章，论述了苏州府鱼鳞图册的编定，官民田税则繁杂、轻重悬绝导致的弊端，以及为解决诸弊所进行的清丈和赋税改革。“徭役制度”一章，论及粮长制度时，引用了苏州府嘉定县方志资料。“税制结构”一章，以苏州府为例，阐述了明初税目结构，重赋的减征以及税制改革措施——加耗折征法和牵耗法。“赋税徭役与地方公费”一章，关涉苏州府赋役改革后，地丁派银之数量和役银的分配。

其次，郁维明亦对宣德时苏州诸府的赋役改革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明代周忱对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改革》[74]一书，对周忱所创立的均征加耗法、折征法、京俸就支法、均徭法以及济农仓等赋役改革措施进行了梳理，认为周忱江南的赋役改革对明代后期赋税制度的发展，具有先导性的作用。通过引用地方志书记载，并和官方文献相互印证，作者论述了周忱赋役改革的原因、内容和影响，主要包括赋税制度的流弊、徭役科派的不均、整顿税粮租额、创立折征法和均徭法等方面。

明代江南赋役制度也是日本学者重点耕耘的领域。清水泰次（1890—1961）是日本明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开拓者，也是最早研究明代苏州经济的日本学者。早在1916年，清水氏即发表了《关于明初苏州的田租》[75]一文；《明の世宗朝に於ける蘇州地方の丈量》[76]，最早对苏州土地的测量和注册更新进行了研究。其后，寺田隆信亦将明代赋税研究聚焦于苏州府，其论文《明代苏州平野の农家经济につぃて》[77]，探讨了明代苏州重赋重役形成的原因，农民负担的不堪承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农家经营的转向。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78]，其中有专章探讨南直隶的役困，以及明末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均田均役法。另滨岛氏《明末南直隶苏、松、常三府的均田均役法》[79]（《东洋学报》第57卷第3、4期），指出均田均役法是以限制豁免权和照田派役为内容的徭役改革。

森正夫是日本学者中研究苏州官田、赋役制度集大成者。《明初江南の官田につぃてーー蘇州·松江二府におけるその具體像》[80]，详细探讨了明初以来苏州官民田数量、比例及增长情形；《16世紀太湖周邊地帯における官田制度の改革》[81]考察了太湖周边苏、松、常、嘉、湖五府的均田均役改革，其中重点论述了苏州府的均粮和征一法；《15世紀前半蘇州府における徭役労働制の改革》[82]，论述了宣德时期苏州府实施的赋役改革，指出明代的某种徭役和附加税，从本质上来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官田始末考〉 から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へ——清初苏松地方の土地問题と頋炎武》[83]，将官田制度与地主佃户关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上述论文基础上完成的《明代江南土地制度の研究》[84]（同朋舍，1988年），基本上有体系地涵盖了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的各个方面。此外，森正夫《明中叶江南税粮征收制度的改革》（《明清时代》1985年），论述了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前半叶苏州税粮征收制度的发展，并阐明在制度改革的背景中，存在着明显的土地所有关系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