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赋税史研究

赋税即最早出现的财政范畴，“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9]，也“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经济的基础”[10]，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赋税。前人对明代赋税制度的研究，侧重于以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作为立论的基础，以说明明代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和运行规律，这当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然明代赋税制度除继承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之外，又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尤其是以白银由贵金属向货币转化后，实现了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型。

20世纪80年代，赵轶峰即提出了货币白银化的概念[11]。高王凌在对明代田赋改征研究中，亦将白银与货币化联系起来，认为明中后期“不但民间用银，政府赋税收入和财政支出也都逐渐用银。在中国历史上，白银终于真正货币化，并取得主要货币的地位”[12]。王文成研究宋代白银货币化问题，得出宋代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的结论。[13]万明则较早注意到白银在明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其研究重点是白银货币化理论的构建和财政体系的转型。[14]明初白银并不是国家合法货币，它经历了从非法到合法，并于明中后期形成货币化形态的过程。白银货币化确立之过程，即为中国赋税史上由实物税向货币税嬗替的过程。

上述学者研究白银问题，缘起于对中国赋税制度的考察。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依生产要素而税，且以征收实物为主。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杨炎实施两税法，“按以钱输税而不以谷帛，以资力定税而不问身丁”[15]。这是以国家政令的方式确立了赋税制度的转向，实际执行却难以到位。名义上，赋税额征收货币，但实际缴纳一般以布帛折纳。延至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较为活跃。政府年铸铜币达100万两，辅以白银流通，钞币、铁钱亦在局部区域通行，但多种货币并行的局面，并未改变实物财政为主的状况，甚而形成更加严重的“钱荒”。苏辙曾谈论两税法施行之情形：“自熙宁（1068—1077）以前，民间两税皆用米麦、布帛，虽有沿纳诸色杂钱，然皆以谷帛折纳，盖未尝纳钱也。”[16]宋史专家王曾瑜认为上述论断虽有夸张，却是事实。[17]汪圣铎先生因之断言，在唐宋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尚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赋税征纳货币的制度。[18]

明代以前，历朝通行的货币是铜钱，唐代用白银缴纳赋税之例，史籍记载极为鲜见。唐人王建《宋吴谏议上饶州》诗云“养生自有年支药，税户应停月进银”，盖因饶州为唐朝产银之地。明人于慎行《谷山笔麈》称：“汉币用黄金，杂以泉货；唐纯用钱；……宋始用白金及钱，间以交子。”[19]宋代两税由钱、绢、秋苗及附加税构成，赋税纳银并不普遍。顾炎武《日知录》云：“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盖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20]宋代白银虽已开始货币化，因其尚未上升为主币，亦难以对实物税产生实质性影响。

有明一代，两税法逐渐向条鞭法转变，围绕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中心议题是赋役合一，统一征银。白银作为贵金属，具有储藏、支付、价值尺度的作用；白银作为货币，其价值相对纸币和铜钱稳定，且无须任何信用提供保障。因此，白银可以作为计量不同物品、不同劳役的最佳等价物。然而，“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成十足的货币”[21]。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朝。这一点在中外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根据万明研究，白银成为主币经历了一个民间社会自下而上，再与官方认可自上而下二者合流的发展历程。[22]白银的广泛应用，改变了明初实物财政、等级户役体制下，缺乏统一价值衡量尺度的境况。政府可以统一的价值标准编制预算，并按比例课税。

白银货币化，对明代经济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有论者言，明中叶起，国内经济显示了三百年王朝常有的中期繁荣，白银货币化起了燃素的作用。[23]倘若没有充分的市场发育和充足的白银供应，一条鞭法的实施，难言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为重要的是，白银作为资源运用、分配和支付的手段，在国家财政领域的广泛运用，直接改变了国家财政运作的方式。[24]美国汉学家王国斌在《白银资本》序言中说，中国需要白银，欧洲需要中国商品，此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25]

由以上分析可知，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应该是在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国的赋役制度演变密切相关；同时白银还是中国联系世界的媒介和纽带。以白银货币化为视角，研究赋役制度的变迁，可有助于我们对明代财政体系及其变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