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末清初的国家环境
自万历中叶以后，明朝政治腐败至极、经济陷入崩溃，以至于“流民千百成群，攘盗剽劫”而“民怨日深”，有“隐然瓦解之势”[1]；到了崇祯年间，民穷财尽、内忧外患并存，已不可终日。所以“晚明社会复杂混乱，政局动荡不定，派系变幻，观念歧异，惶乱犹豫原是这一时代的特色”[2]。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最终灭亡。与此同时，已经拥有强大实力的清王朝前身，很早就懂得利用明朝的范文程、洪承畴等降臣降将为之服务，还懂得利用汉族的儒家思想来稳固自己的统治，还经常派兵在河北、山东等地大肆掠夺。在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他们甚至提出与其“协谋同力，并取中原”[3]；但在范文程的建议下，多尔衮率兵入关，与前来求救的吴三桂联手，最终赶走了李自成，开启了满清王朝入主中原的时代。[4]
清王朝入关之后，实施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政策，以一种强者的姿态逼迫人们臣服与归顺。“正是清朝这类赦令文告中表现出的那种君临天下的口吻，大大消解了那种惶乱犹豫。尽管对南明官员的罪过施加了高压措施，这种声明中充分的自信却使许多人为之折服了。”[5]
顺治元年（1644）五月，身为清朝摄政王的多尔衮率兵入京后，即张贴告示，劝降“官绅军民人等”，其文称：“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曩时我国欲与尔明和好，永享太平，屡至书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两朝悔悟耳，岂意坚执不从。今被流寇所灭，事属既往，不必论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尽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干功名立业之秋。如有失信，将何服天下之乎？特谕！”[6]该檄文言简意赅，情理兼具，恩威并施。其中的“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之语，更是直指儒家思想的精髓。随后，他又谕示兵部曰：“各州府县，驰文招抚。文到之日即行归顺者，城内官员各升一级。……山泽遗贤许所在官司。从实报名，当遣人征聘，委以重任。”[7]同年十月，清世祖登极后，再次发布告令，即“犹恐民不忘明，乃施笼络民心之术”，具体措施如下：“一、为明思宗崇祯帝暨帝后帝妃发丧成礼，自长陵以下十四陵皆设官典守。一、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级，仍令视事；朱姓诸王亦仍其王爵；明之职官绅士曾殉国难者，给予谥法及优恤诸典。一、被斥官吏非犯赃者及士为清望所归、并隐居山林而才德可称者，皆征辟录用。一、蹂躏之后，有鳏寡孤独及乞丐街市者，皆给粮养之。一、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练饷、剿饷诸名目尽行蠲免；明季厂卫之弊政，亦一律除之。一、官制、衣服暂用明制，凡已附于满清之民，所以不遽反抗者，盖由于此。”[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年，清朝廷又重开科举会试之门，希冀以此来笼络具有功名心的读书人。其文曰：“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9]
顺治二年五月，清朝豫亲王多铎率军围攻扬州。虽然之前多尔衮曾致书扬州将领史可法，明为劝降，实则警告：“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国家抚定燕都，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10]而史可法则回信拒绝了投降，率领军民坚决抵抗，坚守扬州。随着史可法的殉国，南明弘光政权民心大乱，在清军攻下南京后也就灭亡了。
清政府入主中原之后高压与怀柔政策的同步实施，确实迅速地起到了稳定故明臣民、巩固政权的有利效果。然而事实上，无论清政府采用何种政策、无论如何恩威并施，总有一部分人是弃置不顾的，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屈大均等心意坚定的明朝遗民。他们遵循儒家“严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11]，积极参与抗清活动，即失败之后，亦终其一生以遗民自居。
到了康熙王朝，清政权趋向稳定，采取更多笼络人心的手段。简而言之，“圣祖在位六十一年间，虽外讨内绥，兵威甚盛，然亦知汉族之不可以武治也，乃用儒术以束缚之。计其政策有六：一、崇祀孔子，亲往释奠，并饬国子监讲求程朱性理之学，以风示汉民。一、举博学鸿词科，以网罗明季遗民及奇才杰士。一、开馆编《会典》、《字典》、《明史》、《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书，俾士人奉为准则。一、巡游江南，召试名士，藉以觇察民心。一、开千岁宴，诏天下不论满汉官民，凡年过六十五者，皆得与宴赋诗，以示满汉一体。一、采鄂尔泰奏议，取士复用八股，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自是以后，汉族始安，帝业始固。说者谓满清之命脉，全在于康熙一朝能以儒术笼络天下之人心者，非虚语也。”[12]
可以说，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以儒术笼络天下之人心”之举是奏效的。这些措施中，直接与“诸城十老”有密切联系的有二：一是举“博学鸿词科”，二是开馆编书。李澄中就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他不仅是山东唯一的博学鸿词科的中式者，还是《明史》的编纂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