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二南”与汉水流域之关系

汉水发源于今陕西省汉中市西南部宁强县境内，称玉带河，向东流入汉中市勉县与褒河汇合后称“汉江”，流经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和中部，在武汉与长江交汇。汉江干流全长1577 公里，流域面积17.43 万平方公里。汉水流域地处我国南北自然地理过渡带，北部有巍峨的秦岭，南部是苍翠的大巴山，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物产丰饶。西周时，汉水流域分布着巴、蜀、庸、濮、楚等一些国家，其中巴国为周王朝敕予姬姓的封国，其他几国在殷商灭亡后臣服于周。楚在汉水下游到长江中游，巴、蜀、庸、濮在汉水流域的上游和中游，后来在东西周更迭之际，濮逐渐衰落，楚国壮大。[68]据《史记》记载，庸、蜀、濮都曾参与武王伐纣的战争：“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69]“庸的中心在今湖北竹山，主要范围包括汉以来的‘上庸’地区。”[70]“上庸”即湖北竹山县西南。巴、蜀在庸国以西的方向。周匡王二年（前611年），庸国被楚庄王所灭，楚王遂成就霸业。

由此可见，“二南”诞生的江汉流域，除楚国境内的长江流域外，还有广阔的汉江流域上游及中游的部分地区是在庸、巴、蜀等国范围内的。唐得阳在《中国文化的源流》中说：“到春秋时期，全国至少有岐周、齐鲁、秦陇、函燕、三晋、巴蜀、吴越、荆楚八个区域文化圈。”[71]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说：“从楚文化形成之初起，中华文化就分成了北南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72]作为长期在汉水流域生息繁衍的这些族群，他们的家园地处中国南北的过渡地带，具有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这种地理上的特殊性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这片地区成为文化上的过渡地带，表现出文化上的特殊性。一方面，他们因地处“南国”而长久积淀了南方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另一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中原的周文化的影响，南方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使得他们不断接纳和吸收周文化中有益的那一部分力量。因此，诞生于广阔江汉流域的“二南”诗歌，除了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楚风”格调外，在融合周代的礼乐文化后，形成了不同文化汇集交融的独特文化。

一 汉水流域文化的多元特质

汉水流域地处以巴蜀、荆楚为主要范围的南方之地，从“二南”诗歌诞生的那一天起，这些诗篇里流淌的就是南方文化的血液。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同是在三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积淀而成的，因此在文化根源上具有同源性和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而且，在楚国不断壮大、迁徙、扩张的过程中，巴蜀的一些地方也逐渐成为楚的领地。《淮南子·兵略训》对此有记载：“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73]楚国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在楚文化对南方其他文化的融合过程中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楚文化以其特有的润物无声的方式逐渐渗透进其他南方土著文化中，并在不断接纳、吸收、改造中完成了这种融合，最终形成了以楚文化为代表，兼容巴蜀文化的南方文化。

楚族在迁往郢都前原本生活在丹阳。丹阳地处丹江流域，而丹江是汉水最大的支流。可见楚族的发源地即在汉水流域，楚文化与汉水流域文化之间本来就有着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共同成长的密切关系。程千帆在《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之一）》中说：“盖二南者，南国之诗。南国乃一区域之名，先为周人开辟，后则为楚所并。当时北方文化高于南方，故三百先出，楚词后兴。二南之诗，则诗骚之骑驿，亦楚词之先驱也。”[74]程千帆先生明确指出了“二南”实际上是“楚词之先驱”，一方面确定了“二南”实为“南国之诗”；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这种论述中看到二南诗歌对楚地文学的启蒙，以及楚文化对二南诗歌的孕育之功，这二者看似矛盾，仔细思考后便会发现，只有这种似乎矛盾的表述，才能准确地表达楚文化与二南诗歌这种相互的作用力和细致入微的联系。

《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75]楚人在山清水秀的江汉流域长期生活繁衍，南方的花木山河赋予楚人的是不同于北方的文化特质，楚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富于想象的浪漫思维。这表现在文学上，则是成就了洋溢着浪漫爱情气息的“二南”诗歌以及率性任情、迷离恍惚、激昂恣肆的楚辞。这一切艺术之美的结晶，都来源于楚人浪漫的思维方式，它们虽然产生于不同的领域，在精神上所反映出的本质却是一致的，都来源于对生命和宇宙的深刻而真诚的认识，是楚人在追求自由、尊重人和宇宙的自然本质过程中的产物。而与荆楚之地相反，中原先民不但缺乏对这种浪漫飘逸思维的集体认同，而且从制度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标新立异、张扬个性的行为，《礼记·王制》规定：“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76]相比之下可以见出，浪漫奇谲的思维方式是荆楚先民独有的，他们习惯于用这样的思维去认识宇宙，表达自我，与北方中原文化对礼的严格遵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一方面，汉水流域文化的基调就是这种追求浪漫和自由的楚文化伴随着一代代在南国之地成长起来的南国之人，沉淀在他们民族的血液中，融化在一首首古老的诗歌里。

另一方面，汉水流域又深受中原周文化的熏染。周文化集中体现为西周初年由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建立和完善的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有古籍记载，《礼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77]周代的礼乐文化是周的统治者在吸取殷商灭亡的经验下，为巩固周朝统治而建立的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各个社会领域，包括了祭祀、田猎、宴饮、婚嫁、丧葬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论语·为政》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78]周代礼乐文化是对夏、商文明的集中继承和深入完善，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留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周公制礼作乐是在西周建国初期，周王朝以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上的威慑力，使周代礼乐文化也随着周朝的强大国力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强势文化，向周边的国家不断传播和渗透。陈朝云在《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中谈道：“周代的青铜礼器在更广阔的地区内传播的历史事实，比如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中游的两湖地区、上游的四川地区都比较普遍地出现了西周的青铜礼器，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征的吴越青铜文化、楚系青铜文化和巴蜀青铜文化等体系。尽管这些地方文化体系的器物形态各具地方特征，但其所包含的政治内涵、思想内涵、等级观念及等级制度，却与中原商周时期的礼制文化完全一致。”[79]大量考古成果已经向我们雄辩地证明，周代的礼乐文化传播的范围已经到达汉水流域和长江流域。

礼乐文化是周人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与在江汉流域川泽丛林中成长起来的，充满了洒脱浪漫的想象力和恣意纵情的浪漫情绪的楚人不同，周人将理性精神渗透到集体的思维中，以制度的方式规定了人们在日常的生活行为中应该遵守的准则。在这一系列礼仪制度的要求和规约下，周人形成了系统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受到整个社会的尊敬，他们被称为“君子”。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对君子做过最简洁有力的概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简言之，就是德仪兼备。在周礼的约束下，德和仪都有其内在的诸多要求，君子应该以礼仪制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规范自己的仪容服饰。对“仪”的规范主要是为了使君子举止端庄高雅，使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如果不注重威仪行止，就会受到像《小雅·宾之初筵》中那样的强烈讽刺。对“德”的重视则要求君子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让自己渐臻中和谦让、温柔敦厚的理想境界。君子人格不仅是周礼乐文化的集中体现，而且自周公制礼作乐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君子人格作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衡量个人素质的最高标准。从“二南”诗中，我们也随处可以发现对这种君子人格的赞赏和追求。风诗之始《周南·关雎》的男主人公就是一位深受周代礼乐文化影响的君子。男子思慕淑女，爱而不得，“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程度之深令人动容。但男子却有“发乎情，止乎礼”的克制，他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在礼乐文化的规范下以高雅的音乐来取悦淑女，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君子在追求爱情时仍然保有的君子风度和对“礼”的遵从。

礼乐文化对汉水流域的影响应当是多层面的。“二南”中大量的婚姻爱情诗反映了当时汉水流域的男女在婚恋行为中对礼仪的自觉遵从和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向往。“二南”中还有一些祭祀诗，这些祭祀诗是对周代礼乐文化中祭祀礼仪的集中体现，表现出浓厚的“礼”的意味。“二南”中诸诗既体现了周文化，也反映了南方特有的风土人情。例如“二南”诗中多次提到“公侯”“公”“君子”“宗室”等反映西周宗法制度的词汇。清代学者顾栋高说：“三代之宗法，源于封建。盖先王建树屏藩，其嫡长嗣世为君；支庶则推恩列为大夫，掌国事，食采邑，称公子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世世不觉决。”[80]“二南”诗中还有“钟鼓”“琴瑟”“金罍”“王姬之车”等描写贵族使用的器物的词汇。《郑笺》曰：“琴瑟在堂，钟鼓在庭。”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琴瑟之音细润，可与歌声协比，故设在堂上。……钟鼓，大乐也，又称‘王者之乐’，其声高扬，故设在堂下。”[81]这些词语都显示出周文化的特点。

但是，特殊的地理区位使汉水流域文化具有了自身的特征。汉水流域地处中国自然地理南北过渡带，北面有强势的中原文化，南面是独具魅力的荆楚文化。“地理环境是人类从事社会生产须臾不可脱离的空间和物质—能量前提，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经常的必要条件……普列汉诺夫说：‘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后形成的。’”[82]汉水流域位处两种文化圈之间，既受到自北向南的王化泽被，又必然携带着天生的荆楚文化的基因。这就使得汉水流域文化区别于与它临近的其他文化，表现出看似矛盾实则和谐兼容的双重文化特性。

刘清河在《陕南民情风俗概观》一文中谈陕南文化时说，陕南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南北荟萃，东西交融”[83]，笔者认为，这既是陕南文化的，推而广之，也适用于整个汉水流域。梁中效在《汉水文化的特色及影响》一文中将汉水流域文化的特点归纳得全面而且精准，在他看来，汉水流域最鲜明的特色就在于“北方与南方文化兼备”，这一特色决定了汉水流域文化的“雄山与秀水文化共存”“阴柔与阳刚文化杂陈”“开放与封闭文化交替”“单一与多样文化并生”这些特点。[84]潘世东在《论汉水文化的特征》一文中说：“作为一种独具特质的地域文化和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汉水文化是沉积与辐射的统一、厚重与灵动的统一、兼容性与独创性的统一、醇厚中和与阳刚峻拔的统一，具有开放性和广适性、持久性和变化性、丰富性和生长性、过渡性与和谐性等特征，与中华民族文化乃至所有人类文化一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方向性、支撑力、凝聚力、推动力的作用。”[85]

汉水流域的文化确实是这样的，融合荟萃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三秦文化、中原文化等众多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与众不同、魅力独特的汉水流域文化。这种文化的特殊性在“二南”中得到了比较清晰的体现，在汉水流域人民的现代生活中更是得到了完整的传承。

汉水流域的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尤其是《诗经》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更是研究先秦周人生活现实的珍贵材料。从“二南”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汉水流域先民们的生活状况，主要可以看到他们在面对恋爱、婚姻时的态度和观念，他们在祭祀时的礼仪和心理，还有整个“二南”诗歌艺术风格所包含的民歌之美，从而了解他们生活缩影背后那些深层次的思想内涵，寻找到汉水流域文化包容、汇聚南北文化的特点。

汉水流域既有南方文化的浪漫飘逸，也有北方文化的刚劲务实；既有以孝文化厚重积淀而著称的孝文化，也有崇神尚仙的武当道教文化。汉水流域巫风盛行，民间有很多关于鬼神的迷信和禁忌，既保留着“跳端公”的巫教歌舞，也保留着从周礼的教化中代代相传的婚丧礼俗。汉水流域孕育和培养了具有开拓精神和冒险勇气的伟大外交家张骞，也诞生了宋玉这样文笔细腻工致的文学家、米芾这样千古留名的书法家。汉水流域的民歌曲调杂糅了川腔的清脆婉转和秦音的浑厚高亢，就连日常的交际语言也是多地方言词汇杂糅汇集，腔调则是南北结合的平和悠婉。

综上，汉水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它融合了南北文化的特点，投射在“二南”诗歌中，就是将楚人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和周人对礼乐文化的恪守合而为一，使“二南”在《诗经》这部现实主义的文学经典中，表现出浪漫与现实交融合一的特色。

二 “二南”诗的地域特色

“二南”诗还反映了汉水流域的风物。首先诗中多次提及汉水、汝水和长江。如《汉广》篇提到汉水“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集传》云：“汉水出兴元府嶓冢山，至汉阳经大别山入江。”[86]即汉水出于今陕西省西南宁强县，至湖北省武汉入长江。《汝坟》中提到的汝水“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诗集传》云：“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径蔡颍州入淮。”[87]方玉润《诗经原始》引《皇舆表》说：“宋汝州，今河南汝州，宋蔡州，今河南汝宁府。宋颍州，今江南凤阳府颍州。”[88]

在“二南”诗中，有一些标识性的诗句，表明了诗歌产生的地域性特点。如《樛木》有“南有樛木”，《汉广》有“南有乔木”等诗句，显示出它的方位在南方。诗中的“樛木”“乔木”是生长在南国的，南是相对北方而言的。古人泛指长江流域为南，《周南·汉广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可以看出，古人眼中的南国就是“江汉之域。”“二南”中还有关于“江”和“汉广”的内容，表明它是汉水以南和长江中上游的作品。《汉广》所咏即是汉水，诗中之“汉有游女”“汉之广矣”等以汉水比拟爱情的诗句，说明它是产生于汉水流域的情歌。

《江有汜》中提到的长江“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显示了江汉流域的地域特征。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汜江决复入为汜。……沱，江之别者。”[89]程俊英在《诗经译注》中认为“汜”“沱”都为长江的支流。[90]

沱，毛传云：“沱，江之别者。”《书·禹贡·荆州》有“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孔颖达疏引郑玄注曰：“今南郡枝江县有沱江，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华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盖此所谓沱也。”则在今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北今长江正流一段至江陵县东流，经监利县、沔阳县入汉之古夏水亦为沱，《水经注·江水二》云：“江水又东径上明城北……其地夷敞，北据大江。江汜枝分，东入大江。县治洲上，故以枝江称。《地理志》（南郡）曰：‘江沱出西，东入江。’是也。”但也有据《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将其理解为长江上游的沱江，所以有“二南”产地西至蜀之说。“江”在古代是长江的专用名词，古人常将“江汉”连称，乃是泛指南方楚地。汜，毛传云：“决复入为汜。”《说文·水部》云：“汜，水别复入水也。”郭璞注：“水出去复还。”则“汜”是指水由主流分岔流出后又流回主流的水。从这些记载中可知，沱、汜均为长江的支流，其地在汉水以南今湖北西北地区和陕西南部地区。《尔雅·释水》（《毛传》）曰：“决复入为汜”，《疏》曰：“凡水之决复还本水者。”“渚”为水中之小洲。《战国策·燕策》载：“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四日而至五渚。”[91]可见长江中游以渚为名之多。

《草虫》有“陟彼南山”，《殷其雷》有“南山之阳”。毛传云《草虫》中的“南山”：“周南山也。”清人王夫之《诗经稗疏·周南》认为，此“南山”即为终南山，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陕西一》中亦说终南山又称南山，古名太一山、地肺山、中南山。《小雅》中也多次出现，如《南山有台》《斯干》《信南山》《节南山》《蓼莪》等诗中都提到“南山”，可见这是周境内很重要的山。毛传云《秦风·终南》中的“终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孔颖达疏曰：“《地理志》称‘扶风武功县东有大壹山，古文以为终南’。其山高大，是为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传》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险。’是此一名中南也。”[92]扶风武功县即今陕西省凤翔县等地，属古周原之地。证明毛传所谓周之南山，即指终南山。终南山属秦岭山脉，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南，《汉书·东方朔传》亦云：“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洛以西，厥壤肥饶。”[93]

在“二南”作品中，还有许多带有江汉流域特点的动植物，这与创作诗歌的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相对于萧条的北方而言，只有丰饶的南方土地才有可能提供有着如此众多动植物的自然环境。《周南·关雎》有“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葛覃》有“葛之覃兮”“是刈是濩”，《卷耳》有“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桃夭》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芣苢》有“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汉广》有“翘翘错薪，言刈其蒌”；《召南·采蘩》有“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草虫》有“陟彼南山，言采其薇”，《采》有“于以采，南涧之滨”，《甘棠》有“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摽有梅》有“摽有梅，顷筐塈之”，《何彼襛矣》有“何彼襛矣，唐棣之华”。从上所引的诗句看，采的野菜有荇、、蕨、薇、蒌、蘩、藻、卷耳等，采集的野果有桃、李、梅、唐棣以及甘棠等，反映渔猎的诗虽只有《兔罝》《驺虞》两首，但涉及的野生动物有麋、鹿、虎、马、羊、犬以及鱼类。周代是以发展农业为主的，但“二南”中未见记载农耕的诗篇，记载较多的是反映采集和狩猎生活的，而江汉之域被认为是南蛮之地，开发较中原地区为晚，农耕生产相对落后，这也说明“二南”不可能是北方的诗歌，而应是南方的诗歌。诗中的“荇菜”“卷耳”“葛覃”“芣苢”等都是南方常见的野菜、野草、野藤等野生植物。还有“关雎”在汉水流域，人们俗称鱼鹰，是捕鱼的水鸟。

除了地域特征之外，“二南”诗中的诗句，也表现出一些江汉流域的方言特点。闻一多在《诗经通义》中考察了《周南·兔罝》和《召南·驺虞》两诗，指出此“兔罝”与“驺虞”两词皆出于楚方言“菟”字。以“肃肃兔罝”一句为例，闻一多曰：“《释文》本作菟，云‘又作兔’。案古本《毛诗》疑当作菟。菟即於菟，谓虎也。《左传·宣公四年》曰‘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释文》菟音徒。《方言》曰‘虎……江淮南楚之间……或谓之於。’《广雅·释兽》曰於‘，虎也。’《汉书·叙传上》曰‘楚人……谓虎於檡。’注‘檡字或作菟，并音涂。’於菟或省称菟。《方言》郭注曰‘今江南山夷呼虎为。即菟字。’……楚人呼虎为菟者，此语音之混同，非名物之借用。”[94]“兔”即是“於菟”，是楚方言中对虎的称谓。

此外《召南》中的《采蘩》《采》篇有：“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这些反映出的自然环境与生活习性正是长江、汉水沿岸的水乡景象，也与江汉流域一带的地理环境相合。

因此，“召南”之地应以终南山为中心，南及汉水、长江流域，为今陕西与湖北部分地区，是原岐周故地丰、镐一带及其以南的部分地区。

很显然，从“二南”诗所表现的动植物来看，“召南”在陕之西，“周南”在陕之东，仅指西周王畿所在地，包括了武王灭商前就已经拥有的大片土地与成周一带地区。由此证明，如王夫之《诗经稗疏》所谓“二陕分治之地，别为二南”，实际上只是以东、西二都为中心的西周王畿之地而已。

对于王畿之地的规制及其作用，《国语·周语上》有这样的记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韦昭注曰：“邦内，谓天子畿内千里之地。《商颂》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内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书》曰‘五百里甸服’，则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职业也。自商以前，并畿内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内，更制天下为九服。千里之内谓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谋父谏穆王，称先王之制犹以王畿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习也。故周襄王谓晋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是也。《周礼》亦以蛮服为要服，足以相况也。邦外，邦畿之外也。”[95]《汉书·地理志》曰：“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96]故邦内甸服，指邦畿之内国君直接统治地区，即王畿；邦外侯服，邦畿以外分封诸侯地区；侯卫宾服，前代王族后裔遗存的小国之君，以客礼相待地区；蛮夷要服，服我并加以约束的四边蛮夷地区；戎狄荒服，蛮夷中不服我的，是着重的惩罚对象。在西周初年，周天子曾经任命周公、召公以陕为界，分别统领东西二区，也就直接管辖东西二都所在的王畿之地，而来自于这两个地区的诗歌也因此得以称《周南》《召南》。

“二南”诗中还有反映江汉流域民情民俗的诗，如《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首诗一般被认为是描写婚姻情景、祝贺女子出嫁的诗。也有的学者认为是江汉之地先民咏桃之作和祭桃之歌。先秦时期，桃是汉水流域茂盛生长最常见的植物，与此地先民的生活十分密切。此地先民出于对桃的依赖，自然就歌咏桃、礼赞桃以表达对桃的感激、热爱和崇拜的心情。《桃夭》每章的前两句，既是对桃的热烈礼赞，又是祝愿桃能茂盛生长。后两句则原为赞美桃被人们取用之后可以福泽其族人。《桃夭》形式整齐，音韵和美，语言生动而准确。尤其是每章前两句对桃的形态和桃花、桃实、桃叶的描写，状物细致，赋形鲜明，生动地渲染出桃树那繁荣茂盛、生机蓬勃和花艳实硕的景象。这样词采绚丽、气韵天成的诗歌，在原始社会的图腾时代当然不可能产生，明显具有周代诗歌的特点，而且在周代已演变为用于祝贺女子出嫁、歌颂新娘可以使小家庭幸福美满的仪式歌，它演变的原因当是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演变的基础依然是汉水流域人们对桃的热爱，其演变的方式大概既有个别语词的更改，也有语言形式的修饰和诗章的调整增益。周代以来，它便成了民间流行的婚礼仪式歌。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湖南、湖北的一些乡村，人们举行婚礼时，仍“要歌《桃夭》三章”。

三 从产生时代探讨“二南”的地域性

“二南”的含义和产生时代及地域，的确是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郭沫若曾说：“《诗》三百篇的时代性尤其混沌，诗之汇集成书，当在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而各篇时代性除极小部分能确定外，差不多都是渺茫的。”[97]《诗经》主要是周代的诗，周的正史典籍早佚，除了后代的史书及其杂记外，商周时代的历史真迹只能从陶器、甲骨、钟鼎和封泥等器物上看到一些，但其内容又多为祭祀占卜记事，有关《诗》方面的很少。先秦古籍遭秦火后毁之大半，《诗经》因汉儒口诵师传，才比较完整地流传下来，所以班固说：“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98]汉代又有齐人辕固传《齐诗》，鲁人申培传《鲁诗》；燕人韩婴传《韩诗》，鲁人毛亨传《毛诗》。自东汉郑玄为毛诗作《笺》后，毛诗遂胜，其他三家逐渐衰废而亡佚，今之《诗经》即为毛亨及其弟子毛苌所传的《毛诗》。它原本是真实可信的，内容材料如梁启超言：“现存先秦古籍，真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99]但是，经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诗》被奉为垂教千古的“经典”，历代统治者从其阶级立场出发，用合乎他们阶级利益的道德标准，曲解这三百篇诗的精神，在经师们凿空推索和迂曲传注之下，产生自民间的诗歌被蒙上了厚厚的瓦砾灰尘，“所论往往为圣哲之遗训，儒先之陈言，又称述旧籍，皆以《诗经》为名”[100]。在春秋战国时，列国使节在外交宴会上的“赋诗陈志”，以及孟子所称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就已显露出这种附会的端倪了，原来纯净的诗歌遂变得叫人迷惑费解。我们要了解和研究这些古代诗歌的真正含义，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探索《诗经》产生的渊源及其他方面。

从产生的时代来看，《诗经》主要是周代的诗，但最早产生当在周前。明胡应麟《诗薮》曰：“中古之文，始开于夏，至商积久而盛微，至于周而极其盛。”又说：“予窃谓后世之文，鼻祖于夏，而诗胎孕于商也。”[101]但《国风》的具体年代很难确定，风是民间歌谣，十五国风就是15 个国家和地方的民歌，而民歌流传时间往往很长，难以说清始于何时，所以胡应麟又认为：“周之《国风》、汉之《乐府》，皆天地元声，运数适逢，假人以洩之。体制既备，百世之下，莫能违也。”[102]以至“二南”则众说纷纭，茫然莫测了。《毛诗》说它是文王时代的诗，郑笺亦同，也有人根据《汝坟》《甘棠》《野有死麇》等诗考证为东迁以后的诗，如崔述在《读风偶识》中认为《汝坟》“此东迁后诗”。[103]现代许多人认为“二南”是东周时代的作品，这样说来，“二南”究竟产生于何时何地呢？

从《诗经》产生的原因来看，《国语·周语》载，西周时代有这样一套制度：“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04]统治阶级经常举行会盟、庆功宴，以及祭天时、感农事、祭鬼神等活动。由于需要而产生了大量的庙堂之乐，颂就是当时的一种伴奏歌乐。但《诗经》中大部分篇章还是来自于民间。朱熹即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兴歌咏，各言其情者也。”[105]宋郑樵《六经奥论》也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106]风者，土调也，是劳动人民中无名诗人的创作，“村野妄人”之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自内心之感情的流露。《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盾）戚（斧）羽旄（牛尾），谓之乐。”[107]古人所谓“乐”都是指乐舞而言的。诗就是在乐舞中诞生的。《诗大序》云：“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08]诗、乐、舞三者是表达人思想情感的共同的有机体，是有节奏的，经过提炼加工以表达生活的一种艺术。

统治阶级为了解人民对政治的反映，以便加强自己的统治，设置了采诗官吏——“行人”将各地民谣民歌采集起来，献给太师（管音乐的），配好乐谱，再演奏给天子听。各地诗歌就这样被集中到中央，这就是“采风”。采集来的诗，经过删定，修改，不断积累起来，到孔子以前便有了和今之《诗经》大体相同的一部诗集，但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所讲的，就是如《诗经·国风》里的东西，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的作品。因为比较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由王官们检出可做行政上参考的便记录下来。此外消失的真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他的两大史诗集原也是出自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

因此，何年何月何人于何地采集制作的“二南”就很难确定了，只能根据诗的内容和古人较为可信的记载来探讨。古代很多学者主张“二南”是周公、召公时代的诗，这个观点占绝大多数。《吕氏春秋·音初篇》即云：“周公、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109]但周召二公历经文王、武王、成王等时代，参与王政，东征西伐，多次受封，既有“二公分陕”之说，又有“周公封鲁、召公封燕”之说，何处而有“二南”呢？《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110]绪何业呢？《诗集传》曰：“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父甫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寝广，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111]《吕氏春秋·古乐篇》曰：“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王三淫而翼武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誉也）文王之德。”[112]其诗虽不可全信，但足以说明，西周初年周公旦确实有过献诗活动。《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相传周初，在周公旦的主持下，集中、整理、增删了前代各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乐舞，用于祭祀天地祖先、朝贺等大典。当然，制定礼乐制度的实际目的，是加强等级观念，巩固统治。

召公与乐联系更为紧密，其名奭大约就是与舞有关系。《说文》云：“舞，乐也。用足相背，从舛舞声。”[113]在甲骨文中古舞字就是表示人的一种欢愉之态，而奭字在古文中也表示人消散愤怒的神态。《庄子·秋水》有“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成玄英疏作“四方八极，奭然无碍”[114]。消散貌已是引申之意。《说文》释“奭，盛也。从大从皕，亦声。此燕召公名。”[115]显然，两字是有相通之处的。召公也确曾在岐邑采集过诗，郑樵的《通志略·氏族略第三》说：“召氏，或作郡，姬姓，召公食邑也。”杜预云：“扶风雍县东南有召亭。雍今凤翔天兴，此旧地也。”[116]姚际恒亦说“周、召皆雍州岐山下地名，武王得天下以后，封旦与奭为采邑，故谓之周公召公。”并引孔氏之言曰：“文王既迁于丰，而岐邦地空，故分赐二公以为采邑”。[117]应该说，“二南”诗有些是西周初期周公旦与召公奭时候的。

从“二南”诗的具体内容上看，显而易见其思想内容、语言技巧及艺术形式是《国风》中比较完美、精妙的，考测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会发现“二南”很难说是周后期作品。东周时代社会动荡不宁，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愁苦骚动的生活，离合悲欢的社会现象，随时随地触目惊心。客观现实愈趋繁复，人们的认识也就随之深化。“二南”的思想情调并没有反映出这种现实，其内容是和平环境下的产物，过去所谓“二南”“颂美政”“后妃之德”等称誉，当然是不足取的，但说明了“二南”的产生应该是在奴隶社会上升时期。我们知道，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的存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理想、理论、政治观点，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18]因此，我们认为，“二南”诗有相当部分产生于周初之说，是较为可信的，而且它们萌生孕育的时间一定更早，被使用时间更长，流传影响更广，其内容、形式、语言发展日趋成熟而完美，所以在春秋时期汇集编订《诗经》时居于首端。[119]不过编入《诗经》之时，周后期的一些歌颂周公、召公后代的诗篇也被归入《二南》之中，所以有《甘棠》《汝坟》等，这与《二南》诗有相当部分产生于周初并不矛盾。

四 汉水流域方国考略

对“二南”诗所产生的时代我们作了扼要的分析，但对其来源、作者却尚未明确。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从历史背景、社会现状特别是历史地理情况及其地域所在进行考证。

汉水流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北以秦岭与黄河分水，东北以伏牛山、桐柏山与淮河分水；西南以大巴山、荆山与嘉陵江、沮漳河分水，其东南则进入江汉平原，南以东荆河右堤与新滩口至谌家矶之长江左堤为界，东以澴水与滠水之分水岭为界。其地貌特征是三面高，中部低，南部面向洞庭湖。具体而言，东南部为幕阜山和九宫山山脉，东北部为大别山低山丘陵地带，西北部由大巴山山脉的东段、秦岭山脉的东延部分、荆山山脉、武当山山脉等组成，西南部为高山山原地带，中部为江汉平原。

流域内水系发达，主要支流有汉水上游的褒河、湑水河，汉水中游的丹水、唐河、白河、堵河以及汉水下游的漳沮水、王家河、东荆河、涢水、澴水和滠水等。

在现行政区划上，汉水流域包括陕、豫、鄂三省11 个地市68个县（市）和神农架林区，即陕西省的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及其所属27个县、市，河南省南阳市及所属13 个县、市，湖北省的襄樊市（今襄阳市）、十堰市、荆门市、荆州市、孝感市、神农架林区及其所属28 个县、市。此外，还包括湖北省天门市、随州市以及武汉市西部。[120]研究者认为：“这一地区自古就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100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方国林立，是周代封国最为集中的地区。在春秋早期，沿汉水及其支流，大大小小共分布着约18 个方国，汉水中上游的巴、庸、麇、绞、鄀、谷、邓、卢、鄢、罗、吕、申12 个方国，汉水下游支流涢水流域分布的唐、厉、曾（随）、贰、郧、轸6 个方国。”[121]在这些众多的方国中，有以庸、巴为代表的原生部落方国；以唐、曾、郧、轸为代表的周代姬姓封国；以麇、罗为代表的楚系芈姓封国。以汉水为界，汉水以北是“汉阳诸姬”及众多中原方国的地盘，汉水以南为南方原生部落和楚国所占据。这种地理格局最终为楚国的自由发展构成了有利条件，汉水成为其天然屏障，楚国利用这一屏障，创造了独立发展的机会，最终由不过百里的小邦，发展成为方圆五千里的大国。

对于存在于汉水流域商周时期的方国，周人曾经在这里进行了许多开发经营。周灭商以前，在这个所谓南国地域之内，居住着许多部族并建立了许多国家，对这些部族和国家在武王以前和周族的关系，由于文献材料不足而不敢妄做论断。但在武王之世和周发生来往，并建立了军事联盟关系的，却是有史实依据的。武王伐纣所率领的西戎八国中，就有在湖北和陕西交界的南国境域之内的庸、蜀、卢、彭、濮五国，这是《尚书·牧誓》明文记载的。盖周族势力的发展，自太王迁岐开始，“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诗经·鲁颂·宫》）。至季历时，伐灭邻近戎族，“奄有四方”（《诗经·大雅·皇矣》），把国都向东南迁到毕程（今咸阳北原上）。到文王时，北伐密须（甘肃灵台县），南伐崇，把国都南迁到渭水南岸的丰，《诗经·大雅》所谓：“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周族势力逐步向东南扩展。然终文王之世，史书不言周人势力越出岐丰之地而远达秦岭以南的江汉流域。且当时周人之大敌是东方的商朝，而其主攻面不是南方的小国。庸、蜀、彭、濮和周发生军事联盟关系，盖出于武王灭商的需要，对南方邻邦采取联合团结的政策，而江汉地区所谓南国并未纳入周人政治势力之直辖范围。

周人是在武王灭商，周朝建立以后，逐步从事对南国经营的。《左传·昭公九年》载詹桓伯语曰：“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122]巴在今湖北汉水东岸[123]；邓，在今河南邓州；楚、濮在湖北汉水西岸。又《左传·昭二十六年》载：“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124]从武王克殷到康王息民的40年间，周人倾全力从事对东方灭殷后的巩固工作，故无力无暇对南国江汉进行经营。《礼记·乐记》说：“夫乐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125]大《武》乐，是舞蹈表演的乐歌。“象成”，是象征武王所成的功。“再成”“三成”“四成”“五成”，是乐舞的表演遍数。一遍叫一成，也叫“终”。“始而北出”，即一成而北出，象征武王开始会诸侯于孟津，准备伐殷封王。殷封王国都在朝歌，其地理位置在周之东北，所以谓之“北出”。“再成而灭商”，是说第二遍乐舞表示武王在牧野打败封王的军队，灭掉商朝。“三成而南”，是说第三遍乐舞表示武王灭商后班师南返，回到周地。“四成而南国是疆”，是说第四遍乐舞表示武王对殷朝都城以南诸侯国家的征服和分封，如封姜尚于吕（南阳），封周公于鲁（鲁山），封召公于郾（郾城）等。由此可知，周人经营江汉，治理南国，是在武王灭商以后，不可能在灭商之前文王之政教就化行乎南国地区的。

周人经营江汉，治理南国，从周昭王开始。新出土的《史墙盘》铭文，在叙述周初文、武、成、康、昭、穆诸王的重要功绩时，把昭王伐楚，作为西周初年的重大事件，说明昭王以前周人未尝从事于南国的经营，而周人经营南国江汉地区，正是从周昭王南征荆楚开始的。据《竹书纪年》，周昭王曾两次南征江汉。第一次是“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126]。出师之前，曾命中“先省南国”准备行宫。《中鼎》《中觯》记载了南征军队所经过的地方有方（河南方城）、邓（河南邓州）、鄂师、汉中洲等地，涉过汉水而南，直接挞伐楚国。《中觯》记其“振旅”班师，胜利而归。第二次南征在“周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127]。从昭王时的铜器铭文来看，昭王两次南伐荆楚，经营江汉都是胜利的。《宗周钟》载：

王肇遹相文武勤，疆土南域，服子敢陷虐我土，王敲伐其至，撲（朴）伐厥都，服子乃遣间逆昭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128]

在南征中，声威所到，能够使南夷东夷的君主26 人来朝见，胜利的形势已可想见。但在回师的途中，涉汉水，桥梁坏，昭王及蔡公抎（陨）于汉中，六师皆丧，“昭王南征不复”，到春秋齐桓公伐楚时，还在质问这件事情。

昭王两次南征，皆以荆楚为主要对象。据《史记·楚世家》载，楚虽是周的封国，但始终与周为敌。当时楚境距周较近，征服了楚国，则可向汉南次第发展，江汉地区就可以逐步收入周的版图。但由于昭王之死，六师之丧，受了挫折，西周王朝也就暂时停止了对南国的经营，所以昭王南征不返，也就成为西周历史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过了五世，到周宣王时，西周王朝又大力从事对江汉地区的经营。从《诗经·大雅·崧高》《常武》《江汉》等篇的记载中可见，周宣王是派召虎来主持这件事的。“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截彼淮浦”“徐方来庭”。除了征服南国把疆土扩展到南海（云梦地区）而外，还把南国之东的淮夷、徐戎也征服了。《诗经·小雅·召旻》篇说：“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指的就是经营江汉这件事。周宣王派召伯虎经营江汉地区的结果，一是分封申国在今河南南阳，“彻其土田”“土疆”“迁其私人”，储聚了粮饷，建立起师旅，把申伯培植为“南国是式”的诸侯，把申国武装为“南土是保”的军事重镇；二是在汉北汉东又重新封殖了一些所谓“汉阳诸姬”（《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臣“栾贞子（栾枝）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定公四年》云：“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隋、唐、息等，和以前分封的巴、应、蔡、蒋等连在一起，使汉北、淮西地区正式成为周朝统治范围。

申是南国的主体，召伯虎封殖申国的方式，是周人武装殖民的基本方式，是周初殖民分封方式的继续。申国被培植起来之后，就成为周朝维护“汉阳诸姬”的后盾，“南国之师”成为周宣王四出征伐的主要武装，而申国在宣、幽之世也就成为“四国于藩”的大国。到了春秋时，申被楚文王灭掉之后，所谓“汉阳诸姬”也就陆续被楚吞吃了。入春秋之后，所谓南国，在《左传》《国语》诸书中已经不能具体找出它的疆域踪迹，就把申和楚作为南国的代号了。

当然，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在汉水流域众多的方国中，尤以中上游地区的庸国时代较早、区域较大、国势较强，是该地区方国的代表。关于庸国的起源，史料记载并不多，只有《尚书·牧誓》篇提到随周武王灭商，学界关于庸国的起源说有多种流派，但主要有“容成说”“祝融说”“巴氏说”和“庸氏说”。庸国历史悠久，国势强大，在楚庄王时与麇、百濮部落联合反楚，前611年被楚所灭。[129]对古庸国在汉水上游的地理位置和疆域，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容城说”“庸国说”“竹山说”“十七县说”和“三省一市七十一县区说”，而以湖北竹山县为庸国说影响最大。以上诸说各有千秋，只不过囿于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匮乏的局限，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但梳理诸多文献和最近几年的考古发现，我们有必要对“二南”产生地域的古方国作重点探索。

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前已列述很多。这只是说明产生时间，而诗之来源并非在岐邑，因为“二南”的内容基本上是南国之象，语言、风情是南方的格调，这是显而易见的。如《关雎》《汉广》等大部分都是写南方某处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周南》《召南》的“南”应该是指邑周召之地的南面——今陕西南部一带，广及江汉流域。所以朱熹说：“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又敢以系于天子也。岐周，在今凤翔府岐山县。……南方之国，即今兴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诸州。”[130]宋之兴元府者，即今之陕南汉中也。

汉中，原名南郑，其得名，仅据《水经注》说：“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前806—前771年），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131]其地处汉水上中游，秦巴之间，是一个得天独厚、物产丰饶的军事要地。前312年设置汉中郡。《汉中府志》载：“汉中郡本附庸国属，周赧王二年，秦惠王置郡，因水名也。”其范围比今之汉中地区的版图要大得多，最初属夏禹贡梁州之域，[132]后划属雍州，以后又发生了许多变故，到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改名为“兴元府”。

汉中襟山带河，地域辽阔，且形势险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历史是古老、悠久的。近几十年间，在这里发掘了许多古迹文物，如1980年6月西安矿业学院地质系和198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实习生配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在汉中地区南郑县境内梁山东部的龙岗丘陵地带发现了大量的旧、新石器（采集石制器约436 件）。在调查报告中谈到梁山石器的打制与器型，都具有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特征，并且与我国已报导的旧石器遗存有明显的差异，说明汉中在南北方人类文化的继承及自然地理上有着明显的独特风格。

1984年4月中旬，笔者曾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几位同学一起到梁山龙岗进行田野考察。在考古队的帮助下了解了部分发掘情况，于断层一侧看到数千年以前这里的人类遗迹，看到一些陶器残片、石制器、骨器等，不仅有龙岗文化遗存器物，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的代表性器物，也有相当于七千年前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遗存器物，是一处包含着多种文化因素的新石器遗址。当然，关于汉中梁山龙岗文化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和进行考古与历史研究，但目前已发掘的情况，足可以证明汉中历史之古老，文明之悠久。笔者就在断层下发现一小石器，据说是古人用木片渗沙子慢慢将圆石锯为两半制成的斧子，斧刃痕迹犹在，其精细可见，从后来发表的挖掘报告可知，大概类似半坡型砾石砍砸器，展现了早期龙岗人的生产生活状况。[133]

当人类历史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时期，在汉中一带居住的有羌、氐等族，宋罗泌《路史·国名记·炎帝后羌姓国》载：“玄氐乞姓，羌也……今兴（兴元府）、武（武都）、成、阶四州地，盖岐、陇而南，汉川以西皆氐云。”[134]可知上古时代岐山、陇山以南，汉川以西广大地方的氐族中有乞姓的羌族（古代氐族和羌族时常杂处），这一点无论从文献资料还是地下考古都得以证实。

1955年以来，在城固县苏村遗址、武郎遗址以及莲花公社等处出土的殷商铜器（约486件）为研究殷商疆域及陕南殷商时代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135]卜辞称：殷之东有夷，南有荆楚，北有土方……西有羌。《括地志》载：“陇右岷、洮、业等州以西，羌也。”[136]即在陕西、甘肃之间，汉中的略阳、宁强（羌）一带。按县志载：略阳在春秋乃为“氐、羌所居”，今汉中宁强（羌）县就是因此而得名的。据此，殷商之际汉中似属羌。故《诗·商颂·殷武》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这说明当时羌人被殷人征服，臣服于殷。甚至殷王有权命令羌人开垦土地，这在殷墟卜辞中都有记载，此不赘述。

从城固出土铜器与殷墟器物基本相同这一点上推断，汉中地域文化与殷文化关系较为密切。有研究者认为：“殷人的疆域已达陕南地区，当时汉中应属羌地，是羌方的一个部落，是殷代异族方国之一。”[137]但是，历代史书中似乎没有见封地在汉中地域的记录，这该如何解释呢？汉中上古时代究竟是不是方国？如是，其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又是怎样的？国名是否就叫羌国呢？在夏、商、周近千年以至更早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汉中到底是怎样的社会状况？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下面仅以自己的管窥蠡测谈一点初步研究认识。

列宁曾说：“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个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138]我们认为《诗经》与汉中确有密切的关系，决不是从主观出发、以凭空的想象或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客观事实。靠古书的只言片语作出简单的结论是不科学的。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产物。我们在本书前文所综引的关于《诗经》“二南”研究的各种观点，有些不免有主观臆断之嫌。在这里，要论证“二南”产生的地域性问题，有必要对上古时代汉中乃至江汉流域的历史作进一步详细的考证。

1976年，陕西周原考古队在扶风县庄白大队凤雏村、召陈村等处发掘了两处周宫室建筑基址，四处西周青铜器窖藏以及制骨作坊、平民居住遗址和几百座西周墓葬，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出土的微伯家族的青铜器种类很多，有盘、壶、爵、鬲、钟等100余件，其中，有铭文者70 余件，尤以史墙盘、微伯壶最具史料价值。

微伯即微伯，也称微。“十三年壶”青铜器是西周中期的器物，[139]记载的是微伯曾在外出田猎时，两次受到周王的重赏，一次在郑（“郑”训重，初文为“奠”，“奠”古或读“尊”），一次在句陵，微伯是周王重臣，曾为郑地之王。郑地，按陈金方同志考证似在南郑，据《山海经》卷4 郭璞注郑地云：“今京兆郑县也”。《纪年》载：“穆王元年，筑衹宫于南郑。”在先秦三郑 [南郑、友（郑桓公）郑（陕西华县）、新郑]之中，南郑历史可能最早，因为新郑得名是在平王东迁之后。史载，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封其弟友于郑地（今华县）。当犬戎攻破西周王朝时，郑桓公与周幽王同时被杀，桓公之子郑武公与平王东迁，并吞了桧国等，仍沿袭旧号（为继桓公王业），命名新都为新郑。因此，周夷、厉时的郑（即壶铭文之“奠”），可能就是指南郑——汉中。其地曾是微伯史的属地，与周王朝联系甚密，而周王对微伯也颇钦佩和重用，并多次嘉奖。

还有像“十三年壶”铭文中，也反映出微伯与周交往的一些情况，以及与周王的君臣关系。那么微伯的历史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了，对了解南郑商周历史是极其重要的。

关于此，“史墙盘”铭文[140]有很好的说明。史墙盘是西周微国的器物，有铭文凡284 字，历述西周初穆王以前微史家族的历史。内容可分上、下两部分，前段颂扬文王至穆王的功德，与史书记载相合。铭文下段，记史墙的高祖为微国君主，世处微地，是以周为核心的盟国成员之一，系武王成王时人，武王克商后入周求见，武王命周公给其土地，始受周封，受有在周的官舍和土地，墙的乙祖辅佐成王、康王，受到周王重用（作册）。墙的祖父、亚祖父辛约当康、昭之世，亦在周廷任职，参与周王室政务活动，封作册折，开始使用“（样册）”氏族称号（以官为氏）。墙父考乙公（组铜器里谓父祖乙公）——丰，是昭王、穆王时人，善法孝友，承继其祖先的事业。墙本人从穆王的后期起，在周廷任史职，所以又叫史墙。就是墙的儿子，为微伯，约当懿、孝之世（前10 世纪）。继承祖业为史，但回到微国统治过一段时间。多次受王赏赐，从上述微国关系看，微既保留了方国地位，又在周朝世袭任职。[141]至此，微史家族的历史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线索，但微国的地域在何处呢？

微国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仅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和“夷微卢烝”几句，说明不了什么，清曾李淇《竹书纪年义证》卷16因《春秋·庄公二十八年》“筑郿”，《公羊传》和《穀梁传》本均作微，而疑在今四川眉山市。新版《辞海》解作“商周时西南夷之国，曾和周武王会师伐纣，地约在今四川巴县”。眉山、巴县都在蜀中，与周室相隔较远，能与周王朝关系如此密切吗？且蜀道当时是否通行尚成问题，据蜀人扬雄《蜀王本记》所言，古时秦蜀之道非常难行，秦王乃造一石牛，藏金于股，赠与蜀王，于是蜀国乃开辟通秦道路，秦王随此路乃发兵袭击灭了蜀国，[142]此说不十分可靠，可见蜀道自古就难行。至唐仍是“难于上青天”，因此我们认为仅以“郿”字通“微”，而疑微国即在郿山县是不符实情的。

又王国维《散氏盘考释》推测为汉右扶郿县西南，由渭南跨踞南山。试想在国王畿内与王室如此相近之地何以能独立而成为方国？唐兰先生驳曰：“汉郿县在陕西郿县东北，当在岐国境内。决与微国无至，就是渭水南山也不可能是微国，”认为“庸、蜀、羌、髳和卢、彭、濮七国约在今四川与湖北境内”[143]，而微“不可考”。

实际上，符合历史背景、地理条件的汉中倒与微方国地域有关系。汉中与关中仅隔秦岭，既可保留方国之地位，又可与周联系密切。周初，以岐而之丰、镐为中心，西面有陇、西秦，东有陈、桧等，东北有唐、魏（后属晋）等，唯独南面无载。陕南偏隅一方，富饶而险固，可是先秦典籍几乎没有记载商周时这里的情况，是否因为微君未被封爵故而不见经传呢？《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伐纣至于牧野誓曰：“嗟我有国家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集解》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所云巴蜀就包括川北、陕南交界的汉中地域，包括今安康、镇巴等处。《尚书·伪孔传》同语。

由此看来，微伯之在南郑和微所在汉中是相符合的，微伯是微国之王，南郑就是汉中。但微国并不等于就是汉中，微国仅仅是商周附属的一个部落形式的小方国，而汉中的地域是较为广阔的，一定还包含其他一些部落方国，如羌、氐等，但羌国与氐国、羌国与微国、氐国与微国的关系是什么状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五 微史考与“二南”之关系

微史家族的探求对于我们了解商周时代微国的关系、微国的历史特别是与汉中可能存在的所属关系有很大帮助。但仅从这一点来分析微国的社会状况则是十分不够的。我们一面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生活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的产生的过程”。[144]要研究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研究一个历史状态，必须通过研究一个社会的具体而丰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才能科学地得到阐明。没有对人类的历史和自然界进行广泛探求，没有考古的发掘和活化石的存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产生不了的。

同样，对于汉中历史的考查及其与周王朝存在的某些关系的探索，局限于哪一点都不足以论证《诗经》与汉中的必然联系。应该说微之于周，之于《国风》“二南”不是截然异旨、渺不相济的，而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

首先，这种联系是政治经济上不平等的部落联盟的结合。西周汉中地域上的微、羌虽是较为独立的方国，但实质上都是周的附庸，而周本也是商的附庸国。周武王所以能率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国去灭商，是因为周对这些方国是有一定的控制力的。这种形式在古代民族的历史上是常见的，其道理在于部落制度本身还分为高级和低级的民族——这种差别又由于胜利者与被征服部落混合等而更加发展。比如罗马人在征服意大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拉丁族居住的地区，就常常是在征服之后结成不同形式的不平等的部落联盟”[145]。微、羌与周的联盟就是从前代所承继下来的部落联盟形式。微伯的列祖在周廷称臣，一方面可能是微人感到有联合周的必要，但另一方面也应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一旦周灭商建国，势力扩大以后，就不得不世代屈任周王朝的史官了。政治上被周人所牢牢控制了。“十三年壶”铭文所云：“拜稽首对扬王休”正是有力的说明，与此相对，周人的地位则是极为显赫的。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载：其时“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146]但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微家族史也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而且是周王朝里很富有的奴隶主，微史家族拥有大量的青铜器就反映了他们富裕的程度，在《诗经·周颂》描写西周中期新兴奴隶主经营农业的《载芟》《良耜》两首诗中，微氏家族就是那奢侈奴隶主之一。

其次，从经济上看，微国的富饶对于周王朝有着重要的意义，周之古公亶父迁于岐山原是被迫避狄的，三代励精图治后征服整个商土，所需物质是十分庞大的，这样才有必要联七国去灭商。微国当是其掠夺财富的源地之一。汉水上中游不仅是鱼米之乡，而且有着丰盛的矿物资源，其中金的储量是周岐邑的东、西、北三面所远远不及的，《大系考释》即云：“古者南方多产金锡”，同时还有较多的铜。周人征伐南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就是“俾贯通口，征緐汤口，取厥吉金，用作宝尊彝”，贯通从南方掠夺金属的道路，是为了掠夺南方的铜。[147]

微氏家族几代在周王朝担任掌仪作册的史官，地位并不那么显赫，但却铸造了大量贵重的铜器。他们的地位和其财产是不大相称的，墙如此富有的原因何在呢？这一点唐兰先生解释为：“千方百计地谋求扩大耕地面积。”裘锡圭先生也说：“这跟微史家族在农业上剥削奴隶特别有办法”是有关系的，但从根本上讲还不仅仅是这些，他们占有的除了表现为商品和奴隶的财富以外，除了货币财富以外，还表现为地产的丰富。恩格斯在谈到古代土地所有权变化时说：“各个人对于原由氏族或部落给予他们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现在变得如此牢固，以致这块土地作为世袭财产而属于他们了。”[148]微国富饶的土地山川是微史家族的本土，是他们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微比周本土具有较多的矿物资源，而且当时又有了一定的开发和冶炼的水平。《管子·地数篇》云：“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赫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149]春秋时期人们对矿产有如此这般丰富的知识，无疑是建立在前代基础上的。从矿苗的发现就能知道下面有什么矿藏，因而封起来不让群众自由采掘，微史家族就是凭着他们手中的特权，从微地剥削资源的。因世代在周参政，家业自然也在周地（武王克殷后，于岐邑给予微史官舍和土地），所以剥削（也可能是亲自指挥开采，周时铜矿法律极严，十里以内封锁，百姓擅自采者当死罪）来的这些财产也就随之到周原去了。

再次，微国、羌国及当时汉中地域上还可能存在其他方国的大片土地，又是周奴隶主贵族田猎的场所以及征伐的交通要道，因而康王曾在此建康宫，昭王十六年（约前10 世纪）第一次伐楚经过时又建行宫，其目的都是掠夺。《诗·大雅·崧高》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从中就可看出西周是把臣服的地方人民作为佣仆与农业奴隶的。《鲁颂·宫》所曰“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中的附庸即指附庸于土地的佣仆——农业奴隶，所以微史就将周“广批荆楚，唯狩而行”（史墙盘铭文）作为历史记载下来。

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掠夺和军事侵略等暴行，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周昭王二次南征，不仅“丧六师于汉”，自己也沉入江底葬身鱼腹了，《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不返”。郑樵《通志略》亦云“昭王之时，王纲不振，乃南巡猎，卒于江上”。

最后，由此反映在“二南”诗中的思想内容呈现出较复杂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认识。“二南”中的诗篇当产生于西周岐邑的南方，广及汉水流域，其地与周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系，前面亦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证、简略的分析。由以上可见，西周时期汉中与周王朝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诗经》中有一部分诗篇就产生在距周较近的羌、微等国，而古羌、微当属于今汉中地域之内。《国风》“二南”是比较典型的代表，有关诗篇的具体内容我们在下面的章节里还要作论述。至于“二南”是如何被采集，献于周室，经整理配乐而编入《诗经》的具体细节现在已无法考证清楚，我们只能从其各方面的联系来推测一些较为接近史实的情况以作分析。微史与周公旦、召公奭有许多交往，在壶铭文中，奠之先公乙公郑与旦、奭二公有着相当密切的交情，史学界对之亦有所论及（微史显然乃周公所封），但还需进一步探讨。微伯与周王室的“交情”，平心的《“保卣铭”新释》已有详细考证。[150]

可以说“二南”诗有一部分就是微国的地方民谣，表达了当地劳动人民真实的思想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时代这里人民的生活和劳作情况。当然，在思想性上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此，诗中必有一些统治阶级的意识。《诗经》不但充满了与今语不同的古辞成语，而且在很多地方交织着隐言与雅言，暗写与明写。若不理解这些错综微妙的描写方法，单凭一般的训诂和考证，是不可能深透地揭示这部书的意蕴的。例如，有人认为“二南”的作者多为妇女，反映她们的劳动、恋爱归家、思夫等生活与思想感情，这种认识就不尽切合实际。只从诗表面字句上分析，就难以确切地理解诗意，探索其本质，必须从其时代背景，产生的客观环境、原因等方面去认识。考据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但它是我们研究《诗经》必要的途径和手段。再例如，有人将《诗经》中恋爱诗歌的产生认为是“性的引诱”[151]，恐怕实在是失之片面。

因此，要说“二南”以爱情诗为核心，这个核心的实质是什么？仅仅是要宣泄性欲才来吟花弄月的吗？都是普通百姓所作吗？回答不是肯定的。在奴隶制社会里，一般劳动者字尚且不识，岂能写出如此精妙的诗来？更何况妇女根本没有什么地位，而诗当时又是极高雅的东西，作者怎会多为妇女呢？但“二南”又确确实实反映了劳动人民，尤其是妇女的思想感情，这又该作如何解释呢？朱东润先生《〈国风〉出于民间质疑》一文对此谈得很详细：“二南”是产生在劳动人民生活中的，而且出自于上层阶级之手，因此，在思想性上多少带着一些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烙印。[152]

“二南”有源于微国之诗，微君又在周廷任史官，是否也包含一些微君的思想呢？《采蘩》云：“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行露》云：“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小星》云：“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这些诗有可能是微君（微人在周作册的为微史，在微地统治的为微君，微君对于周人则为微伯，如微伯就是周人之呼微人）或微史借男女恋爱之情托己怀乡之意，透露出微史对自己国家（聚族而居的部落方国，即国家组织的雏形）壮美的山川江河以及土地人民的向往和思念。《汉广》云：“汉之广矣，不可咏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是极为真挚的感情，但是对于周统治者来说，微伯、微史同样也是被统治者，过的也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因而诗中包含着微国人民对被迫世代效命的本国君王的怀念与希冀。《卷耳》云：“嗟我怀人，置彼周行。”《桃夭》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鹊巢》云：“之子于归，百两御之。”《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速斯，莫敢哉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还有他们的痛苦与悲愤。例如，《卷耳》云：“我故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麟之趾》云：“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正如高亨所言：“慨叹不幸的麒麟，意在以贵族打死麒麟比喻统治者迫害贤人”。[153]一个“归”字在“二南”中重复了15 次，几乎篇篇言归，就是要表达微史的思乡之情，而不是什么“召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其妻所咏”之论调。[154]这样论诗，是否断章取义，站到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了呢？我们决没有这样片面的理解，我们反对那种主观臆断、牵强附会的作风，而赞同钱玄同先生的一个观点：“研究《诗经》只应该从文章上去体会出某诗是讲的什么，至于那些什么‘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话头，即使让一百人说作诗者确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咱们也只好闭而不讲；——况且这些言外之意和艺术的本身无关，尽可不去理会它。”[155]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要扬弃封建文人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还诗之真容，而这并不是简简单单不去理睬“刺某王”“后妃之德”就能做到的，必须全面深入进行研究，才能切近诗意。

同时，我们也知道古典诗歌中确实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屈原“以求女喻通贤君”的表现手法，《离骚》中一些曲折隐晦的写法，就是交织在现实的叙述中而暗示其用意之所在，这和屈原丰富的生活经历、曲折的斗争实践是紧密相连的，《国风》之“二南”同当时社会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密切相关，我们有必要探索清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诗经》中“二南”产生于西周早期岐邑之南江汉流域的大片地域，包括微国（及羌等），是有史有物可证的。所谓《周南》《召南》也就是当时流传在那里，其中包括汉中及汉水流域一带的地方歌谣，被作为献诗或采诗而奉上于周，在周召二公及微史的主持下经整理配乐及后人加工润色形成的。“二南”抒发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对乡土对亲人的眷恋怀思，以及对黑暗现实的义愤不满，反映了西周人民的社会生活，可以看出古代劳动人民在文学艺术上的集体智慧。它产生演化的痕迹，有助于我们辨明《国风》的源流。从“二南”的出现可看出先秦诗歌的辉煌成果。同时，我们在本章中还引述了有关的考古发现及其青铜器铭文，从这些青铜器铭文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一些历史真实情况，与一些传闻异辞或向壁虚构大有区别，它们对研究周代社会以及周与比邻之邦的关系极有帮助，并且从这里也可看出，在三千年以前，我国南方这些地域就和中原地区一样，有了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和诗歌成就，不同地区紧密联系，相互融合，形成了祖国灿烂的古代文明。

恩格斯说：“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找”。[156]西周是城市兴起孕育初期，城市又是以土地财产和农民为基础的，是政治、经济的中心，通过考古，研究汉中及汉水流域当时的历史，对于理解认识《诗经》的社会思想内容及正确分析其艺术特色有帮助。反之，由“二南”又可了解当时汉中及汉水流域的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历史不能只拘泥于政治、经济、思想的“三大块”格式，要重视从整体上研究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及其他。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最先找出不仅要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国历史，不仅要对汉族朝代的兴衰、社会的变迁作出总结，对其他存在于中国版图之上的历史上的一切民族、部落、方国都应予以相当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