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部的呼声

美国西部[52]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在白人殖民者涌入这里之前，西部地区零星地散居着印第安部落，那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内战以后，西进运动进入高潮，移民迅速占据了密西西比河以西到落基山脉之间的大平原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种植、畜牧养殖和矿产开采等生产活动。事实证明，西进运动和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具有本质联系。一方面，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起飞，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为西进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资本、交通等基础设施保障和劳动力支持。另一方面，西部的大规模开发也为东部和整个美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西部的拓殖，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美国西部人民为美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西部地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进步”与“贫困”的尖锐矛盾。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生产，将西部农业的发展与整个美国乃至国际农产品市场紧密联结在一起。西部的农业生产，因深受全国性经济危机影响而陷入萧条。另外，内战以后，西部粮食生产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人口增长率，由于缺乏政府的有效调控，这种盲目的增长导致国内农产品市场越来越狭小。与此同时，美国的农产品在国外市场上又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国际性的农业萧条造成各国农产品价格普遍下滑。更重要的因素是，美国政府在19世纪后半叶所奉行的，是一种牺牲农业以反哺工业的经济发展策略，铁路和工业垄断组织通过各种手段压低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负担十分沉重。[53]

以小农为主体的西部广大民众不堪重负，为争生存、求发展而组织行动起来，针对垄断资本家当权者的不公正政策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反抗运动。他们既不迷信北部共和党的说教，也不受南方民主党控制，而是组建了代表西部农民自身广泛利益的团体，并逐渐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纲领。经历了19世纪70年代的格兰奇运动、80年代的绿背纸币运动，农民运动在90年代初进入了高潮。1892年2月，各民众团体在圣路易斯集会，正式建立了除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外的美国第三党——人民党，通过了维护下层民众权益的“奥马哈纲领”，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由西部地区兴起的人民反抗运动，此时的势力范围已经超出了西部地区，对美国国家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1892年的总统选举中，人民党获得了103万张普通选票和22张选举人票，有5名参议员和10名众议员候选人当选，控制了24个州立法机构，获得了4个州长职位和众多的地方议员及其他职位。纽约《太阳报》评论说：人民党在两大党之中“引起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恐慌”[54]。由此可见，通过斗争，西部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大大摆脱了北部和南部的影响，在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力地提升了自己的地位。

尽管人民党在后来的斗争中由于成分复杂、立场不统一而分裂了，但是，19世纪后半叶的这场长期的、有组织、有目的的大规模政治斗争运动，还是培养了西部普通民众的政治自觉意识。美国史学家比林顿称赞那些小农是农民运动中真正的英雄，“他们反对垄断及金本位货币制的言论因具有说服力而更为有力”。他还援引一位观察者的话说：

农民、农村零售商、牧牛人，这些长着连鬓胡子、戴着宽边草帽、穿着笨重靴子的人也都听到了他们的话，并且能够传播人民党主义的福音。相互争斗的根源正在西部这片土地的各个角落里萌芽。皮肤被热风吹得发黑干皱的妇女，长着一双操劳粗大的手的妇女，穿着褪色的印花布衣服的妇女，她们能够在集会上发言，并且能正好说到点子上。[55]

西部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必然引发西部人自身思想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外部世界对西部文化地位的重新估量。值得一提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当时特纳所在的威斯康星州及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和伊阿华等其他各州，正是接连不断的农民反抗运动的核心地区。有学者称，年轻的特纳成长于一个以物质繁荣和文化昌明为荣的地区，对祖国怀有一腔挚诚，对经济混乱也有切身的体会。[56]作为一个对国家和故乡有着深厚感情和细致体察的史学家，特纳选择以西部来解释美国历史的发展，其动机是应当可以理解的。

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运动逐步成熟相适应，这一地区的文化也在缓慢发展，西部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萌生了地域自豪感，西部知识分子的文化自立意识也逐渐增强。然而，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国家文化格局的现实则是，东部地区——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化牢牢控制着美国文化的主导方向。美国东海岸原英属13州殖民地，是美国政治独立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早期美国文化的摇篮。在美国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东部地区始终领导着美国文化的发展潮流。他们以“文明人”自居，对西部人和西部社会与文化充满了蔑视和偏见。西部人的文化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针对东部文化压制和蔑视的抗争中而成长起来的。

相对于美国东部而言，处于边疆拓殖阶段的西部地区，在文化发展上确实很落后。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西部地广人稀，文化交流障碍重重；缺乏必要的文化根基与传统；等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则源于当时西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在拓荒者刚刚进入西部荒野的时候，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生计问题，思想和文化的建树则多属其次：“在拥有书本之前，人们必须先有面包；在建起学校之前，必须先建起炉灶；在学习希腊和罗马哲学及历史之前，必须先学习来复枪、斧头和犁铧的语言。对这些必需之物的追求，以一种简单的、赤诚的和坚定的奉献来投身于此种追求，是早期美国文化的使命。”[57]这段描述西部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文化发展之关系的话，出自当年的一位边疆传教士。在他看来，西部文化发展的滞后是情有可原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对于绝大多数拓边者来说，文化和知识不仅是无用的，甚至是开垦山林、“对付”印第安人这种艰苦事业中的累赘。

随着西部拓殖程度的深化和边疆社会的全面发展，文化建设逐渐被提上日程。边疆居民在稍事安顿之后，便开始发展教会、兴建学校、创办报纸、组织各种文化社团。有些文化活动，甚至在大规模的农业拓殖活动展开之前就已经在荒野上悄然进行。在西进的人流中，除了农民以外，还有传教士、教师、报纸编辑和印刷工人，他们以自己的特殊劳动参加了边疆社会的建设，西部的文化事业也由此得到快速的发展。尽管早期的西部文化是应东来移民的要求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明显的东部文化痕迹，但是，西部荒野地区具有不同于东部的特殊环境，西进的移民在适应性地改造这种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创造出具有明显的边疆特色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与东部的所谓主流美国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内战是美国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内战以北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统一全国而告终，但分属于各地域、阶级、种族的思想文化和民众情感，却并未因此而在短时期内归于同化。内战以后由于共同利益而日渐频繁的各地域之间的广泛交流，极为有利于打破地域偏见，一种新类型的“美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也是大势所趋。但是，具体来讲，美国各地域之间——北方与南方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仍然存在着深刻的文化隔阂。在内战期间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内，西部地位的提升和南方地位的下降，打破了内战以前东部文化一统天下的均势，各地域之间的文化对抗倾向由此加剧。西部地区的领导人坚信：“西部为内战的胜利及美国在内战以后的发展皆做出了贡献，现在，西部必须在国家生活中担负起主要责任来，而不应该像对待一个孩子似的来对待它。”[58]然而，当时美国东部知识分子尚持有这样一种观念：东部沿海地带是美国文化的根基，在美国思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具有文化使命感的东部人不断地派出教师和传教士去感化“笼罩在黑暗”之下的西部大地。这种东部文化优越论受到了西部广大知识阶层——报刊编辑、神职人员、医生和政治家们的激烈批判，他们认为：“西部的文化不仅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甚至就是在当时，也是美国文化独一无二的代表。……西部的宗教、道德甚至是教育，都在本质内涵上优于东部。”[59]

然而，西部地区在内战以后所取得的社会发展进步，并不是普遍地为东部社会所认可。东部社会精英对西部社会的偏见是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乔治·伍德伯里（George Edward Woodberry），一位出身东部的学者，内战过后的一段时期里在内布拉斯加大学任教，曾经在信中这样描述自己对西部大学生活的印象：

内布拉斯加的社会以文化上的无知野蛮和道德上的贫乏自私为特性。……那里的员工齐刷刷地分为东部人和西部人两派。……学生是不系领带的，甚至经常是没有衣领的，衬衫前襟上时常出现令人无法忍受的污渍……这种生活需要具有厚颜无耻、视而不见的能力才能适应，我害怕……我特别担心自己所习得的这种厚颜无耻是否将是一种向野蛮状态的退化，而不是向文明的迈进。

这种蔑视西部人的情感倾向，还可以从戈德金（E.L.Godkin）那里反映出来。作为著名的《民族》杂志（The Nation）的主编，戈德金在内战以后公开积极倡导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并认识到了西部拓殖经历对于美国国民性格形成的影响。尽管如此，他在私下场合里却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东部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地域偏见，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我确实不喜欢那种具有西部风格的人。”当有人向他夸赞加利福尼亚时，他毫不客气地回复道，“我不得不与西部人共处其间的那些景致风土，没有一样能吸引我。”看来，当时东部知识精英对西部人的反感和蔑视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在内战以后的西部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这种偏见可谓深有体会。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Beard），和特纳一样都出生和成长于美国中西部小镇，他曾经这样回忆道：“在特纳当年公开发表其论见的时候，至少是我所在的中西部地区，正深受一种不公正的待遇和痛苦的折磨。……东部人在文化上一直这样认为，我们所有这些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人，大概几乎全是未开化的野蛮人。”[60]

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其划分标准是出自东部社会的价值尺度。东部知识精英对西部世俗社会生活方式的这种蔑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们自身在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主流地位为根据的。实事求是地讲，从美国建国一直到特纳提出“边疆假说”的19世纪末期，西部地区的文化事业尽管取得很大进步。但是从总体上讲，其综合水平仍与东部地区存在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在文学、史学、哲学研究等“高雅文化”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几乎可以这样讲，整个19世纪的美国高雅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东部精英文化。在东部的文化垄断下，西部文史学家一直以来皆是被动地受制于东部的强势影响，亦步亦趋地模仿东部文化而缺乏独立的创见，未能以西部人特有的视角来阐释西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西进运动是19世纪美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对于国家生活在地理空间和社会发展程度上的这种拓展和深化，如果不能在其民族思想文化中得到及时而全面的反映，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便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一部分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已经意识到国家社会变迁与民族文化发展之间的这种不和谐，在19世纪后半期相继发出了以西部人的视角来书写西部文学和历史的号召。

在美国文学界，比较早地明确发出这种号召的，是爱国主义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深入研究了那些由高雅文风膜拜者所书写的极为肤浅的文学作品后，惠特曼愤怒地问道：“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土上，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在自己的文学主干中看不到新颖的，具有我们自己地方特色的东西，勇气、智慧——密西西比河、高大结实的西部人、真正的精神肉体事实、南方人等等。”[61]到了19世纪90年代，另一位叫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的年轻作家也大胆表达了西部文学的理想。加兰比特纳年长一岁，也是土生土长的威斯康星人，同特纳一样满怀作为西部人的自豪感。他的观点是：

美国文学史，是一种独特表达的缓慢发展史。其最大障碍就是对英国文学模式亦步亦趋的模仿。……现在，美国东部城市已经占据了曾经由伦敦占据的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许多由学院培养起来的西部人，仍满足于屈从于东部的看法，模仿他们的写作，表现出反本土和反民主的立场。为了破除对这种子乌虚有的偶像的崇拜，西部艺术家必须自决起来。美国艺术的问题不是出产什么比过去更伟大的作品，而是创作别具一格的东西。我们的任务不是模仿，而是创造。[62]

在以创作实践来响应“书写西部文学”的号召方面，当属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成就最为突出。这位出生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在密西西比河畔度过童年时光，又在大西部闯荡历练过的作家，以艺术的手法将西部社会广阔的生活场景再现于纸上，创作出《艰苦岁月》《镀金时代》《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作者赞美美国西部壮丽的自然风光，歌颂西部人民的开拓进取和奋发有为，揭发西部社会生活中的丑恶与矛盾，深刻表达了自己的西部情怀。这些贯穿着“边疆精神”的作品，是西部文化自立意识在文学领域中的充分表达，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西部文化自立意识在史学领域的充分表达也是大势所趋，但同时也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过程。同文学领域的发展格局一样，东部知识精英也长期垄断着美国史学主流。内战以前，美国史学尚属于文学的分支，其代表人物大都深受欧洲浪漫主义传统的影响。无论是从文笔上，还是从题材和价值倾向上，当时的代表性作品都带有浓重的新英格兰式贵族文化气息，而描述西部奇闻轶事的作品则根本无法登上文史学界的大雅之堂。内战以后，美国史学逐渐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其主体风格也更多地受到了新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一直到19世纪后期，有影响的大学历史院系和那些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仍主要出自东部，新英格兰文化仍然是美国上层文化生活的支柱。欧洲中心论、亲英派的贵族思想仍在白种盎格鲁-撒克逊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美国独立战争以前的浪漫历史，仍然为东部史学家们所乐道。这些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英格兰。作为欧洲和美国政治起源的日耳曼宪政传统及其高贵性，仍为清教徒史学家们所深信不疑。而西部的发展变化和农民等广大社会底层民众的处境，则根本不在这些东部史学家的视野之内。[63]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西部地区的史学事业逐渐发展起来。早在19世纪20年代，西部各地方性的历史协会组织就在纳什维尔（Nashville）、万达利亚（Vandalia）和底特律（Detroit）等地兴建起来。[64]特纳所在的威斯康星，也于1846年在麦迪逊（Madison）成立了历史协会。这些组织与东部的历史协会有很大差别。东部的史学会大多由私人出资运作，重视会员的出身门第，更像是一个为满足个人雅兴而自发组织起来的精英俱乐部。而西部的史学会在发展过程中则积极争取地方州府的财政支持，注重在具有专业素质的大学教师中发展会员，而且更多地担负振兴地方文化的使命。威斯康星历史协会（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组织满怀期望：“作为美国一部分的威斯康星固然没有悠久的历史，但注定有光辉的未来。”协会创办者“志在以史学作为宣传工具来促进本地区及整个国家的发展”。1877年，鲁宾·斯威茨（Reuben Gold Thwaites）主持扩大了威斯康星历史协会的规模。斯威茨继承了前任协会负责人莱曼·德雷珀（Lyman C.Draper）的资料搜集工作，组织整理了卷帙浩繁的文集，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有关西进运动的原始史料，特纳用以提出“边疆假说”的文献有很多就出自于此。鉴于该协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威斯康星逐渐发展为密西西比河流域史学研究活动的中心。[65]

西部地区历史协会的成立与发展，是西部文化自立意识增强的具体体现；反过来，协会的各种活动在无形中也培育了西部人的乡土观念和民族情感。比如，一位编撰《威斯康星史》的作者就略带夸张地说：在美国人中，最具有美国历史意识的人就是美国中西部居民，尤其是威斯康星人。这与威斯康星历史协会的支持和广泛影响是分不开的。[66]威斯康星同其他西部地区历史协会所营造的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和它们在保存和弘扬西部文化方面所做的基础工作，为特纳提出“边疆假说”提供了极为适宜的客观条件。

总之，西部文化自立意识在不断增强，史学界正呼唤一个马克·吐温式的人物来集中表达西部的历史观念。特纳的“边疆假说”，无疑是在史学领域里率先表达了西部文化自立意识的最强音。其理论提出的起点，则正是出于对东部史学家忽视西部存在的强烈反感。在特纳的未刊私人信稿中，有多处文字清楚地表明了他在提出“边疆假说”之前的这种思想冲动。他在一篇书信体《自传》中这样回忆道：“论‘边疆重要性’的那篇文章是一个提纲，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写作是出于对当时东部学者忽视西部政治研究的反抗，以及对西部史学家在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时所表现出的‘好古癖’的反抗。”[67]在另一篇回忆自己早年游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历的信中，特纳讲道：

对我自己来说，我当时正或多或少地从西部的地域生活中转向新的环境，新环境有助于我更深入地思考西部自身的重要性，并以此种方式，在面对新听众的情况下来解释我和我的人民。……实际上，发表于1892年的那篇《美国史诸问题》的论文，正是我在新岗位上着重思考西部在美国史上地位的结果。[68]

就在1892年的这篇孕育了“边疆假说”思想雏形的重要文献中，特纳明确提出，不考虑西部因素而书写美国史，无异于是上演没有哈姆莱特的《哈姆莱特》。在批评冯·霍斯特（Von Holst）教授的奴隶制研究时，特纳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漏掉了美国史最根本的事实，即美国由阿勒格尼山到太平洋的扩张，以及从扩张中引发的政治和制度的演进。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的着眼点不在大西洋沿岸，而是密西西比河流域。奴隶的斗争反抗是我们历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但是，随着这些事件之意义的不断显现，可以看到，美国历史发展的真正线索，决定我们性格的真正力量，将得益于西部扩张史的研究。[69]

特纳所倡导的西部史，不是孤立的西部地方史，而是置于整个美国历史进程中的西部史。将西进运动看作推动美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力量，将西部在整个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提升到如此高度，是逐步生成的西部文化自信心的最有力的表达，也是长久积淀起来的美国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最有力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