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选题旨趣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内，“‘历史学’几乎完全可以和‘政治史’画等号”，政治史“曾经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系谱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1]，其核心为革命史、阶级斗争史，其主体内容为奴隶起义、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然自1980年代末起，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等新兴学科蓬勃兴起，政治史受到“冷落”，以致21世纪初学界同人发出了“要重提‘政治史’研究”[2]的呐喊。

唯权与利最能动人，学界亦未能免俗。这既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政治史研究一枝独秀的原因，也是今日日趋低落的背景。政治史之不昌，表面上看是西方话语霸权制约下的无奈结局，但与传统的“政治史”缺乏解释能力和吸引力亦不无关系，除了众所周知的机械教条、片面化、简单化等意识形态因素之外，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3]。

尽管学界目前对政治史的研究范畴还无公论，但无论如何，政治矛盾和斗争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列宁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固有其一定合理性，然阶级斗争实难涵盖所有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并不是简单地、直线地、与统治阶级互不相关的自我推动”[4]。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矛盾具有普遍性或绝对性，“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5]。有矛盾就会有斗争，除了阶级斗争之外，统治阶级内部和被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必然存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比比皆是，近代中国尤甚。但在很长时期内，“近代统治集团，特别是晚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和科学的评价”[6]。遗憾的是，李书源等先生20年前早已揭示的现象至今仍未有本质的改变。晚清政治史研究成果虽汗牛充栋，有关派系矛盾斗争的论著却寥若晨星，似乎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问题在研究上受到忽略。

满洲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有清一代，满汉矛盾与斗争无时不在，此乃清代政治史重要特征之一。清军入关后，一度实行残酷的民族征服政策，对江南汉族人民大加杀戮，满汉矛盾异常尖锐。清中期，在朝廷长期的刚柔兼济、软硬兼施下，满汉矛盾表面上趋于缓和，然其潜流一直未绝，多结合白莲教、天理教、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存在。康乾盛世甫一结束，会党起义便开始绵延不绝。迨至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满汉官僚集团势力消长的分水岭，此间清廷有赖于以湘系势力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集团力挽狂澜，其势力急剧上升，顶峰时天下督抚十九。清廷对湘系集团之忧惧猜疑及因应防范显而易见。然彼时汉族官僚势力并无二心，多以满洲贵族集团多疑过敏。戊戌维新后，慈禧之独裁政治开始肆无忌惮，汉族官僚派系势力全面跌宕，满洲亲贵保守势力急速上升，集权夺权之势日益增高，满汉矛盾始益明朗。庚子国变后，走向20世纪之满洲政权，面临严重缺乏互信之满汉对立局面，而久被压抑之汉族主义亦日见其隆，满汉矛盾渐趋激烈，几番攻守酣战，直至武昌起义后清朝解体。然学界对晚清统治集团内部之矛盾斗争尤其是满汉矛盾至今着力甚少，成果有限，致使晚清政治史的复杂性、曲折性和丰富的层次性难以显现。

纵览古今中外，“权力的征逐与妥协，利益的攘夺与交换，几乎成为一般人对‘派系’一词的共同印象”[7]。清季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与自强运动的开展便是满汉妥协与合作的结果，此亦“同光中兴”之根本所在。然当权力欲望和公众体国之间失去平衡，激烈争斗之满汉派系，不惜出卖伦理道德，甚至不吝牺牲国家利益。特以晚清女主慈禧，于近50年执政中亦长期利用派系斗争渔一己之利，抑扬顿挫，朝三暮四，玩弄各派系于股掌，自甲申易枢始更一意独裁专制。此于派系对峙与争斗诸多可乘之机。如此恶性循环，愈趋极端。最终只能透过派系间的残酷对决，来重建秩序。甲申易枢、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丁未政潮、皇族内阁、辛亥革命等皆是激烈斗争中的残酷总决。其中与意识形态关联甚少，只有势力与生存之较量。所谓党争、政争，大体如此。本书所将论列者，或为典型。

以满汉矛盾为主线，本书将1884—1912年之政治风云变幻详加考察，读者或许不难发现，过往很多自觉熟稔或已盖棺论定之史事，抑或会有新的面貌浮现。这并非表示满汉矛盾是解释此段史事的唯一路径，但可能反映以往的探研存在某些不足。或许更有意义的是，透过这些讨论我们会发现，以往历经“深耕”的某些晚清政治史课题，仍有其丰蕴内涵以待发掘，此即笔者之旨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