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现代来华传教士文字传教策略之推动

众所周知，以铅活字印刷为先导的西方近代印刷术的兴起，以及以创作、翻译、编辑、印刷、发行为分工形式的近代出版业在中国的兴起、发展与基督教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来华传教士意识到文字传播力量的重要性，在具体传教方式中，充分利用文字读物的方式将福音连同西方的观念、科技和文化传到中国，同时，也利用文字出版将中国的文化传播至西方国家。

近现代来华传教士着力于文字传教，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这一点都是十分突出的。如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指出：对于传教而言，设教堂讲道、办学校和开医院，这些途径都收效不大，只有文字出版才有大效果，因为：“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4]一些来华的传教附属机构如益智书会、中国书报会，特别是广学会，为传教的拓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学界对这一领域也给予了较充分关注，并出现了诸如《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何凯立）等力著。

1920年代爆发的非基运动，使中国基督教经历了严峻考验和强烈冲击，但也促使教会通过“本色教会”运动获得新的发展契机。为了扩大教外影响，文字事工受到了格外重视，如基督教文社、生命社、真理社等，均定期出版刊物，并展开合作，共同发展基督教文字事工。由于非基运动的影响，在华基督教文字事工发生了由以传教士为主到以国人为主的转向特点，这一点在广学会中也体现得较为明显。但直到1949年，来华传教士仍一直积极参与在华的文字事工。部分传教士也涉足文学领域，积极倡导并推动中国基督教文学的翻译及创作，如耶稣会士明兴礼。也有一些传教士通过译介评价中国文学，间接传递基督教观念，如圣母圣心会士善秉仁等。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近现代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教士与中国社会近代化、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评传等方面，而对传教士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目前尚未见到专门著述。但也有学者已就一些论题展开探讨，如袁进之于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段怀清立足《中国评论》，对部分新教传教士在翻译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探讨。

在目前已有的近现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尚缺乏对近现代来华传教士整体（特别是天主教传教士）之于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面考察。在原始资料的整理、发掘及评介方面，也存在不足。本书立足于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比较研究方法，试图在发掘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探讨近现代新教与天主教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教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以拓展我们的文学研究视野。

[1] 参见刘章才、李君芳《关于西方来华传教士研究的若干范式问题》，《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8页。

[3]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4] 江文汉：《广学会是怎样的一个机构》（上），《出版史料》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