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缘起

年代是历史的基本属性之一，年代学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战国社会相较于春秋时期，不仅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同时也应当看到此时期是统一化进程加快的一个阶段。春秋时期先后曾出现众多国家，经过《春秋》所记载的各国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等兼并活动[1]，至战国时期，大多数国家已经灭亡，目前关于这些在春秋时期存在，而战国时期亡国的国家，其中一些的灭亡过程还不清楚。不过由于有《左传》等文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相关记载也比较可靠，故春秋时期主要的诸侯国国君世系及其年代问题都还比较清楚。

但战国时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此时期的史料较为残缺，如《孟子·万章下》记载此时“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云“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记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史记》尤其是其中的秦国纪年材料是关于战国年代最主要的资料，但是《秦纪》“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同时其关于东方诸国国君世系的记载也存在较大的问题。由于系统记载此时期的历史资料较少：诸子书中偏重思想文化，关于战国历史的记载不多；《战国策》不是严谨的历史著作，其中有很多是拟托的故事；而《史记·六国年表》中也存在较多问题，因此在战国国君年代的问题上，存在较多尚待讨论之处。

顾炎武曾指出战国史料之缺乏，“自《左传》之终至此（周贞定王元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迷茫。”[2]战国王年问题的探讨，与战国史料的新发现有密切关系。晋代曾出土《竹书纪年》，其时学者杜预等即据其来纠正《史记》中魏惠王年代的错误，此后的《史记》三家注中也多引用《竹书纪年》来修正《史记》中的战国纪年。不过由于《竹书纪年》的逐渐散佚，此后学界依据《纪年》来探讨战国年代的研究并不多见；直到明代今本《竹书纪年》出现，清代开始辑录古本《竹书纪年》，相关的研究才开始逐渐兴起，并出现了许多重要成果，当代学者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杨宽《战国史》及《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是据《竹书纪年》研究战国年代的重要著作。

但《竹书纪年》也有不足，即其所记载年代止于公元前3世纪早期，而此后则阙如。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提供了战国中期的重要史料，纠正了《史记》中关于苏秦年代等的错误；而同时期发现的睡虎地秦简《编年记》[3]，其年代始于秦昭王元年，与《竹书纪年》的记载可以相衔接；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编年记》的发现，在战国史料的年代梯次上，增添了重要的一环，并推动了战国中晚期年代问题的研究。

新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也填补了战国初期史料方面的不足，《系年》记载了战国初年楚、宋、赵、晋、齐等国的相关事件，可以为战国年代问题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它和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一前一后，与《史记》相衔接，初步构成了战国史料的连贯体系。

此时期周王及诸侯国君的年代，是战国年代问题的主干，对国君年代问题的研究，可以建立起年代学的框架，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而自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被发现之后，学界关于战国年代的探讨成果也有很多，但是目前还没有系统对这些成果进行整理的专门论述，尚不方便学界的探讨。因此本书试图总结近30年来学界在战国年代方面的成果，方便学界的相关探讨；并试着在前辈学者已有的基础上，结合新出材料，对这些已经较为公认的看法进行再检验，看看这些认识是否成立，并确认一些前辈学者较为合理的观点，避免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以不误为有误的现象。同时结合新出资料，也做出自己的思考，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总之，明确的年代学序列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之一，前辈学者对于战国年代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重要成果，陈连庆指出：

关于战国史的研究，实至清代而始盛。清人研治《竹书纪年》者不下十余家，就中雷学淇、林春溥、郝懿行、洪颐煊比较突出，惜未能分别今本和古本，有得有失。至朱右曾始完全以古本为主，勒成专著。王国维继之，著有《古本纪年辑校》《今本纪年疏证》等书，对前期研究作了初步总结。后来又有陈梦家、钱穆等人继续推阐，大体己解决了十之六七。解放后，侯马盟书、鄂君启节、中山鼎的出土和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睡虎地《大事记》的出现，为战国史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4]

在清华简《系年》公布之后，将近30年来关于战国年代及王年研究的成果进行整理，既是学术史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系年》研究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