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海子：文学符号/“大诗”谱系

海子的影响在其去世后日益显著。作为文本符号的“海子”，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诗歌符号之一，对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作为经典作家的“文学符号”。

除了1993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由西川主编的《海子诗全编》之外，1995年人民出版社“蓝星诗库”还出版了《海子的诗》，到目前为止，已出版的海子各种诗集不下十余种，在各类当代诗人排行榜中，海子多次入选并排名靠前。在第三代诗、后朦胧诗等多种诗歌选本中，海子都是经典推介对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却公开出版的十余部海子研究专著，还有众多发表于网络上的相关论文。他的诗歌也纷纷被谱曲，每年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数量之多，令人感叹。还有学者建议将海子忌日定为“中国诗歌节”，可见，海子影响之广泛深远。

“海子诗歌”无疑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典”之一。“经典化不仅给人们文化上的满足，在这个意义漂浮的后现代社会，经典是自我认同的需要。作为社会人意义缺失，我们被原子化为孤独的人，就更依赖文化的符号组合关系。符号体系的组织，不是具体社会组织的抽象化表征，相反，是抽象社会关系的具体化。我们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置于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之中。为了逃脱意义失落的空虚，我们不得不寻找替代叙述。经典由于其独特的文化意义，成为一个重要的替代叙述来源。”[1]无论群选经典，还是学院经典，海子在当代诗歌经典中都占有重要位置，当然，这种经典地位，也离不开各种传媒，特别是网络的推动，“在后期现代社会中，媒体不是比喻，不是介质，而是一个组成原则，是社会机构的一个最重要部分：无怪乎媒体集中地体现了当今社会的符号学困境”。[2]因而，海子的经典化是一个由青年群体、学术精英、大众读者、媒介传播共同聚合和打造的文化符号，也彰显着他的文学价值与传播影响。

海子作为被选择的经典，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诗歌神话/文化符号。在精英文化范畴，对海子的认同代表着一种精神话语与传统态度，建构了从屈原至海子这个诗歌传统的连续性和传承性；就大众群体而言，海子的影响主要归功于媒体宣传与入选教材，这些途径扩大了海子在大众层面的文化影响，但该影响多少还停留在表面。海子从诗歌的写作能指层面逐渐演变为90年代以来的一个浮游在文学空间的文化所指符号，这里面显然是符号的意义在发挥作用：“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3]在某种程度上研究海子正是研究这个符号背后的意义问题，对意义的阐释，也会不断折射出90年代以来文化意识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显然，海子及其诗歌研究，已经成为9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写作与批评的重要对象之一，作为一个“文学符号”已初具神话效应。他的作品被不断认知，特别是关于“大诗”的价值也逐渐受到学术界重视。90年代以来，海子研究逐渐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

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不完全统计，将海子作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有近百种。早在1997年，诗评家谭五昌就系统地将“海子论”作为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加以研究。

2001年年初，燎原的传记《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4]的出版，让公众更进一步地了解海子的生前逝后，无形加大了海子的传播与影响。与海子相关亦评亦传的“传记类”著作还包括：余徐刚的《诗歌英雄：海子传》[5]、边建松的《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6]、高波的《解读海子》[7]、朱云乔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传》[8]、李斯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海子故事》[9]、李清秋的《没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海子诗传》[10]。此类研究者结合海子的人生经历与重要事件，就海子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分别加以鉴赏与点评，勾勒出一个极具抒情风格的海子形象。2009年，在海子去世二十周年之际，海子同乡金肽频编辑出版了四卷本的《海子纪念文集》[11]，分别为诗歌卷、散文卷、海子诗歌读本、评论卷。这部“丛书”的出版对海子的影响推助极大。

对于海子文学作品的艺术与思想价值的研究成果如下：金松林的《悲剧与超越——海子诗学新论》[12]、胡书庆的《大地情怀与形上诉求——对海子〈太阳〉七部书的阐释》[13]、赵晖的《海子，一个“80年代”文学镜像的生成》[14]、西渡的《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15]，这些著作的陆续出版进一步深化了海子的诗歌研究，它们从文本与思想深处考察海子“抒情”肖像的另一“哲思”景观，慢慢深入到被学术界忽略的海子“大诗”研究（以胡书庆的《大地情怀与形上诉求——对海子〈太阳〉七部书的阐释》一书为代表），这些成果在以往海子抒情诗（纯诗、小诗）的研究基础上，开始向他更为丰富深刻的“大诗”推进，呈现出一位历史诗人和哲学诗人的精神实质与思想深度。

荷兰学者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16]以“文革”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了早期朦胧诗之后的先锋诗歌。此书第三章“‘死亡传记’和诗歌声音：海子”重点探讨了海子的诗歌及其价值，特别是长诗的潜在影响。美国学者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17]探讨了“意象，隐喻，跳跃性诗学”“传统与现代：创新的传承”等“现代汉诗”话题，指出了汉语诗歌的特征及当代诗人作品的价值，但未能对海子作品展开专门论述。美国学者Lupke的New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Poetry[18]，对当代中国诗歌研究颇丰，也多有对海子作品进行分析，但此书更多的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当代诗歌的话语转型，除了对“朦胧诗”前后一些诗人介绍之外，并未能从汉语诗歌的诗性与隐喻性等诗歌本体维度挖掘更具意义的当代诗歌作品。90年代后，海外汉学界则重点关注“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及网络诗歌话语，并未指出海子的东方隐喻写作于当代诗歌书写的特殊作用。

第二，“大诗”谱系梳理。

海子晚期的“太阳七部书”，走向了文学上的“晚期风格”[19]，这与许多文学大师的晚期写作极其相近，为当代文学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

“大诗”，一般指印度古代文学中的长篇叙事诗，比如伽梨陀娑的《罗怙世系》和婆罗维的《野人和阿周那》等几部较早的作品，以及后来一些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内容多取材于史诗传说，辞藻和描写颇为讲究，在梵文文学中影响很大。“古代印度大诗的显著叙事特征是叙事篇幅巨大，动辄上千颂；叙事结构复杂，环中生环。古代印度称一切原创性文艺作品为‘诗’（kāvya），在梵语文学史上，‘诗’泛指纯文学或者美文学，有‘大诗’（mahākāvya）和‘小诗’（khandakāvya）之分。”[20]“大诗”，既指偏重于叙事性质的长篇叙事诗，更体现为对世界观照的精神高度。中国当代的“大诗”写作主要集中于海子、骆一禾等第三代诗人的创作中，这些“思想性写作”是对“后朦胧诗”的超越与突破。

海子倡导“大诗”，不得不提起朦胧诗后期的“史诗”写作。海子毫不讳言他与杨炼、江河的关系。[21]由杨炼、江河等人的“现代史诗”书写，到昌耀与海子的“大诗”追求，其审美与文化的关注点已经由文化寻根走向了对人类心灵的勘探与追求。如此说来，“大诗”的意义就表现为对既有诗歌秩序与美学原则的“断裂”，这种“断裂”的话语实践，以一种积极的建构态度与实践精神，试图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创造诗歌“神话”。

从杨炼、江河等具有文化寻根意识的史诗写作到“第三代诗”中极有影响的“新古典主义”“整体主义”等带有“史诗”性质的隐喻写作，最后发展为海子、骆一禾、昌耀等倡导与践行的“大诗”的话语实践，当代“长诗”写作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转喻式文化寻根意义上的思考走向了隐喻、神话的思维与转义。

海子写道：“诗有两种：纯诗（小诗）和唯一的真诗（大诗），还有一些诗意状态。”[22]“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结合的大诗。”[23]昌耀在《昌耀的诗》后记中写道：“我是一个‘大诗歌观’的主张者与实行者。我并不强调诗的分行……也不认为诗定要分行，没有诗性的文字即便分行也未尝不配称作诗……诗美随物赋形不可伪造。”[24]相对于昌耀，海子在“大诗”实践与理论的思考上，显得更为丰富与具体。

有关“大诗”的论述，在当代文学史上较少被关注，即使是专门的当代诗歌史也少有涉及。但是，80年代中晚期，海子、骆一禾等积极倡导“大诗”的理念与实践。这种诗歌写作标示了诗人的精神追求与书写高度，也表现出高度、难度写作的综合素养与哲理观照。

杨炼早在《智力的空间》中就对这种“综合素养”与“精神高度”提出要求：“智力的空间作为一种标准，将向诗提出：诗的质量不在于词的强度，而在于空间感的强度；不在于情绪的高低，而在于聚合复杂的智力高低。简单的诗是不存在的，只有从复杂提升到单纯的诗：对具体事物的分析和对整体的沉思，使感觉包含了思想的最大纵深，也在最丰富的思想枝头体现出像感觉一样的多重可能性。层次的发掘越充分，思想的意向越丰富，整体综合的程度越高，内部运动和外在宁静间张力越大，诗，越具有成为伟大作品的那些标志。”[25]显然“大诗”是一种难度与高度兼备的写作，海子的“大诗”追求也意味着某种“伟大作品”诞生的可能。笔者综合学界论述海子作品中的“大诗”“大诗写作”“长诗写作”“大诗主义”等提法，将其统称为“大诗”。

我们统一称海子的“长诗”写作为“大诗”，一是它区别于传统或同期的长诗写作，渗透更多的文化与思想意蕴；二是海子所称的“大诗”，是一种创造性的、更具世界眼光的写作，其理念代表着一种诗歌精神，包蕴着诗人的历史担当与文化理想。

“大诗”研究专著方面的成果包括：胡书庆的《大地情怀与形上诉求——对海子〈太阳〉七部书的阐释》，该书以诗性语言探讨了海子晚期“太阳七部书”的写作，应该算是第一部系统探讨海子“大诗”的理论专著，它将海子研究从传统的“抒情诗”（小诗、纯诗）研究推向了“大诗”（长诗）的系统观照与反思。著者坦言：“我对诗人（海子）‘生命叙事’的一点解读终归带有较多的主观猜测成分，很难说真正触及了诗人的内在心理实质。”[26]因为海子“大诗”的复杂性与未完成性，导致此类研究的艰难与滞后，尽管如此，这部著作仍是海子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节点”。西渡的《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一书，上卷探讨了海子挚友骆一禾的长诗《世界的血》《大海》等，揭示其成长为天路英雄的精神历程，展示了其诗歌的“壮烈风景”。下卷则通过骆一禾、海子的比较研究，总结二者在艺术气质、精神构造、思维特征和诗歌理想方面“互文”相通的一面。“在写作意识上，他们都拒绝接受‘古典—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文学史观，而共享着一种共时性的、统摄性的文学史观，这种文学史观使他们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反现代主义的倾向。在一个时间本身被价值化的时代，他们一起重新发现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和美学价值，并以之作为诗歌写作最重要的精神根柢。”[27]在此基础上，作者还指出了“中国诗坛长期以来把骆一禾、海子视为孪生之子的批评误读”，“研究海子创作的得与失，分析其非理性倾向在其诗歌写作中正、负两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其负面的作用”[28]。这些都为“当代诗歌写作与批评”提出了警示性意见。

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所做筛选，较早以海子“大诗”作为写作现象与范式来探讨的论文，是笔者2005年发表的《面对大诗与疼痛的海子》[29]。2006年以后，海子“大诗”研究陆续出现在硕士学位论文及相关著述中。其中以张敏《“大诗”建筑的庙宇——海子诗歌的宗教精神》[30]为代表，他从海子的诗学观出发，挖掘其宗教精神的载体，即诗歌主体“王子”和诗歌本体“太阳”所包蕴的宗教精神。论者指出，海子的诗学理论是其独特的艺术创造，诗人在其中倾注了宗教式的狂热与迷恋。“太阳”是诗歌“王子”建筑的精神庙宇，这个神——日神并非某一个具体的人格神，不是上帝也不是梵，它只是海子宗教情怀的一种寄托。论者从海子的诗学观和作品论两部分展开对海子的“大诗”做了一次宗教精神的历险与探寻。除此，还有一些论著重点针对海子的“长诗”做出分析。比如，李永艳的《论“大诗”的理想及其幻灭》[31]，他以海子“大诗”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诗学理想的形成及失败原因，指出了由于诗人生命体验的缺少与对现实生活的脱离最终导致其长诗大厦的虚空与无法完成。笔者的《大诗写作：普世性写作》[32]则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杨炼、江河等朦胧诗人的长诗写作对海子的影响，并重点指出“大诗”理念的形成不同于史诗、叙事诗的写作，它更强调东方哲学与文化抱负对人类思维的影响与可能。而对“大诗”精神的关注，则在邹建军《学院诗歌批评的建立与大诗的产生》[33]一文中予以凸显，论者指出“诗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窗口，更是一个民族灵魂的镜子”，他以痖弦《深渊》、洛夫《石室之死亡》等作为探讨对象，但此文并未提到海子、骆一禾，以及90年代昌耀等人倡导的“大诗”。2007年，青海诗人曹谁写作《大诗主义宣言》，跟西原、西棣等诗人共同发起大诗主义运动，创办民刊《大诗刊》，提出“大诗主义”的“三合主义”：合一天人，融合古今，合璧中西。另有理论著作《反大诗主义宣言》《大诗学》。[34]他们对海子、昌耀等倡导的“大诗”观念进行学术梳理，认为其文本实践的理念与精神追求，可以说是“大诗”话语在21世纪“80后”诗歌中的一种继续与传承。

诗人黄翔也有过“大诗”的提法，他的夫人秋雨潇兰曾在给笔者信中写道：

也无疑可以说：“对南方来说，黄翔主要是中国的；对中国来说，黄翔首先是世界的。”他的精神意识独具他那一代人罕见的东方人文特征和色彩（包括西方人文东方化），却不因“地域和种族”自我封闭。他的世界是敞开的，这是一个“自我本体的精神的宇宙”。

由于心性相通，我们共同认为：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贪欲”的、更不是当下中国的“贪官的世界”，而应该是属于诗、诗人和“诗化人生”的世界。两者相比较，21世纪当今一代新人究竟应该作何选择和选择什么？！一个民族是否只能纵容“人欲泛滥”却不能容忍东方“精神文化”有存身的一席之地？！

顺发给您几篇黄翔另一类型的“诗”——散文（他的鸿篇巨制式的“大说”也是“诗”、“大诗”）。[35]

可见，秋雨潇兰所提供的作品《在意大利的天空下》（《星辰起灭》上、下卷之一）、《绝对虚无》（《总是寂寞》之一）、《太阳从黄昏中升起》（《匹兹堡梦巢随笔》之一）、《叩击中国古老的门环》（《女性“精神肖像”系列之一》）、《缪斯之城依萨卡》（《星辰起灭》上、下卷之一）等，充满了诗人对自我和世界的深刻的在场体验，试图在超验、直觉的精神世界中勘探生命的奥秘与可能。这种当代诗歌隐喻与神话思维的写作传统，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精神来源。

海子、骆一禾、昌耀等诗人所坚守的“大诗”话语实践和诗意与诗性本体精神，让诗歌回归到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回归大艺术、大生命、大世界、大灵魂的精神境界。海子与昌耀的写作情怀无疑开启了当代“大诗”的写作方向与思想追求，它既不同于西方现代哲学与理性诗歌，也不同于传统东方梵诗中的叙事写作，如海子所言，他们综合了这种种思想，站在人类的心灵和东方文化的高处，践行着“大诗”的理念与追求，使中国当代诗歌具备了某种与西方诗歌对话的品质与可能。“大诗”因此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一种尝试，并作为一种积极的思想力量推动了当代诗歌写作的历史进程。

显然，海子诗集的文学文本、研究的各种理论选本、专著理论选本、各种带有勘探和补遗性质的传记及评论文本的集结与出版，无疑推动了海子作为文学符号在学术界内外的影响，也加强了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影响。当代诗歌除了“史”的文化意识与发展阶段的认知之外，在诗歌内部仍然有一条突破时代语境的发展线索，即走向语言本体意识的写作，海子的写作正是语言本体意识中的超验与感应的象征写作。这一点也是海子区别于其他长诗写作的价值与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