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一 把一个理论问题交还给历史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在文艺学研究中论的研究和史的研究往往是两张皮。基本理论研究往往离开史的研究，不是从创作实践中，从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去概括理论和发展理论，做到论从史出，而是从哲学概念出发，从逻辑推理出发，来研究文学理论问题，例如把文学的本质归之于哲学的反映论，把文学典型问题归之于哲学上个别和一般的统一，等等。而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史和文学理论史的研究中又缺乏问题意识，缺乏方向感，往往只是历史文化背景的介绍，批评家和理论家的观念和概念罗列和评价，没有对理论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对发展规律的深入探讨。这两种做法既不利于论的研究，也不利于史的研究。如何把文艺学中论的研究和史的研究统一起来，使论的研究有历史感，使史的研究有方向感，有理论深度，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这里，仅以19—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作为对象来思考这个问题。具体说，也仅以历史和形式关系这个独特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来研究19—20世纪俄罗斯文论史和批评史。

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世界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独特的地位，是一种内涵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现象，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现象。在19世纪，不像我们以前所了解的，好像只有别、车、杜，只有社会历史批评，其实也有唯美派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开端，也不像我们以前所了解的，好像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实际上也有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而且这两种诗学流派和文学批评流派都深刻地潜在地影响了20世纪俄罗斯乃至世界文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更值得重视的是后来又出现这两种诗学流派和批评流派由相互对立走向相互渗透、相融合的趋势，出现了像巴赫金、普罗普、维戈茨基、洛特曼这样一些反映这种趋势的并有很大国际影响的文论家。这些诗学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出现，为深入研究我们所思考的问题提供了好的对象和条件。

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自从有文学理论以来，内容与形式、历史与结构、历时与共时、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始终是让文学理论家感到头疼和纠结的问题，虽然问题的提法和角度不尽相同，但都涉及到了文学的特性和文学与现实生活关系这一文学理论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这曾让历史上的许多理论家煞费苦心，他们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和不同方法也得到不同的结果。如果从理论到理论，从哲学观念出发，从逻辑推理出发，也能说出一些看法，但很难令人满意，很难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论从史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还是把理论问题交还给历史。看看这个重要的复杂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呈现在鲜活的生动的历史之中，历史又为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哪些思路。从俄苏批评史来看，比如深谙艺术特性的别林斯基为什么热衷于剧烈的政论批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为什么特别看中别、车、杜的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特别盛行且又占主导地位的苏联为什么又冒出形式主义的批评，在形式主义遭到毁灭性批判之后为什么它的影响依然存在，最后，像巴赫金、洛特曼这些文论大家为什么又从形式回归历史，出现形式与历史融合的趋势。对这些历史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肯定会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从文论史和批评史的角度来看，如何把史的叙述和理论的阐释结合起来，始终是一个难题。文论史和批评史如果只囿于空洞抽象的，高头讲章的思辨性表述，那就没有历史深度，相反，文论史和批评史如果只限于所研究的人物和流派的历史叙述，只流于表面的局部的细节性问题的探讨，只专注于材料和事实，没有问题意识，没有方向感，没有某种标准，那就会缺乏理论的深度。一部有深度的文论史和批评史，除了讲清楚文论家和批评家主要的理论贡献及其价值，对文学发展的作用，讲清楚他的理论产生的背景以及对后来的文论家和批评家的影响，还必须通过历史的叙述体现出某种理想，某种标准，某种观念，还必须通过历史的叙述展示历史的联系，历史变化的规律、方向和趋势。总之，对文论家、批评家的研究，对概念的探本溯源，对发展趋势的把握，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要兼而有之。拿俄苏文学批评史来讲，19世纪和20世纪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20世纪源于19世纪，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同19世纪别、车、杜的社会历史批评是有联系的，20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又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唯美派和象征派。可以看到，所谓历史和形式的纠结、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纠结也始终贯穿于19—20世纪的文学批评之中。时而是历史批评占上风，时而是形式批评占上风，但两者的影响无论在哪个时期都始终存在，只不过有时是显在的有时是潜在的。同时还可以看到，在20世纪一些有世界影响的文论大家那里，逐渐回归历史，逐渐出现历史和形式相融合的趋势。这种问题意识，这种方向感，这种对发展趋势的把握，是文论史和批评史应有之义，是文论史和批评史之本。

不能说历史和形式的纠结和融合是把握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的唯一视角，但它是一个主要的视角，也是从新的角度研究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的一次尝试。希望论的研究和史的研究的结合，既能给基本理论的研究，也能给文论史和批评史的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