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到澳门的时间辩证

一般学者都认为孙中山是1892年秋到澳门寓革命于行医的。根据陆丹林的《革命史谭》记述，香港西医书院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是在光绪十八年，即1892年7月22日。而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以下简称《五十周年纪念史略》）的有关资料，则孙先生“以第一人毕业，其证书经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官签字，由香港总督罗便臣爵士手给，准其以内外科产科行世，是为香港第一张医照，一八九二年七月廿三日所发”。这两个报道都证明孙先生1892年7月底还是在香港的，所以说他最早也要在1892年秋季才能到澳门。那么正确抵达澳门应为何时呢？

特别一提的是，很侥幸本人与研究小组在仁慈堂查到孙先生租用该堂物业作为寓所的租约，而该租约是在1893年8月26日签发的，承租人的英文签名是Sun Yat-Sen（孙逸仙），该物业地址是议事亭前地14A。这一份珍贵文件非常重要，因为它证明毫无疑问孙先生曾住在这栋屋里。但一份1893年8月3日的仁慈堂行政委员会会议记录有以下的一段记载：“仁慈堂事务所的书记员在此，谈及一位中国医生孙逸仙，他居住在仁慈堂的其中一间屋，打算租议事亭前地16号的一间屋，但请求清洁（该屋），因有一中国人在屋死去。行政委员会决定由建议者（孙逸仙）自己进行这项工作。”从以上新发现的文件中可知，孙先生最后可能是为了避免麻烦，决定不租16号，于8月26日转租了14A的物业。但从这份记录亦可得知，孙先生未租得议事亭前地14A前已暂时住在另一处仁慈堂物业，而这份报告是在8月3日写的，因而可推测孙先生抵达澳门肯定是在8月3日前的一段时间，但由于本人未能找到进一步资料确定孙先生最初抵澳便入住的仁慈堂物业的地址，因而亦无法尝试找寻孙先生在澳门最早居住房屋的租约。

孙先生曾向镜湖医院借款银1440两作开设中西医局之用，而此借单“揭本生息赠药单”仍留存至今，而单据所显示的签证日期是光绪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即1892年12月18日。

孙先生来澳门寓革命于行医可能与卢九、卢廉若父子有关。这可以在卢怡若老先生于1964年的回忆中得知。[1]卢怡若以84岁高龄从澳门往台湾出席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时，接受台湾《新生报》访问，谈及卢家与孙先生的关系。

“原来，七十年前，澳门闻人张心湖母病，群医束手，卢氏的父亲卢焯之，乃介绍国父来澳门，经国父悉心治疗，张心湖母亲的病，很快的就好了，大家见国父的医术精良，都坚邀国父在澳门悬壶济世，国父一方面觉得盛情难却，一方面认为澳门不失为发展革命力量的好地方，经卢焯之先生的安排，进入镜湖医院，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西医生。”[2]

上段引述的资料《五十周年纪念史略》中亦有相当详细的叙述。有关孙先生到镜湖行医的过程：“当先生在香港学医时，偶一返乡，道经澳门，澳绅曹子基何穗田家人，久病不愈，延之诊治，一药便瘳，惊为神奇。及先生毕业，曹何与港绅陈赓虞，资助先生在澳门组织中西药局，挂牌行医。镜湖医院者，为澳门华人所设立，向用中医中药施赠贫病，中国医药经验数千年，当有可采取之处，惟欠缺近世科学之研究，先生屡以此献议于该院值理，卒得其接受。”

从上两则资料可知，虽然镜湖医院的领导大多同意请孙先生到澳门行医，但镜湖医院只不过是一间中医院，孙先生到了镜湖便了解到难以施展身手，因为主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有正式的提倡，孙先生在《伦敦避难记》里说过：“则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有正式的提倡，有之，自澳门始。”是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说服镜湖领导改变不接受西方医术的传统。“屡以此献议于该院值理，卒得其接受”，才能令他们（在他自述中所提及）终于支持他以西医术治人：“澳门中国医局之华董，所以提携而嘘拂之者无所不至，除给予医室及病房外，更为予购置药材及器械于伦敦。”因此孙先生抵澳时间肯定是早于签证向镜湖医院借款单据日期的一段时间，即在1892年12月前。另一旁证则可在当地葡文报刊中找到。

由前山军政府刊登于1893年7月25日的葡文周刊Echo Macaense的一则中文广告是向孙先生鸣谢及表彰其崇高医德，其中谈及：“余患此疾廿余年，愈治而愈甚，云春痔大发，每最必大解，每大解必卧数时而后起，其苦已甚，其累日深。友人何瑞田闻之见访，力陈孙逸仙之人品学问及所习欧洲医法坚属，延其施治。予久闻孙逸仙之名，亦知其医法，无论内外奇难杂症，莫不应手回春，奏效神速，且非以此谋利者，及经何瑞田力荐，予愈信之不疑，遂于去岁腊月封篆后，延（原文廷）请孙逸仙诊视。”据此孙先生应是在“去岁腊月封篆后”开始医治此病人的，即是说是在1893年1月开始的。而由于病人已“久闻孙逸仙之名”，按情理推论，病人应是无法在孙抵澳行医前得闻其名的。因此孙先生应是早于1892年12月便在澳行医的。

本节再引一则相关史料深入探讨孙先生抵澳的较准确时间，这是孙先生在西医书院的同学江英华医生于1930年1月26日接受郑子瑜《华侨日报》访问时回忆当孙先生在西医书院毕业时所发生的一件事：“毕业后因香港未有位置，时香港总督罗便臣曾驰书北京英公使，托英公使转商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谓总理与余两人识优学良，能耐劳苦，请予任用。李覆书罗便臣总督，云可来京候缺。每人暂给月俸五十元，并欲授吾二人‘钦命五品军牌’。总理为潜身京都，运动诸人革命，允即前行。吾二人遂偕康德黎师往省（广州），请英使转商总督德寿领牌，然后晋京，以免惹清政府之忌。讵德寿总督诸多为难，欲吾二人填写三代履历等等，方准领得。总理气怒而返港。”[3]若江所说属实，则他与孙先生往广州见德寿的时间应是在领得毕业证书后至抵澳行医之间的事。在台湾才子李敖所著的《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里，他谈到江英华所提这件事应是：“民国前二十年（1892）7月24日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毕业后，和11月间在澳门设中西药局前之三个月中间发生的事。”[4]李先生这部著作大量引用史料并经分析考证来讨论孙先生在乙未首义前的言行，立论精辟，可惜却未有注明是如何得知孙先生在11月间设立中西药局的，相信必有原因，可能由于他引述大量史料，一时漏误忘记注释此点吧，但江英华所谈一事，相信不会无中生有，而记录此事的郑子瑜更特别指出：“此段事迹，与革命之关键至为重大，幸编述党史者留意之。”从此事件可证明孙先生是不会在西医书院毕业后马上赶到澳门行医的。综合上文细心分析可信度高的相关资料后，可断定孙先生是在1892年8—11月抵澳的，而以11月最为可能。

[1] 李敖：《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李敖大全集》05，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99—100页。在任志林的《卢公怡若传》（未刊稿）中对此事亦有简略提及。

[2] 李敖：《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李敖大全集》05，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99—100页。在任志林的《卢公怡若传》（未刊稿）中对此事亦有简略提及。

[3] 李敖：《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李敖大全集》05，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95—96页。在任志林的《卢公怡若传》（未刊稿）中对此事亦有简略提及。

[4] 李敖：《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李敖大全集》05，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95—96页。在任志林的《卢公怡若传》（未刊稿）中对此事亦有简略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