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作人何以“发现儿童”
在周作人现代思想展开的过程中，关于“儿童”的思想是重要资源之一。作为思想家的周作人，在“儿童的发现”上，他的道德家、教育家、学问家这三个身份，起到了根本的、合力的作用。因为兼备这三种身份，使周作人在“发现儿童”这一思想实践中，走在了时代的前端。
周作人自己承认是个道德家。“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如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7]他在妇女问题上的道德实践可举一事为例：他与刘半农、钱玄同组成过“三不会”，即奉行不赌、不嫖、不纳妾。事实上，周作人对此是身体力行的。在儿童问题上，是他第一个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思想，并且切实地“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鲁迅语）。
这种通过“儿童”建立起“新的道德”的尝试，可以上溯至1906年。周作人在《孤儿记》的“绪言”中说：“嗣得见西哲天演之说，于是始喻其义，知人事之不齐，实为进化之由始……呜呼，天演之义大矣哉，然而酷亦甚矣。宇宙之无真宰，此人生苦乐，所以不得其平，而今乃复一以强弱为衡，而以竞争为纽，世界胡复有宁日？斯人苟无强力之足恃，舍死亡而外更无可言，芸芸众生，孰为庇障，何莫非孤儿之俦耶？”[8]周作人对将达尔文的进化论阐释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时代风潮的质疑，是来自于对“儿童”的关注。在当时，中国所了解的只是《物种起源》所代表的达尔文的前半部进化论理论，而达尔文后来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所表达的“爱”“合作”“道德”这一关于人类的进化论思想，却不为人知。可是，周作人以其关爱儿童的人道主义情怀，在一定程度上与达尔文的后半部进化论理论殊途同归。
周作人的“儿童的发现”始于“绍兴时代”。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的创立者，周作人的“儿童本位”思想起始于他的教育实践。1912年3月至1917年3月，周作人在家乡绍兴从事儿童教育事业，做过浙江省视学，更在绍兴县教育会会长和中学教师位置上做了整整四年。这一期间，周作人基本形成了他的独特而超前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儿童教育思想，乃至儿童文学思想。这一情形，我们从他发表的《个性之教育》《儿童问题之初解》（1912年）、《儿童研究导言》（1913年）、《玩具研究（一）》《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小学校成绩展览会杂记》（1914年）等论述文章，《游戏与教育》（1913年）、《玩具研究（二）》《小儿争斗之研究》（1914年）等译文，特别是从《童话研究》《童话略论》（1913年）、《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童话释义》（1914年）等论文中，可以看得清楚。
学问家这一身份，对于周作人“发现儿童”也十分重要。学术研究能为周作人“发现儿童”提供方法和途径，实在是因为周作人在学术兴趣上有其特殊性。周作人称自己的学问为“杂学”。在《我的杂学》一文中，他说：“我对于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而这人的事情也原是以文化之起源与发达为主。但是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如严几道古雅的译语所云化中人位，我们也是很想知道的，那么这条路略一拐弯便又一直引到进化论与生物学那边去了。”[9]可见“为人”、为了解“化中人位”，是周作人学术研究的首要目的。于是，我们看见，周作人在倡导“祖先为子孙而生存”这一“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时，就拿了生物学来“定人类行为的标准”。
然而，对于周作人发现儿童影响最大的当是儿童学。不过，周作人的儿童学有着相当的特殊性。他受美国“斯学之祖师”斯坦利·霍尔的影响很大。周作人在著述中经常谈到“斯丹来霍耳”（即斯坦利·霍尔）。斯坦利·霍尔运用德国动物学家、进化论学者海克尔提出的复演说（动物的个体发生迅速而不完全地复演其系统发生）来解释儿童心理发展，他认为，胎儿在胎内的发展复演了动物进化的过程（如胎儿在一个阶段是有鳃裂的，这是重复鱼类的阶段）；而儿童时期的心理发展则复演了人类进化过程。正是这一儿童学上的复演说，深刻地影响了周作人，使他意识到：“童话者，原人之文学，亦即儿童之文学，以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故二者感情趣味约略相同。”[10]“照进化说讲来，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儿童学（Paidologie）上的许多事项，可以借了人类学（Anthropologie）上的事项来作说明。”[11]
除了斯坦利·霍尔的复演说理论，“茀洛伊特派的儿童心理”也是周作人的儿童学的重要基础。1934年，周作人特别为1930年所作的《周作人自述》加了一段话：“如不懂茀洛伊特派的儿童心理，批评他的思想态度，无论怎么说法，全无是处，全是徒劳。”后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似乎是没有对这句话给予足够的注意和重视。这句话表明了周作人的“思想态度”中，关于儿童的思想，处于一个根本的、重要的地位。周作人所说“茀洛伊特派的儿童心理”是什么呢？他有一句话有所指明。“茀洛伊特的心理分析应用于儿童心理，颇有成就，曾读瑞士波都安所著书，有些地方觉得很有意义，说明希腊肿足王的神话最为确实，盖此神话向称难解，如依人类学的方法亦未能解释清楚者也。”[12]关于心理分析学家波都安，周作人有《访问》一文，边译波都安的文章，边议论他，说他的《心的发生》“全书凡二十四章，以科学家的手与诗人的心写出儿童时代的回忆，为近代希有之作。”周作人特别译出波都安的自序中的一段话：“在心理学家或教育家，他将从这些篇幅里找出一条线索，可以帮助他更多地理解那向来少有人知道的儿童的心灵。……更明白地了解在儿童的心灵里存着多少的情感，神秘与痛苦。”[13]应该说，波都安的这种知与情的儿童心理学研究与周作人的包括儿童观的整个思想情状是心有灵犀、一脉相通的。
综上所述，在周作人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这一新文学理念中，“儿童的发现”是重要的思想源头之一。“儿童的发现”在周作人的整个新文学思想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周作人的“儿童的发现”这一思想（也包括妇女的发现），体现出他的批判“男子中心”（“神圣的”“父与夫”）这一现代思想的独特性。不论是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本位”这一儿童观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
[1] 周作人：《儿童问题之初解》，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
[2] 周作人：《我的杂学》，《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7页。
[3] 周作人：《小孩的委屈》，《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4] 周作人：《〈我与江先生〉后序》，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
[5] 周作人译：《儿童的世界》，止庵编订《周作人译文全集》（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0页。
[6] 周作人：《复陈仲甫先生信》，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7—628页。
[7] 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8] 止庵编订：《周作人译文全集》（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9页。
[9] 周作人：《我的杂学》，《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10] 周作人：《童话略论》，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
[11]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
[12] 周作人：《我的杂学》，《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13] 周作人：《访问》，《永日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