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基本思路与内容
如前所述，本课题已有不短的研究史，且已取得颇为丰富、可引以为傲的各类研究成果，从而为接下来课题的进一步拓展、深入和继续研究，积累了颇为丰富的资源，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些资源和基础，也鉴于本人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关注者和实际参与者（尽管由于工作需要或学术兴趣而多有旁骛）[74]，由此，近年对课题的进一步开展，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认识，最后决定撰写本书。下面，就来交代和说明与本书直接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 基本思路
鉴于此前本课题取得的成果形式，基本上限于专题资料集和专题论文。而本课题目前已经具备且十分需要开展一些总体、宏观和系统的研究，以整合、梳理、总结此前的各种相关研究成果，为伊斯兰天文学的在华历程尽可能描绘出全图，而这种研究最适合的表现形式莫过于学术专著。鉴于前述本课题研究成果存在的种种问题，为切实有效拓展和深化课题研究，本书的撰写将贯彻下述思路和方法。
首先，不局限于伊斯兰天算家及其活动。由于选题确定的范围所限，考察的聚焦点自然在此，但研究视野应尽可能开阔。本书将努力把有关问题的讨论与唐宋之后中国阿拉伯关系、伊斯兰文化的输入及在华的传播等大背景联系起来，务使问题的阐释深入透彻。同时，本书还将把上述背景下，当时中国所有直接或间接受到伊斯兰天文、星占影响的人群置于课题的讨论之中。
其次，不囿于元明清时代及输入的伊斯兰天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本书虽立足于此，但须尽可能地从历史上选取同类事例，以资参照比较，如可将伊斯兰天文学、星占学与汉唐时期输入的印度天文学以及明清时期输入的欧洲天文学做纵向比较，以索解这些既同样来自域外又同样与中国传统大相差异的知识体系，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命运的根源所在。
最后，鉴于本课题的专业特点，本书基本上采用的是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在某些问题的讨论中穿插比较研究、量化统计等手法。其中，比较是本书运用较多的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笔者企望着能够较清晰地呈现中国传统星占学与阿拉伯伊斯兰星占学的差异；又企望通过对汉代以来不同历史背景下输入之不同天文学体系的比较，尝试着能够为中国伊斯兰天文学做个适当的历史定位。还企望在史实的揭示和讨论中，既注重总体的、宏观的考察，也不废个案的分析和细节的追究，力求以小见大，但戒以偏概全，务使其更生动、丰富地呈现出历史的真实。
二 框架与主要内容
本书是一部研究伊斯兰科技文化在华传播、使用及影响的学术专著。在广泛搜集文献、仔细梳理资料的基础上，主要对伊斯兰天文学的两个分支星占学和历法在中国的境遇和影响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述。全书正文部分由六章（部分）构成。
第一章，阿拉伯伊斯兰天文学的历史轨迹与特点。鉴于以往学界，特别是国内的有关撰述对这方面的问题涉及不多，或者论述不够明确。由此，笔者在这一部分着重追述伊斯兰天文学、星占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以及各个时期的主要内容，总结和揭示其所具有的总体特点。
第二章，伊斯兰天文学、星占学向中国输入之历史过程。伊斯兰天文学、星占学向中国的输入，因受其自身发展形成过程、伊斯兰世界与中国交往之历史状况以及中国天文学自身历史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时断时续，前后历时上千年。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上述过程分为唐宋、蒙元、明初与清中后期三个阶段，对相关问题进行扼要、简明的论述。
第三章，中国伊斯兰天文机构与天文家的工作。由于文献记载存在较多缺陷，这方面的问题，此前虽有学者探讨过，但由于专业背景等因素的制约，应该承认，问题远未得到系统、深入的讨论。由此，笔者将关注点放在伊斯兰天文机构的沿革、与中国传统天文机构的关系以及这种机构具体从事的天文工作等问题上，而重点是伊斯兰天文家在华的天文工作。笔者认为，元明时期中国最高当局设置伊斯兰天文机构，援引伊斯兰天算家到机构任职，其主要动机是利用其人提供星占服务；其人的工作，元代有“禜星”，明代及清初，主要是测算预报日月交食和月、五星凌犯天象。同时，元明时期，伊斯兰天算家还兼负编制历法、培养专门人才等使命。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中国的天文工作，相对于他们祖居地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世界已有明显变化和调整。
第四章，中国伊斯兰天文学基本文献《明译天文书》与《回回历法》的评介和研究。《明译天文书》和《回回历法》完成于明洪武中后期到建文年间，主要是对原阿拉伯、波斯等地相关文献的翻译和编译，而后一部文献中的若干数据，还包括明初中国伊斯兰天文家在南京的实测。以上两部文献在中国的出现，意义非凡，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汉族学者认识和了解伊斯兰天文学、星占学的文字障碍，成为明代以后伊斯兰天文学在华传播、应用、研究的基本资源。
第五章，汉族学者与伊斯兰天文历法之学。汉族学者涉足伊斯兰天文、历法之学，表明这一域外学术体系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之的正式接受，而归根结底，是其在中国社会发生作用和影响的一个表征。由此，是一个十分重要、值得关注和认真研究的问题。在这一部分，笔者分明、清两个时期，对有关汉族知识分子群体及他们的成就，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评介和论述。
第六章，伊斯兰天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是本书的重要部分和难点之一。笔者将问题放在较为宏阔的历史空间中，多方面地探讨和论述有关问题，意在为中国伊斯兰天文学做一个基本的定位。
除上述部分外，在书稿最后，笔者将自己撰写与本书密切相关的3篇文章作为附录，意在弥补和拓展正文部分未能进一步展开或没有能够专门讨论的一些问题。
综合来看，本书所及属于基础、理论性的研究，由于这种研究，始终建立在较为广博的资料搜集、较为严密的辨析考证和较为深入的分析、论述上，似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弥补学术界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研究的诸多不足。相信这样一项研究，有助于推进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中国伊斯兰文化史等学科相关问题的讨论，也期望能为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改革的某些方面，如监督竞争机制的建立、运作，提供某些有益的启发和参考。
[1][美]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页。
[2][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纳忠、史希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
[3]秦惠彬主编：《伊斯兰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4]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页。
[5]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第549页。
[6][美]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第904页。
[7]这里说的是元惠宗至正八年（1348）定州《重建礼拜寺记》、至正十年（1350）泉州《清净寺记》和同年广州《重修怀圣寺记》。
[8]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认为是元朝，张宗奇《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指出“突厥阿尔斯兰汗木萨最初是在苏非派教士的影响下实现汗国的伊斯兰化的，这说明苏非主义传入中国，由来已久”。
[9]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第251页。
[10][美]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第428页。
[11][美]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第430页。
[12][美]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第431—432页。
[13]（明）宋濂等：《元史》卷20，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5页。
[14]王锋、宋岘主编：《中国回族科学技术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章第5节，第201—216页。
[15]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16]可参见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王兆春《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宋元明清）》，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马明达《米昔刀考》,《回族研究》2006年第4期。
[17]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在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有出色的揭示和深入的论述。
[18]对于明清学者及相关工作，本书将在第五章做专门论述。
[19]参见《观象丛报》1915年第1卷第6期。
[20]参见《青年中国季刊》1940年第1卷第4期。
[21]参见《回教论坛》1941年第5卷第3—4期。
[22]参见《益世报》（文史副刊）1943年第44期。
[23]参见《科学》1949年第31卷第10期。
[24]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2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39页。
[25]参见成都师范出版部1935年版。
[26]1940年商务馆铅印本，1941年3月增订本初版，1948年增订本第2版，第59—83页。
[27]《进步日报》1951年4月20日。
[28]《光明日报》1955年7月7日。
[29]参见《天文学报》第4卷第2期。其实，早在此文发表十多年前的1940年，钱先生《金元之际数学之传授》（载《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第1集第2册，后收入《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一文就有类似观点。
[30]参见《东洋学报》第七卷三号。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东洋史研究会1957年版，第534—444页。
[31]参见《史学杂志》第53编第4—5号，第401—466、555—604页。
[32]参见《东洋学报》1947年第31卷第卷2号，第141—180页。
[33]参见东洋文库1964年版。
[34]参见《东方学报》（创立35周年纪念文集）,1964年。
[35]参见日本平凡社1975年版。
[36]参见（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年版。
[37]W.Hartner,The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of Cha-Ma-Lu-Ting,their Identification,and their Relations to the Instruments of the Observatory of Maragha,Isis,No.41,1950,p.184.
[38]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中，李约瑟先生这种依违、矛盾的看法还有很多。例如“郭守敬的巨型表建于元代（约1276年），我们现在讲到它，必须考虑到上述历史背景……郭守敬的工作虽说显然具有独立性，但我们以后将看到，那是在具有阿拉伯传统的天文学家参加之下，并且是在传入波斯马拉加天文台的模型或仪象图之后完成的，他的表自然是中国天文学的一种发展，但看来确实受到了阿拉伯仪器巨型化倾向的激励”。（第283—284页）又，“郭守敬的简仪最使我们感兴趣之处是：虽然可以认为，它作为‘拆散了的浑仪’，是和黄赤道转换仪有关的，但它实际上却是纯赤道式的。它之所以被称为‘简仪’，无疑是因为被去掉了黄道部件。这说明这种仪器的结构或许曾受过来自阿拉伯的影响，可是郭守敬为了使它适合中国天文学的特点，已作了修改，即改用了赤道座标系”。（第473—475页）“瓦格纳曾记述当时保存在俄国普耳科沃天文台的两种有趣的手抄本，一种是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另一种是汉文。它们都是从1204年算起的日月和五大行星运行表，写于1261年前后。因为它们可能是札马鲁丁与郭守敬合作的遗物，确实很可宝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座天文台虽被焚毁，希望这些手抄本不致成为灰烬”（第475页脚注）。“关于1267年由波斯送达中国的七种天文仪器的图形，他们已作考证。《元史·天文志》有两页专讲‘西域仪象’。这些仪器是旭烈兀或其继承人，派马拉加的天文学家之一札马鲁丁亲自送给忽必烈的”。（第476页）“如果说郭守敬的简仪是因为受到与阿拉伯科学接触的影响而产生的（从一切旁证看来，确实如此），那末，我们认为上面的单子里应当有黄赤道转换仪，然而其中却没有。”（481页）诸如此类，还有不少，这里不再赘列。
[39]陈中立：《论〈福乐智慧〉中天文学知识的意义》,《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2期。
[40]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论〈福乐智慧〉中天文学观点的部分民族文化根源》,《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41]王家瑛：《〈福乐智慧〉与伊斯兰文化》,《哲学研究》1990年第2期。
[42]邵欢欢：《从〈福乐智慧〉看喀喇汗王朝多元文化》,《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43]陈鹰：《〈天文书〉与回回占星术》,《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
[44]陈久金：《贝琳与〈七正推步〉》,《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45]见载陈久金《回回天文学史研究》附录《〈回回历法〉校勘注释》，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375页。
[46]陶培培：《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回回历法〉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
[47]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535页。
[48]石云里、魏弢：《元统〈纬度太阳通径〉的发现——兼论贝琳〈《回回历法〉的原刻本》,《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1期。
[49]石云里、李亮、李辉芳：《从〈宣德十年月五星凌犯〉看回回历法在明朝的使用》,《自然科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
[50]石云里主编：《海外珍稀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集成》，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7—506页。
[51]李晓岑：《回历〈寰宇述要〉研究——纪念杰出的天文学家马德新诞辰200周年》,《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3期。
[52]马明达、陈静辑注：《中国回回历法辑丛》，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53]王继光：《略谈回回历法研究——兼评〈中国回回历法辑丛〉》,《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54]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回族先民札马鲁丁的科学贡献》（《科学》1986年第4期）以及近年陈久金主编《中国古代天文家》中收有薄树人先生撰写的《札马鲁丁传》（参见原书第403—411页）。
[55]陈久金《回回天文学史研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及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著作中都有相关专章。
[56]郭宝华、陈久金、黄运发等：《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月碑考》,《阿拉伯世界》1987年第3期。
[57]陈久金等：《西安化觉巷回回昆仑图》，李迪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第4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8]陆思贤、李迪：《元上都天文台与阿拉伯天文学传入中国》,《内蒙古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1年第1期。
[59]请参见李迪、冯立升《上都在元代科技活动中的地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1期；李迪《元上都回回司天台的始末》,《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5年第3期。
[60]陈久金、马肇曾：《回人马依泽对宋初天文学的贡献》,《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0期。
[61]参见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2]这方面的文章有：刘法林《阿拉伯天文学对我国元朝天文学的影响》（《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杨志玖《回回人传来的伊斯兰文化（一）》,（《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吕变庭、刘潇《论元代回回天文历算的历史地位》（《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等。
[63]郭世荣：《从元代司天台天文教育考核制度看元代传统天文学与回回天文学交流中的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8年第5期。
[64]冯立升：《明代回回族的天文历算成就》,《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李迪：《明清南京回回天文学工作略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65]参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
[66]陈美东：《回回历法若干天文数据之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
[67]陈久金：《论回历十二宫日期的推算方法》,《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68]陈久金：《回历日月位置的计算及其运动的几何模型》,《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
[69]陈久金：《回历日月食原理》,《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
[70]杨怡：《回历行星运行几何模型之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71]曲安京：《中国古代历法与印度及阿拉伯的关系——以日月食起讫算法为例》,《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3期。
[72]吕凌峰、石云里：《明末中西历法争论中回回历的推算精度——以六次日月食预报记录为例》,《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
[73]参见李亮《明代历法的计算机模拟分析与综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1年；李亮、吕凌峰、石云里《〈回回历法〉交食精度之分析》,《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
[74]重要者如与马明达教授合作完成《中国回回历法辑丛》（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出版，本人时用笔名陈静），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表《李朝实录本与四库全书本回回历法的比较》（《文献》1994年第1期）、《中国伊斯兰天文学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8期）、《明钦天监夏官正刘信事迹考述》（《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元明中国伊斯兰天文机构研究二题》（《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元明时期伊斯兰天文家在华工作的变化与调整》（《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和《明代汉族学者与伊斯兰天文历法之学》（《明史研究》第14辑）等专题论文。笔者上列研究成果有多篇论文被中国科学院情报中心主办的《中国天文学文摘》摘要转载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