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正处在多元文化冲撞、沟通、对话的历史新时期，加之通信传媒的便捷，我们时时都能呼吸到信息与语义的新鲜空气，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也正是感知自己短缺，张扬自己优长，激发创造力，用他山之石打磨自身，发展民族文学的机遇。大家清楚，这期间时有所闻的“文化全球化”、“文化趋同”或“文学世界主义”之类的说法，隐含着虚假与霸权的意味，抑或是对强势文化的盲从。若对“文化全球化”做文化上互补互促的解读，那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否则，就会有谁化谁、化向何方这样难于给出答案的问题。
中外文学的发展证明，每一个历史热潮的到来，都会给世界带来影响，从而使很多民族与国家的文学，表现出某种相近的倾向与风貌，但终究还是在本身的艺术轨道上前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欧洲，影响了世界，影响了拜伦、雪莱、司各特、歌德等别国的作家。但欧洲文学并没有“大革命化”，司各特等英国作家反过来影响了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等法国作家。“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世界主义的，它被基督教和拉丁文化统一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共同的人文主义则把欧洲的作家们结合起来，到了18世纪，欧洲竟然法国化、哲学化了。这时期三个阶段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时间长短不一的语言统一时期——至少是承认一种被普遍运用，并受到热爱的语言占了优势的时期。随着浪漫主义的出现，民族独创性又被肯定了”。[12]文学民族个性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传承性从当前直到久远，我们所应注重和强调的应该是民族的、国家的文学。民族品格的张扬，才能推动世界文学的多彩，避免走向单一，进而也提升人类的文明。所以，世界性则是文学民族性的追求和理想。
远水有浪，他山有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有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既然大家都有优越的方面，自然也应该有不如人处。这就需要每个民族的作家能以开放的姿态，敢于面对世界，积极进行沟通交流，善于取长补短，并凸显自己的长处，创作出具有世界高度，体现人类共同追求的作品。马尔克斯曾一再表明，他的创作一方面是得益于加勒比地区的地理与文化背景、土著民间文学和悠远的非洲血统，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欧美现代主义，特别是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乔伊斯。[13]我国白族诗人晓雪，满族作家颜一烟，彝族作家李乔、吉狄马加，达斡尔族作家孟和博彦对歌德、普希金及其他伟大作家的喜爱、研究和学习是众所周知的。藏族作家阿来在谈到《尘埃落定》的创作经验时说：“这部小说的成功，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我在地方史、宗教史方面积累的知识，比如能通过汉语言从各国优秀文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比如我把我的故乡放在世界文化这个大格局，放在整个人类历史规律中进行的考量与思想。”[14]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和满族作家叶广芩也都深有体会地说过，只有放开眼界来审视自己的民族与文化，才能开拓一片更为广阔的视野；只有超越自己，才能发展自己；只有走出去，才能飞起来。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精神文化的联系与互动，是中华民族增加凝聚力、国家团结统一最重要的纽带与标识。中国文学也因多民族而更加色彩纷呈，各民族的文学在祖国的文苑争芳吐艳。当今正活跃着的蒙古族作家同我国其他民族的优秀作家一样，“他们的文学良心、民族气质和与生俱来的对文学世界的敏感使得他们在创作中一方面借助于新的文学理念与方法写出了一批有深度的民族文学经典，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民族文学的代表承受了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对弱势族群的文化压力。他们的文学努力连同他们的身影一起镌刻在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版图上，并昭示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整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可能性”。[15]在这样的情势下，一方面民族作家要克服或许尚存的狭隘保守、孤芳自赏的心态，强化中国作家的文化立场与身份；另一方面，我们要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理解，甚而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概念，反省“中国文学史”的范畴。从艺术机制、艺术发展和创作现状等各个角度科学地考察梳理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关系，以新的姿态实现中国各民族文学的互动整合，开创中国文学的新气象。
而事实上，在这些方面存在着迟滞、遮蔽与偏颇的情形。藏族作家阿来在谈到自己作品及相关的评论时就流露出不满，他说：“一个令人遗憾的情况是，一方面西藏的自然界和藏文化被视为世界性的话题，但在具体的研究中，真正的民族文化很难进入批评界的视野。所以，阿古顿巴这个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与《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之间，那种若有若无的联系不被人注意，好像就成了命定的事情。”[16]蒙古族作家扎拉嘎胡也说：“历史学家认为无用的东西诸如神话的传说、奇闻轶事，却使人感到异常珍贵和可取。”[17]民间文学中那隐隐有踪的诗情，倏忽即逝的灵光始终给予书面文学以鲜活的滋养，而且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总是相互转化、反复转化的。用既定的程式去套搬民族文学作品必然造成缺失或误读。再者，“难道这样长逾万行的诗（指《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福乐智慧》等史诗——引者注）不应该认真研究，而只研究长仅数十字、百余字的宋朝小令、慢词，就能够全面地描绘出中国文学的整体结构吗？只要我们把视野扩大到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总揽五十六个民族无比丰富多彩的文学形式，那么中国北方文学的重要性，就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了”。[18]
总之，探讨和总结蒙古族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对于回应世界多元文化的冲撞挑战，对于激发新的学术增长点，对于构筑强势的中华文明，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时代意义。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1] 李明非：《论〈雪国〉的艺术特色》，《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2] 荣苏赫等主编：《蒙古族文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引言”第10页。
[3]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2页。
[4] 同上书，第40页。
[5]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86页。
[6] 荣苏赫等主编：《蒙古族文学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引言”第10页。
[7] 林声：《蒙古族的曹雪芹——尹湛纳希》，萨仁图娅主编《尹湛纳希百家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
[8] 转引自［荷］希珀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史诗与英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9] 扎拉嘎胡：《〈中庸附记〉与绍古其人》，萨仁图娅主编《尹湛纳希百家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
[10]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11] 参见《天之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2] ［法］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13] 宋生贵：《追求新的民族艺术个性》，《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4] 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5] 罗义华：《文化的乖离与重构》，《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
[16] 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7] 扎拉嘎胡：《扎拉嘎胡文集》，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后记”。
[18]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