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我一向不赞成以年代来划分作家群体，最简单的理由是，一个年代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但生在这个年代不同年份的作家，尤其是其头其尾，所受的影响显然不会一样，很难找到一些真正的共同点。好在文学年代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锁定在某些具体确定的东西上。而且在以年代标示的一个相对模糊的时段内，又确有一些大体相近的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之类的因素，对一些起步或成长于这期间的作家产生影响，从而使这些作家有可能成为这个年代的文学标志，作家的代际研究也因此而获得了合理性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新民教授所面对的“60后”，不失为一个有重要研究价值的作家群体。

作家群体研究，以往大多借助社团或流派之类的概念。所谓社团、流派，往往有一些显在的标志，如自发的组织、共同的主张（宣言）、相近的追求、相似的风格等，所以这种研究的特点，是旨在阐发这些共同点或标志性事项的意义和价值。以年代标志的作家群似乎不同于社团流派作家群。虽然也见过某些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寻找与自己同一年代出生的作家的某些共同点，希望像上述社团流派作家群那样，也拥有某种明显的标志性特征，但更多的“60后”作家似乎对此并不热衷，或持一种可有可无的中性态度，也有一些作家反对这种人造作家群的做法。因为没有类似于社团流派作家群那样一种公认的显性标志，所以对以年代为标志的作家群研究来说，就存在某种天然的障碍。

要克服这种障碍，周新民教授所采用的访谈式研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作家的访问，与作家的对谈，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直面的还是书面的，都不是独语，而是一种对话，都应当归入对话批评的范畴。所谓对话批评，其不同于一般批评活动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对话双方的相互激发和双向互动。访问的一方，就其对受访作家个人及其创作的了解，提出问题，激发受访的一方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作出自己的回答。反过来，受访一方的回答又可能激发访问的一方提出新的问题，受访的一方在回答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继续激发访问的一方提问，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最终达成访问者对受访者的深入阐释和理解。周新民教授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从深入阐释了解“60后”作家个体入手，逐渐获得对“60后”作家群的总体印象。他的访谈录涉及20位作家，分列四个专辑，这四个专辑的名称，实际上已经是他对“60后”作家群总体特征的理论概括，即：这个群体是先锋文学实验的“激荡与回响”；他们的创作是“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他们热衷于“地方性知识的探询”，具有现代性视野中的传统性，如此等等。虽然这些不是这个人数众多、实力雄厚的作家群体的全部精神特征，但至少是它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些创作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新民教授用访谈的方法，在对“60后”作家的研究中，做了一件承前启后、探幽发微、总集其成的工作。

是为序。

於可训

2015年12月10日写于武昌南湖钓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