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方海洋文学研究的兴起、脉络和现状

西方学术界对海洋文学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海洋小说（sea fiction）方面，相对来说，对诗歌、戏剧等其他海洋文学体裁的关注相对较少。而美国学术界对海洋小说的研究成就尤为突出。

美国的海洋文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西方学术界著名的理论批评家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反对根据题材对小说进行分类，否认海洋文学（sea literature或maritime literature）的说法，但挡不住西方学者对以海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海洋小说（sea fiction）的研究热情，出现了一批海洋文学研究专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对海洋文学的兴趣和研究重点不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大航海时代的史料性文本，如海上日志、游记、书信等，而是对以“虚构性”为特征的海洋小说（sea fiction）情有独钟。或许正因如此，美国著名海洋小说研究专家波特·本德（Bert Bender）才没有把记录美英战争、争取海洋权益的《领航人》作为美国海洋小说历史的开端，而是认为，具有虚构性的小说《白鲸》（Moby Dick）开辟了美国的海洋文学传统。

本德在《海洋的弟兄：从〈白鲸〉到当代的美国海洋小说传统》（Sea Brothers：The Tradition of American Sea Fiction from Moby-Dick to the Present）一书中，分析了从达尔文的“比格尔”号之旅和麦尔维尔的《比利·巴德》（Billy Budd）中水手的命运，到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的《海上扁舟》（The Open Boat）中水手们的兄弟情谊，探讨了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美国作家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1927—2014）的《遥远的海龟岛》（Far Tortuga，1975）和现代美国海洋小说传统。海洋小说为美国文学注入了活力，本德的《海洋的弟兄》不仅为对探险故事，特别是海洋小说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很好的阅读材料，而且对大航海时代和它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做了最广泛和最深入的分析，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本德认为，海洋小说必须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小说作者必须经历过水手生涯，有丰富的航海经历，懂得大海，了解水手、船只和航海知识，熟知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习性。他们是“海洋的弟兄”，对海洋的认知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航海技术、海洋气象、海洋生物和海洋作业等的描述具有毋庸置疑的真实感和权威性，也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震撼。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海洋小说独特的品质，因此，对海洋环境的描写是否真实可信，能否表现出海洋独特的魅力，是评判一部小说是不是海洋小说的唯一标准。

其次，海洋小说必须具有海洋元素。故事发生的客观环境应当是海洋，而不是其他。海洋元素是塑造“纯粹的海洋小说”[8]的基本前提，否则就不能称为海洋小说。海洋本身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和基础，大洋表面上空的各种水鸟，海面以下丰富的海洋生物，各种各样的鱼类等，是人类海洋活动特别是海洋渔业活动的主要目的。如果没有了海洋及其海洋生物，海洋小说就无从谈起。

最后，任何文学作品反映的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海洋文学不仅反映人与自然（即海洋）的关系，更是通过描述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人类与人类海洋活动的主要工具——各种各样的船只，是构成海洋小说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人类是海洋活动的参与者，是海洋活动的主体，离开了人类及其海洋活动，作家就失去了描述对象，其作品也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作为客观物质存在的大海及其丰富的海洋生物和海洋资源、代表人类海洋活动主体的船长或水手，以及人类活动的工具——各种各样的船只，是构成海洋小说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或和谐统一演绎出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杰出的海洋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一幅幅出色的海景画，也不仅仅是以给读者带来强烈感官刺激为目的的海洋探险故事，而是应当通过描述航海体验，传达普适价值。例如，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作家“思考的问题是远洋捕捞能否带来精神上的重生”[9]。

本德从人类海洋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定义海洋文学，认为海洋文学中，海洋、人类以及人类赖以在海洋中活动的工具船只构成了海洋文学有别于其他文学的要素，抓住了海洋文学的本质，为我们研究海洋文学提供了切入点。他认为，评判一部小说是否具有海洋性，首先，要看作者对海洋环境的描述是否到位；其次，海洋小说中，故事的主人公应当是以海为生的赶海人，或是在军舰上服役的水手；最后，海洋小说展现的应当是大海的品质以及人类与大海的关系。确切地说，海洋小说探讨的是水手和船长等人类世界的代表、海洋作为自然物质世界，以及海洋生物如鲸类、鱼类等作为人类战胜自然的具体对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者缺一不可，因为正是人类、海洋和海洋生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和谐共处演绎了动人的海洋故事，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都将极大地损害海洋文学的内涵。此外，本德还认为，海洋、海洋生物和人类只是成就一部海洋文学作品的客观要素。一部海洋文学作品必须上升到形而上的象征主义，才具有深刻的哲理性，才能上升到哲学层面。

因此，在本德看来，海洋文学不仅仅是描述海上生活经历的探险故事，更应当展现大海品质、反映人类精神和宣扬普世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对海洋和海上生活的描述要求作家本人对海洋的认知达到一定程度，必须具有丰富的海上生活经历，懂得和熟悉海洋环境，熟知海洋生物习性，了解海员、船只、操舵、划船等航海技术，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得到第一手资料，才能赋予海洋小说独特的品质。也许正因为如此，本德没有把曾经写过11部海洋小说的库柏作为美国海洋文学的创始人，而是认为，曾经做过四年水手、在南太平洋经历了水手生涯的赫尔曼·麦尔维尔才是真正的美国海洋文学的开拓者。

最受欢迎的当代美国海洋文学作家大卫·波耶（David Poyer）对海洋文学的界定和本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认为，海洋小说是“发生在海上航行的船只上的小说，是乘船下海的男人们的故事”[10]。在他看来，大海、船只和水手是构成海洋小说的三大因素，因为在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小说中，必须有大海和船只的元素，有了船只，必定有水手。按照大卫·波耶的说法，小说中只要有了一片海、一只船和乘船在海上冒险的水手，就可以看作海洋小说，如《鲁滨逊漂流记》。而那些同样发生在水上，同样有水手的故事，并不一定是海洋小说，例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主人公费恩有一条船——他和吉姆的木筏，也有航行——他们乘坐木筏顺着密西西比河漂流而下。还有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讲述的也是河流上的故事，但不会有人将之称为海洋文学，因为小说中虽然有水手，有船只，他们是在淡水中航行，而不是在大海中漂流。因此，波耶认为，构成海洋小说的三个必要元素应当是大海、船只和水手，三者缺一不可。他说：“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学需要有海和船的足迹。”[11]

波耶还从主题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海洋文学有别于其他文学的特征。他认为，海洋文学特有的主题是海洋文学有别于其他文学的特质，而海洋文学具有五个主要主题。其一是分离主题。无论是在字面意义上，还是在隐喻层面上，赶海的人们都与外部世界隔绝。这种分离有两种形式：或一群人或孤立的一个人。其二是指挥与反抗主题。波耶认为，指挥与反抗是19世纪和20世纪海洋小说的共同主题，许多作品中的船长形象都与马洛对浮士德传说的解释一样，他们极具野心，因为内心的邪恶而与法律和理智分道扬镳。例如，杰克·伦敦的《海狼》中的拉森、赫尔曼·沃克的代表作《“凯恩”号哗变》中的菲利普·奎格都是典型的指挥狂和疯子。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船长都是疯狂或邪恶的，一些船长只是犯了错误，比如，康拉德的《青春》中，船长在船只遭遇台风时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其三是技术主题。波耶认为，技术，特别是航海技术一直是海洋小说的显著特点，装备完整的军舰是18世纪最为复杂的装置，而如今，航母和核潜艇成为20世纪甚至21世纪最为复杂设备的强劲对手。其四是海洋本身。大海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其五是大海作为未知的资源主题，人类的海洋探险实际上是对未知资源的探索和发现。波耶从主题学角度来区分海洋文学，虽有一定道理，但这些主题并不是判定一部小说是不是海洋小说的独立因素，需要和其他因素，如航海、探险等主题一起才能构成评判标准，否则，就算不上真正的海洋文学。

如今，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海洋文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某些大学，那些有着丰富航海经历和创作研究经验的海洋文学作家或研究者开设了海洋文学课程。

相比之下，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海洋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开始于21世纪。国内20世纪的西方文学研究虽涉及了大量的西方海洋文学作品，但大都是把单个作家或单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如对康拉德的研究，对《老人与海》的研究等。而且，对这些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作品的艺术手法和思想内容方面的探讨，较少关注人与海洋的关系，对作品中隐含的海洋文化和海洋精神更是鲜有提及。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海洋意识的不断加强和海洋权益意识的觉醒，国内学术界大力倡导海洋文化研究。在此语境下，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掀起了研究海洋文化的热潮，外国文学研究也不甘落后，开始关注西方海洋文学。在最近的十多年间，发表了一些有关美国海洋文学的研究论文，出版了一些西方海洋文学作品教材，成立了一些海洋文学研究机构。但总体来说，西方海洋文学研究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2011年11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了王松林、芮渝萍主编的《英美海洋文学选读》，这是国内第一部以英美海洋文学为专题、供大学文学课程使用的外国文学教材。该读本选取了英国海洋文学的主要作品，基本能反映出英美两国海洋文学的历史概貌。该文集从英国文学中选择了从贝奥武甫到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从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Dover Beach）到约翰·曼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的《海之恋》（Sea-fever），从约翰·米灵顿·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的独幕抒情悲剧《葬身海底》（Riders to the Sea，1904）到约翰·班维（John Banville）的《大海》（The Sea，2006）等。该教材选编的作品囊括了从古到今在整个英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海洋文学作品，体裁既包括海洋诗歌，又包括海洋小说和海洋戏剧。美国海洋文学部分，编者选择了库柏（James Fennimore Cooper）的《领航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海滩》（Seashore）、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海市蜃楼》（ The City in the Sea）、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白鲸》（Moby-Dick）、斯蒂芬·克朗（Stephen Crane）的《海上扁舟》（The Open Boat）、玛丽·赫顿·沃思（Mary Heaton Vorse）的《海浪滚滚》（The Wallow of the Sea）、海明威的《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女作家瑞切尔·刘易斯·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的《我们周围的海洋》（ The Sea Around Us）等。从选编内容来看，编者并没有严格按照海洋文学的标准界定选编内容，而是把与海有关的文学作品都收录进来。

随后朱自强编著的《海洋文学》对古希腊海洋神话、海上传说、海洋诗歌、海洋戏剧、海洋历险小说、科幻小说、海洋儿童故事等23部海洋文学作品进行探讨研究。丁玉柱、牛玉芬主编的《海洋文学》，不仅选编了中国古代和现代海洋文学作品，还选编了外国古代和现代海洋文学作品，同时还对中外海洋影视文学作品进行研究。

相比之下，台湾的海洋文学研究和教学受到了较多的重视和关注。台湾岛虽然只有36000平方公里，但四面环海，海岸线长达1000多公里，海洋资源丰富而多元。围绕令人敬畏的海洋，海洋文学教学不仅仅在台湾海洋大学开设，中学里也开设了相关课程。在台湾海洋大学廖鸿基教授的指导下，台湾基隆市立中山中学的张馨如老师开设了适用于高一学生的《海洋文学》课程。该课程围绕“生命”“科技”“伦理”等议题对海洋文学进行了阐发和应用。她采用合作教学和资讯融入教学的教学策略，通过学生在海洋沿岸的实地考察和寻访报道，让学生对海洋生命有正确的认知，了解生命教学中尊重自主、行善、不伤害和正义的原则，并推己及人。同时从生活中的相关事实、自身的道德评判以及放眼地球的世界观，培养学生的海洋基本技能，提升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兼蓄并重的“海陆平衡”思维，使更多海洋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让更多的子孙后代热爱、善用、珍惜和共享海洋资源。张馨如老师从海洋文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海洋文学主题的自然演变：从人类对海洋生物的肆意屠杀到“道德两难”与“人类无止境的欲望”之间的平衡。

进入21世纪，中西方学者加强了学术交流。2008年9月19日至21日，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海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英、澳大利亚和瑞典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国内20余所高校的海洋文学研究者齐聚一堂，就海洋文学的概念、海洋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海洋文学与人类生态文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等话题展开对话与交流。对于“什么是海洋文学”，与会专家各抒己见，但主要观点有：①海洋文学是“以海洋为活动舞台，展现人类物质生产和与精神活动的作品”；②海洋文学是“以海为背景或以海为叙述对象，反映海洋、人类自身，以及人与海洋关系的作品”；③“具有鲜明海洋特色和海洋意识的作品”。[12]

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东部地区濒临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海洋国土辽阔，领水面积37万平方公里，管辖的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海洋大国之一。东部岛屿众多，单是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就有6500多个，有天然的良港，对发展海洋运输，进行海洋资源开发非常有利。同时，我国的海洋地跨热带和温带，南北跨度大，海洋环境多样，海洋资源丰富而多元。然而，中国的海洋教育十分滞后，国民海洋意识淡薄，不仅不知道中国除了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不仅不知道海洋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和国土安全的重要性，而且意识不到海洋与生命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意识不到大国的崛起离不开海洋事业的发展，更意识不到目前中国海洋形势的严峻性。中国要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来处理国内外海洋事务，就必须使所有国民了解海洋，关注海洋，加强国民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培养国民的海洋精神和海洋文化认同，而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海洋教育这一途径来实现。

中国国民的海洋意识淡薄跟中小学的地理教育和历史教育有很大关系。以往的初中地理教材强调了中国的陆地国土，忽略了海洋国土；历史教材强调了中国的陆地文明，忽略了远远早于西方国家的指南针和航海技术。然而，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变化都与海洋有密切关系。指南针的发明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淡薄和海军力量的薄弱使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如今，中国的海洋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东部沿海海洋环境污染严重，岛屿和近海生态系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海洋历史文明遗产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和保护，海洋权属划分争议等问题突出，海洋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加强国民的海洋教育和海洋文化建设，培养海洋精神和海洋文化认同，增强海洋权益保护意识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的海洋教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海洋专业教育、海洋职业教育和公众海洋知识普及初步形成了体系。全国37所高校和29所中等职业学校设立了海洋专业，为国家输送了大量的海洋专业人才，新闻媒体也对公众进行海洋知识教育，沿海地区也开展了普及性的合理利用海洋和海洋环境保护教育，浙江等沿海省份也在中小学开设海洋知识课程。同时，现代海洋教育网站、海洋资料信息服务系统和海洋信息交换网站也初步建成，为国家的海洋保护、海洋科研和开发提供服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洋教育在国家层面也得到了重视。2011年，国务院颁布了《全国海洋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把培养造就高素质的海洋人才队伍，推动海洋人才的整体发展，作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实现海洋强国之梦，除了制定国家海洋战略和对国民进行系统的海洋知识培训之外，影响更深远、更潜移默化的途径应该是海洋文学创作和海洋文学教学。因此，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实践中，海洋文学教育不应被忽视。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的海洋文学创作和教育起步早，影响深远。笛福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正是在阅读了大量的海洋文学作品，深受小说中海洋探险和征服的海洋精神的影响，才不顾父亲的劝阻，踏上了海洋探险和财富积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