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陶东风

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文学理论转型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也因此有不少的研究著述以此为研究对象。杨飏早在2001年就写了名为《90年代文论转型》的专著。杨俊蕾也有涉及90年代文论转型的专著《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陈庆祝、葛卉则分别从接受和话语权力的角度对90年代文论转型做了研究。2014年，又有陈力的一本相关专著出版。此外，在文学理论学科史的一些回顾性和反思性的研究著述里，也有对90年代转型问题展开专门研究或间接论述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90年代文论转型会成为密集关注的研究对象呢？

毋庸置疑，由于历经重要社会历史事件，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对此，我曾经写了《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一书予以关注。学界也有不少相关文献涉及此问题。比如，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变迁，出现了诸如从“精英”到“大众”，从“批判型”到“专家型”，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各种说法，甚至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俨然成为“知道分子”。知识分子的这种变化，必定影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一方面，它使得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出现专业化和体制化的趋向。这当然也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社会条件自身因素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文学/文化的社会存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文学理论学人选择主动转型，试图把握变化了的现实，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研究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我在《文艺争鸣》杂志发表《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一文时，大概就开启了我的这种选择。虽然我后来反思了这篇文章在理论资源的使用和知识立场的选择上存在一定局限，但我认为它所代表的学术转型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应该说，这种转型是社会现实之需。

这样说来，知识分子身份变化所导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和体制化与社会文化现实所要求的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二者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冲突的“缓和”并不必然需要以“悲剧”的形式告终，它完全可以在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把冲突“中和”。因为，一方面，文化研究有回应现实的内在需要，在理性的公共运用之时并非完全地推迎俯就，如“技术专家”和“御用知识人”一样丧失清明的理性和必要的批判性。换言之，文化研究始终不会因为专业化、体制化便放弃知识分子的底线。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在回应现实之时，是对文学/文化乃至整个的社会历史文本进行专业阐释，也即是有获取知识的诉求。这就避免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所可能带来的情绪化弊端。恐怕正是基于此一考虑，我对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研究是有认同感的，曾经也为推动这种转型做了一些努力。但是，这种转型是艰难的，转型本身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竟，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变化了的现实有不同的理解，每个人对未来的想象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从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之时，人们就会选择不同的学术资源、知识立场和价值取向，而且这种选择还不完全是一种主观行为。从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看，这恐怕是由其在场域中的占位情况所决定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界的相关论争还在继续，这恐怕印证了这种转型的艰难，说明了它的确是一个“问题”。如果将文学、文化和文论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社会共识渐趋消失、阶层分化越发明显甚至“断裂”等语境关联起来，我们还可以说，文学理论转型之所以“艰难”，之所以是一个“问题”，它是有社会原因的。为此，我们就有必要对转型问题展开合乎具体历史语境的分析。肖明华的《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理论转型》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展开的研究。因此，他此书的标题看起来很朴素，但却是有深意的。这也是我当年建议他使用的博士学位论文标题。

前几天，肖明华打电话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要出书了，希望我给他写个序。我欣然答应了，并很快回忆起当初阅读他博士论文的经验。我觉得他的书稿有这样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其一，该书将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放置在了大众文化兴起、现代性反思发生和身份政治凸显等社会文化语境中予以观照。这使得此书有一定的思想史特点，同时也使得他的文学理论转型研究有较强的历史感和较大的深度。其二，把文论转型问题当成文学基础理论来展开研究，也就是在学科意义上探讨这种转型。这是其鲜明特点之一。其三，抓住转型的艰难，将文学理论转型问题置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之争这一具有知识型意义的认知框架下展开。这是其他相关著述较少自觉做到的。其四，能够落实到具体的“学案”中去。着重探讨了理论的批评化、文化研究、文化诗学、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几种与转型有关的理论话语，并对相关争鸣进行了再讨论。其五，此书颇有一些创建，比如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出现了“大文学理论”转型，认为文化诗学要调整对审美、大众文化的理解，认为后殖民批评被误读的学理原因与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有关，等等。这都是值得重视的。也因此，此书相关部分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并有转载引用。此外，肖明华的这本书稿在文献梳理上下了功夫，在学术讨论时有可贵的对话意识，并且表现得很真诚。凡此种种，使肖明华此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不至于在同类著作中湮没。这是我感到庆幸的。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也肯定了其博士学位论文的价值。

肖明华是我200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指导的博士生。记得他的论文选题颇费周折，我曾经建议他写“1993年的文学事件”，也曾经认同他自选的“海德格尔在中国的接受”一题，但最终都放弃了。最后，选择了他最有言说冲动的文学理论转型问题。现在，一晃过去这么多年，论文也终于要出书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作为他的老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值得一提的是，博士毕业后，他还写了另一本有关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书。前些日子，我已经给他写过序了。我感到他的学术道路似乎越走越宽广，但我希望他继续努力，接着展开文学理论的转型研究。诸如更理论地“概括”描述文学理论的转型，转型之后的文学理论基本观念的建构，具体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和个案研究，等等，都是值得继续深入展开的。我甚至觉得肖明华还可以做一些与“八十年代访谈录”“七十年代”相类似的“九十年代”的研究工作。在我看来，这是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研究所需要的“感觉结构”和“历史视野”。肖明华有了“九十年代”的文献基础，再增加一些历史感和跨学科训练，我相信他将来会在当代文论研究中取得更大成绩。

是为序！

2016年12月26日 于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