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教育

中国近代出版业与新教育几乎同时起步，且从一开始便相辅相成，特别是民国时期教育界与出版界之间的合作互动对近代教育和出版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民国以降，各级新式学堂遍及各地。1912年，全国的大、中、小学学生比1911年增加了一倍以上，教育基础进一步扩大，各种新文化开始进入下层社会，白话文和新文学成为群众的精神食粮。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间，是民国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各级各类教育稳步发展，并逐渐趋向本土化。至抗战前的1936年，无论学校数、招生数、毕业人数，还是教育经费投入数、教育质量与学科程度，都达到了民国以来的最高水平。表1—2是1928—1936年高等教育（含中专）状况一览表。

表1—2 1928—1936年中国高等教育状况一览表

在抗战八年中，由于国民政府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高等教育发展显著，造就了大批硕彦英才，许多人后来活跃在国内外科技文化教育领域的前沿；高校西迁，又带动了西南、西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等教育中的国立中学实行贷金制度，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质量良好。初等教育实施的是国民教育制度，把儿童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融为一体，较大地增加了国民接受教育的比例。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全国各级教育的规模竟超过了战前发展水平最高的1936年，小学生入学率占适龄儿童总数的76%。就在校生数而言，中学生增加了1.62倍，师范生增加了1.3倍，大学生增加了1倍。[25]

各类教育的发展既成为当时包括古籍出版在内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为出版业提供了动力和需要。正如王云五在其《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关系》一书中所说：“书名定名为《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盖商务创办，实受新教育影响，而其间作述，亦转而影响于新教育；合并撰述，可知其间关系。……同时并得睹新教育之发展及其与商务之相互关系。”[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