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藏族文艺美学的形态与未来

完成建构藏族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宏大课题是学者个人难以承担的巨大任务，但是总需要有人在学术的道路上甘愿开山劈石，筚路蓝缕。我们处在一个在百年未见历史性大变局中开出新天地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也要无可逃避地承前启后，担负起沉重而又辉煌的历史使命。我愿意做开拓者们的马前卒。

文艺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艺是人学，关乎生命、生存、生活。文艺的本质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话、交往和沟通。文艺包含了这三种对话，更着重于人与自身的精神性、观念性的自我对话。不仅如此，它还是文本之间、主体之间、文化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并因此生成了间性。间性是文艺之为文艺的核心要素，它尊重多样性的存在，在保持各自独特性的基础上，通过相融、协调、共同交往，寻找文化、文艺的约定性、共同性。

藏族文艺美学的主流形态是什么，什么是它最重要的特征？历来的学者都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多数现当代学者，从现当代中国和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阐释框架出发，特别是以西化构架较为明显的汉族文艺理论来构建藏族文艺学的基本结构形态——即以语言文学为基础，以书面文化、作家创作论等为主要对象的批评研究方式。但是面对藏族文化传统的实际，我们看到，藏族传统文艺学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发展阶段分期，普遍的书面文化并不发达，精英化与宗教化程度高，典型意义上的文艺类别如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发展并不均衡。

本书认为，独特的区域民族的混合型文艺形态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主形态；宗教影响下的文艺内容生产构成了藏族文艺学的基本特征；可视性图像文化占据藏族文化传统的主流；而口头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口头诗学成为藏族文艺学的重要部分。

一 书面、口头与藏族文艺美学的语言艺术传统

《诗镜》之于藏族文艺理论乃至藏族美学，具有奠基性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是藏族唯一一部指导文学创作的理论著作，还因为檀丁创造的“风格论”和《诗镜》中的修辞手法开启了藏族古典文学的规则制定，具有内在的宗教超越性和时代超越性。藏族学者通过对它的阐发，创造性表达地了藏族文化的“生命观相”，它不再仅仅是简单的修辞法则，更在不断的创造性阐释中成为藏族文化的经典。

《诗镜》走过了一条经典化的阐释道路，具有历史流传物文化传递的基本特征：它从多种话语中被选择、被抽离出来，借助于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宗教和教育传递的权力与渠道，获得了某种“膜拜价值”。经过时间的涤荡和历史的检验，成为主流的诗学标准，并为此后的创作共同体和批评共同体所认可，所奉行，所传承。逐渐超越特定的时空，在长期历史理解中随时“在场”。以《诗镜》为例，其在数百年间经历了反复的翻译、解释、诠释和语内翻译过程，形成流传至今形式多样、为数众多的不同注疏版本，积淀为极具特征的“诗镜学统”。诗镜学统具有如下特征：（1）跨越梵藏语际和跨越古今的“双跨性”，在“双跨性”的综合作用下，经典文本历经数百年传承，完成了本土化、经典化、宗教化等过程，成为藏族自己的理论著作；（2）与佛教思想体系形成重叠互渗的“互文性”，这些文化传统和表现形式被纳入到藏传佛教这一统领性的意识形态框架下，通过宗教的统治地位来确保文化的神圣性和绝对权威地位，也使得这些文化传统和表现形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3）由于语言本身就处于永恒变化之中，再加上源于原典作者和注释者之间多重“视域差”造成的“未定性”。

《诗镜》不是一部历史文献，而是藏族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教科书。它针对阅读它的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当下，对“现在”持有意义。我们常常在童话里看到“魔镜”——它是用来回答问题的，《诗镜》即是藏族文艺的魔镜。

丰富悠久的传统藏族史诗、口头传唱艺术是藏族文化的主流形态之一。由此而生的理论形态——口头诗学则成为藏族文艺学的主体部分之一。与当代大量的书面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不同，口头诗学着眼于仍然“活态”生存于藏地的史诗的口头传唱，这在我们深入果洛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藏族的口头诗学推重一种源头的神圣性，即在口头传统中，对传承内容来源神圣化。以《格萨尔》为代表的史诗说唱最具特色。来源神秘的史诗说唱艺人是“鹰的故乡，神的传人”。《格萨尔》说唱人就有神授艺人、掘藏艺人、圆光艺人等非遗传承人。他们终生说唱《格萨尔》，展现了口头传唱者的个体性。这种对传承人的强调和保护，改变了过去藏族艺术传统中的“匿名”方式，开创了传承人知识产权的新时代。

《格萨尔》的“史迹”“神迹”和“源头”三个关键词，是在“时间”语境下呈现的三个特征。口头传统神圣性的建构，有着与文本的经典化类似的过程，是以经验积累为基础的，这种经验就形成了“记忆”：经过“经验实践—惯习养成—范式选择—对象命名—团体认同—理念传播—经典型塑—教育孵化—仪式确认”的过程，口头演唱成为经典，口头诗学成为对位性的理论形态。

二 视觉政体与藏族文艺美学的视觉图像传统

对于藏族文化传统来讲，视觉图像文化占据藏族文化传统的主流，并形成了一种在历史中绵延的“视觉政体”（scopic regime，visual regime）。什么是视觉政体？美国学者马丁·杰在分析视觉图像的意义时指出，应当重视社会历史意义上的视界构成机制问题，他使用的术语是 scopic regime[57]，也有人使用了visual regime[58]，二者都译为“视界政体”。

对于“视界政体”，国内研究者已经有较为完整的论述。“视界政体”指的就是在视觉中心主义传统下建立起的“一套以视觉性为标准的认知制度甚至价值秩序，一套用以建构从主体认知到社会控制的一系列文化规则的运作准则，并形成了一个视觉性的实践和生产系统”[59]。也就是说，视界政体是基于视觉中心主义传统形成的某种认识方式的建制化过程及其最终体系。以视觉为中心的认知方式的建制化过程带有如下特性：“在视觉中心主义的思维下，视觉对象的在场与清楚呈现，或者说对象的可见性为唯一可靠的参照，以类推的方式将视觉中心的等级二分延伸到认知活动以外的其他领域，从而在可见与不可见、看与被看的辩证法中确立起一个严密的有关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主动与受动的二分体系，并以类推的方式将这一二分体系运用于社会和文化实践领域使其建制化。”[60]

本书借鉴“视觉政体”理念，是认为藏族传统的宗教文化艺术活动的确是在一套以视觉性为基本认知制度和价值秩序、影响全民宗教认知并达到社会共识的文化规则和运作系统，它形成了一个视觉性的文化实践和生产系统。在90%文盲的藏族传统社会，视觉图像文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虽然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藏族传统文化，但我们必须看到，藏族艺术的视觉图像文化研究毕竟是在以流行文化研究为主的文化研究学科已经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借鉴了20世纪末的视觉文化转向的成果。这种阐释萃取各种理论和方法，开创新的视角，新的路径，可以对藏族文艺进行全新的研究。在新的网络时代，图像的呈现已经变得如此清晰，传统资源的网络搜索也变得如此方便。但在本书中我们借鉴视觉政体理论，是基于藏族传统文化中可视性图像文化所占据的主流地位，并作为历史流传物在历史上延展出的丰富多样的形态，包括外在的形式和内在蕴涵。比如唐卡、曼荼罗（坛城）、藏族歌舞、藏戏……后现代的回溯让我们回归到事物的本来面目。

藏族视觉图像文化的经典案例是唐卡。作为文化的唐卡其文化身份指向图像观看中的文化认同。这是与观者和唐卡之间实际的观看关系相关的。遵循着宗教教义所设定的仰视的观看位置和视线决定了对于唐卡形式和内容的认识进入了预设的崇仰和膜拜的佛境模式。藏族艺术历史地具有“信徒”的宗教性质。它们符合布尔迪厄曾经提出的“纯粹凝视”的标准，并将这一观看定型化、仪式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藏族艺术的视觉文化研究应该根据研究路径兼顾诸多议题。一种是宗教的语言，一种是艺术的语言，两种状态下的观看都构成了场域的自主化。它的宗教本质具有一种“宗教意象”“宗教象征”甚至“宗教幻想与宗教幻象”的特质，造出了一个佛界的氛围，超越了“物”之“象”，展现出的是一种佛的境界，一种神秘的情境，是对“物”的抽象化，却又是对“象”的观念化。

在博物馆和画廊中，唐卡变身为艺术品。观者所处的观看位置被预设为接受与欣赏模式。这种视线的平视使观者得以遵循画家的视线指引，对画面形式、内容进行观赏性的认知和评价。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美学和艺术批评，通过观看者在“像像生像”的图像心理再造中将唐卡的像和内心自存的心像融合成第三像。此即唐卡图像的接受与欣赏模式。其中还包含着意识形态及其观看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包含现代文化生产对于藏族艺术意义的生成作用。

藏族艺术史的梳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从传统到传统，今天，我们必须看到，新媒介、影视文化和数字化图式也是当代藏族艺术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当前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多媒体整合的脉络之下，藏族艺术在传播途径和内容上日益全球化，传统艺术生产和展示方式都受到了冲击。崭新的藏族艺术形态和传播方式正在飞速发展中。

三 面向未来的关键概念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构建藏族文艺批评史的纲要与路径”的成果，也与我承担的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和哈佛大学燕京访问学者项目的内容有交叉。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将对藏族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关键概念进行滚动研究。我将其提炼为两个概念丛和十个主要概念。它们是：

（一）关键人物概念丛

1.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藏族历史上第一位被誉为“班智达”（大学者）的学者，藏族文艺理论的奠基人。他被认为同时精通大小五明，即藏族全部的学科，包括与文艺理论密切相关的宗教、历史、语言、文学、医学、历算、音乐、工艺、艺术等各个方面，尤其是他的诗学部分，写在《诗镜》未译介到西藏之前，是根据他学习梵文《诗镜》后的心得写成，这对建立藏族诗学和修辞理论体系是个开拓性尝试。

2.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藏族文艺理论承前启后的开创者，他为藏族许多艺术门类做了正本清源的整理或者开拓。他精通语文、文学、历史、天文和美术等，亲自设计了布达拉宫、哲蚌寺等地的壁画。他为《诗镜》撰写的解释——《诗镜释难·妙音欢歌》使《诗镜》真正成为藏族自己的诗学著作。

3.第司·桑杰嘉措。他也是一位精通大小五明的学术大家，一生著作等身。藏族历史上著名的医药唐卡“曼唐”就是他组织绘制的。他在1685年完成历算名著《普氏历演算法·白琉璃》之后，又完成了一部答疑的著作《白琉璃·除锈》，其中谈到了艺术和造像量度的源流和发展，并阐明了自己的见解，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造像量度系统。

4.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藏族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作品以口头、抄本和木刻本等多种方式存世，在全球都有影响，具备了解释学意义上的翻译与阐释研究价值，也是文化传播意义上的范本。

5.居米庞·南杰嘉措。不仅精通显密经典和五明知识，还精通医术、文学和艺术。他的《歌舞幻化音乐》《岭舞大乐音乐》《庆祝舞跳法》等，即是音乐舞蹈方面的专著。他也是为数不多研究《格萨尔》的宗教学者，对民间艺术和世俗文化的阐释还诠释出藏族近代学者对宗教与艺术关系的认知。

（二）关键文献概念丛

6.《诗镜》。是藏族诗学论著中不同注疏版本和各个时期对其进行研究和延伸、阐释论著的共同主题，是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声明”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族唯一一部指导文学创作的理论著作。《诗镜》本身是古代印度一部梵文诗学著作，经过数代藏族学者的翻译和重新创作，最终成为藏民族自己的重要美学理论。在藏族诗学理论中，它是虽译为“诗”，实则涵盖所有的“文”。

7.“乐论”。《乐论》及“注疏”是关于藏族古代音乐理论最早的论著，对曲调、作词和曲词配合都做出了规定，而注疏还补充了音乐教学、器乐及印度宗教音乐对藏族音乐的影响等。

8.《五明概论》。尊巴·崔称仁青所著德格版大藏经的《甘珠尔》目录中的一部分，藏族传统文化中五个学科即五明——声明、因明、工艺明、医学明、内明的概论性著作。是藏族知识分类哲学的基础，亦是理解藏族美学与艺术理论的基础。

9.“量度经”。其实在藏传佛教造型量度方面，至今尚未形成高度统一的量度标准，除收录于大藏经的“三经一疏”以外，在密宗各种典籍中还收录有针对各自神祇的造像量度。比如《戒生经》《时轮经》《集行论》《黑色阎摩敌续》《黑色阎摩敌及其注疏》《文殊根劫》《四座续》等。通常被分为两大派：时轮派与律仪（戒生）派。

10.《格萨尔》。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活态英雄史诗，以口头传承为主，辅以大量的手抄本与木刻本存世，是藏族口头传统与民间文学的“百科全书”。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学术创造的新时代，我们必须不忘初心，埋头苦干，在中国文艺学基础学科的建设中奋力前行。实践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我们将参与在人类的伟大实践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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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颢、吴碧云编：《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225页。

[2]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3] Richard Dawkins：The Selfish Ge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365.

[4] The American Heritage ©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4th ed.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0.www.bartleby.com/61/.[2009/01/22].

[5] Kevin Kelly：Out of Control：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Boston：Addison-Wesley，1994，p.360.

[6] Susan Blackmore：“Imitation and the Definition of a Meme”，Journal of Memetics-Evolutionary Model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2，1998.http：//www.baillement.com/texte-blakemore.pdf，[2009/01/22].

[7] Dieter Lohmar：“Truth”，in Encyclopedia of phenomenology，Lester Embree eds.，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7.

[8] Herman 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9] 韦氏词典“archetype”词条。

[10] [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3页。

[11] Anthony Stevens：“The archetypes”，Chapter 3，ed.Papadopoulos，Renos.The Handbook of Jungian Psycholog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6.

[12] Andrew Samuels：Jung and the Post-Jungians，London，Boston：Routledge & K.Paul，1985.

[13] C.G.Jung：Synchronicity：An 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Taylor and Francis，2013，p.140.

[14] C.G.Jung：Two Essay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revised 2nd ed.Collected Works Vol.7），London：Routledge，1966.

[15] C.G.Jung：Two Essay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revised 2nd ed.Collected Works Vol.7），London：Routledge，1966.

[16] C.G.Jung：Man and His Symbols，London：Aldus Books，1964，pp.57-58.

[17] Andrew Samuels：Jung and the Post-Jungians，London，Boston：Routledge & K.Paul，1985.

[18] Henry L.Roediger，Magdalena Abel：“Collective Memory：a New Arena of Cognitive Study”，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Vol.19，No.7，2015，pp.359-361.

[19] Jan Assmann：“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A.Erll & A.Nünning ed.，Cultural Memory Studies：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8，pp.109-118.

[20] 语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1页。

[21] 牟宗三：《历史哲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64页。

[22]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23] 杜维明：《当代世界的儒学与儒教》，《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8年第4期。

[24] 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25]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213页。

[26] 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8页，第24—25页。

[27]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强调 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鉴》，《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1版。

[28] 《习近平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人民网—理论频道”，2017年2月13日。

[2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第1—5版。

[3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3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3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第1版。

[33] Richard Palmer：Hermeneutics，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pp.117-118.

[34] 刘伟：《体验本体论的美学——狄尔泰生命哲学美学述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以及高宣扬、闫文娟：《论狄尔泰的精神科学诠释学》，《世界哲学》2019年第4期。

[35] 高宣扬、闫文娟：《论狄尔泰的精神科学诠释学》，《世界哲学》2019年第4期。

[36] Henri Bergson：The Creative Mind：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translated by Mabelle L.Andison，Mineola，N.Y.：Dover Publications，2007.

[37] [法]柏格森：《关于变易的知觉》，《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38]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

[39] 潘知常：《生命美学是“无人美学”吗？——回应李泽厚先生的质疑》，《东南学术》2020年第1期。

[40]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42]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43] 龙驿武砺兴：《中国西部文化精神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4] 梵文 Maṇi，中文意为如意宝珠。

[45] 藏传佛教宇宙观里，时间上也是极长远的。有一个“劫”的概念，分小劫、中劫和大劫。一由旬等于四俱庐舍，一俱庐舍等于两千弓，一弓等于四肘，一肘有二十四指节，再往下是麦粒、虮虱、芥子、发尖、微尘和极微，每一种比下一种大八倍。在一个一立方由旬的体积里装满发尖，每一百年取一粒，直到取完为止积累的时间算是一个小劫中的一天，这样的一天累积到一百年才是一小劫，一小劫年数的平方是一中劫，一中劫年数的平方是一大劫。和空间一样，这个时间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视野。

[46] 尼采受赫拉克里特影响，他说“力，不可停滞”，此是本质的，而时间也是本质的，且“时间是永恒的”。由此变化也成为永恒，并最终使一切不断面临着否定，超人乃是一例。超人必须时时超越，任何停滞都意味着倒退。这就注定了尼采的悲剧性——他必须使意志反叔本华而行，坚决灌入到自己的审美拯救中。

[47] 在这里，“天葬”仅作为一种独特性较强的文化形式化喻使用，其他蕴涵与形式此处不赘。

[48]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 381页。

[49] 金元浦：《文学解释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50]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143页。

[51] 金元浦：《再论历史流传物——文化实践解释学阅读札记之二》，《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2]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53] 丹珠昂奔：《认同、自信与自觉——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思考》，《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

[54] [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姜智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28、251页。

[55] Mikhail Bakhtin，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p.6-7.中文译文参考[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载《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56] 笔者曾先后学习和研读美学与文艺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古典文艺学、西方20世纪多元文艺范式与诸多理论话语，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学习，并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西门菲沙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访学。

[57] Martin Jay：Downcast Eyes：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58] Rachel Bailey Jones：“History of the Visual Regime”，Postcolonial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Explorations of Educational Purpose，vol，18，Dordrecht：Springer Netherlands，2011，pp.101-115.

[59] 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吴琼编《视觉文化的奇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60] 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吴琼编《视觉文化的奇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