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解构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倘若我们不再纠结于“正宗”与“歪曲”，而是将视野置于广义的解构之上，那么就会发现，解构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让我们权且使用“影响”这个不太准确的词语——是多角度、多层面的。
卡勒在他的《论解构》（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中很精准地总结出了解构对文学研究的四种“影响”。第一种，是解构对很多传统批评概念的重释。举摹仿为例。自柏拉图（Plato,427—347 BC）以来，摹仿一直是文学批评中无法绕过的概念。而解构对摹仿进行了重新阐释，将其传统的含义消解殆尽。在柏拉图的摹仿理论中，初始的被摹仿物是理念，是无可置疑的万物本源，尘世间的一切皆源出于此，若论文学艺术，则更是第二层摹仿，不足为道。亚里士多德倒是义无反顾地取消了柏拉图所设置的理念世界，将尘世间的万物视作文学艺术摹仿的本源。这与其师柏拉图相比应该算作不小的进步。并且，亚里士多德开明睿智，虽将摹仿视作文学的本质，却并未将摹仿当成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及至后世更有甚者，则将摹仿的逼真与否奉为判别文学作品高下的不二法则，实在过于迂腐教条。纵观批评史，不论哪种摹仿观，都是将母本与仿本视作对立之物，并且对于仿本来说，母本有着绝对的居先地位。偶有诸如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生活摹仿艺术”之论，的确使人精神一振、耳目一新，但仔细想来也多是矫枉过正之辞，并非真的如尼采倒因为果般，在学理上颠倒二者的次序。而解构却从根基处动摇了摹仿的传统观念。以解构的观点来看，母本与仿本这两个概念构成一对等级二元对立项，前者支配后者，而这一等级对立体系，虽然顽固却经不起推敲，远非看上去那么稳定。让我们且来看看柏拉图的床。对于理念的床来说，木匠的床是仿本，而对于画家的床来说，木匠的床又是母本。同样的木床，既可以是母本也可以是仿本，可见这两个概念远非固定、绝对。进一步来看，当柏拉图声称画家的床摹仿木匠的床时，画中床无疑是仿本。但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有那么一首诗歌，描摹这幅画中的床，诗中详述画家之床如何栩栩如生、神形兼备，抑或技艺拙劣、画虎类犬，于是画中的床此时又成了母本。这个转换往复的过程可以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比方说，一部后现代小说又戏仿了这首描摹画家之床的诗歌。我们并没有什么理由阻止这个无穷无尽的套层结构（mise en abyme）。[24]倘若往回追溯，木匠之床作为仿本，是摹仿自理念之床，而理念之床这个终极母本却恰恰是不在场的。正如卡勒所言，在“唯有设立一个神圣本源或绝对原型方告终止的过程中，每一种被认为是原型的东西都可被视为摹仿”。[25]可见，母本与仿本这一对等级二元对立项随时伺机翻转。为了锚定这种飘忽不定的关系，或者说阻断延绵不绝的套层，人们构想出绝对的本源、中心、理性等等，这些终极名词——也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之床——永远都不在场。就这样，在解构的视角之下，“摹仿”这个千百年来一直颇为重要的批评概念，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样貌：母本无非是另一种情况下的仿本，反之亦然，而所谓的终极母本，却只是虚构的幻象。
在卡勒所列举的解构对文学研究的第二种“影响”中，“解构不再以打乱批评概念来显现自身，而表现在阐发批评家于文学作品的阐释中可能视为焦点的一系列重要话题”。[26]简言之，就是主题批评。初看起来这多少会有些令人生疑，因为解构往往并不信任主题分析。如德·曼在论及尼采的《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时就表示，并不是对它的‘论题’感兴趣，而是“对它借以进行辩论的方式感兴趣”；当论及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时，德·曼也表示：“阅读他的著述时，人们就势必在某种程度上一反或者无视他自己所明白无误的陈述；尤甚者，人们就势必扬弃有关他的哲学的那些陈腐论述……也就是说，他的著作必然不能按照其明白无误的陈述来阅读。”[27]解构并不致力于探寻主体意向、挖掘作品主题，而是倾心于分析文本本身的内在逻辑，或者说，非逻辑。所以很显然，解构倘若进行主题研究，必定不同于其他批评传统中的种种主题研究。解构所关注的主题，毋宁说是一种“反主题”。按照卡勒的观察和描述，解构“在作品中追索某些不甚明了的主题，可被认为是向分析的另一个层次转移，即强调语言和经验之基本组织的理论话语，试图洞烛幽微文本的结构与意义，不论其显见的主题呈何取向”[28]。也就是说，解构所关注的，往往并不是诸如恋母情结、女性权利、人的异化、战争与和平、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这类直接、显著的主题，而是和文本逻辑/非逻辑相关的主题。例如，德里达对“文字”“白”“褶”“补充”等主题概念的论述。这些“不甚明了”的概念在解构式的条分缕析中，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主题，而从另一个层次上喻示了文本的逻辑/非逻辑。
解构对文学研究的第三种“影响”，是作为阅读方法和阐释策略。“除了修正批评概念，辨认特殊的主题，解构还树立了一种阅读风格，鼓励批评家去发掘或创造某些结构类型。”[29]卡勒进一步归纳出数种这样的结构类型。其一，等级二元对立项可以对调翻转。其二，单项多义的“浓缩点”是导向盲乱而精彩之评论的契机。其三，文本中永远存在阻止任何一种阐释封闭的异质因素。其四，阐释他文的理论文本返诸自身，从而造成自我瓦解。其五，某个文本不同解读之间的冲突，其实源于该文本自身的内部冲突。其六，关注边缘成分的颠覆力量，以拒斥过往对文本的简化解读。[30]当然，上述只是几种常见的风格类型，解构可以提供的阅读方法和阐释策略远不止于此。
解构对文学研究的第四种“影响”在于，它可以作为关于批评活动性质及目标的启示，因为解构“作为人文科学中一种杰出的理论思潮，影响了人们对批评活动的性质及目标的看法”[31]。按照卡勒的总结，一方面，解构放弃“科学”体系，回归文本“细读”，致力于阐释具体作品。另一方面，解构却又并非一头钻进个别作品的阐发之中，意不在揭示某部作品的独特性——哪怕是独特的盲乱；解构并不重视某部作品的整一性，而是眼光盯住部分，将其与各式各样的东西比附；解构对分析对象的选材令人费解，乃是为了避免卷入重释和重塑经典及规范；解构阅读得出的结论，往往关乎“语言的结构、修辞的运作和思想的迷离复杂，而非某一部特定作品的意义”[32]。上述这两个方面，其实涉及文学批评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亦即解构的个性化与理论化问题，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后文还会不断提及。
总而言之，“解构批评并不是将哲学课搬到文学研究之中，而是着力开掘文学文本中的文本逻辑，所以它的可能性变动不居”[33]。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先从“耶鲁学派”的文学观与批评观入手，来渐次考察解构批评理论与实践中的几个重要方面吧。
[1][法]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2]杨冬：《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页。
[3][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4][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5]参见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从胡塞尔到德里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28—229页。
[6][法]雅克·德里达：《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见《书写与差异》（下册），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2—503页。
[7][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易晓明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129页。
[8]参见 de Man,Paul and Stefano Rosso,“An Interview with Paul de Man”,i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117。[法]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9]de Man,Paul and Stefano Rosso,“An Interview with Paul de Man”,i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118.
[10][美]J.希利斯·米勒：《对〈阅读的寓言〉中一个段落的部分“阅读”》，见《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页。
[11]参见[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当然，在德里达心目中，文学与哲学的界线本就是模糊不定的。
[12]de Man,Paul and Stefano Rosso,“An Interview with Paul de Man”,i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118.
[13]关于“憎恨学派”，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的论述。
[14][美]哈罗德·布鲁姆：《对抗：修正理论与批评的个性》，见《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
[15][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31页。
[16][美]杰弗里·哈特曼：《超越批评的批评——杰弗里·哈特曼教授访谈录》（上），晓舸译，载《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3期。
[17][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易晓明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18][美]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王宏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为使行文流畅，笔者对译文略有修正。参见Miller,J.Hillis,Fiction and Repetition:Seven English Novel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18。
[19][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206页。
[20][法]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21][法]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22][法]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23][法]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24]mise en abyme是米勒经常借用的一个纹章学术语，可译作“纹心结构”“套层结构”或“镜渊”。笔者在后文还会再次提及。
[25][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26][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27][美]保尔·德·曼：《阅读的寓言——卢梭、尼采、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比喻语言》，沈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美]保罗·德·曼：《隐喻认识论》，见《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28][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29][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30][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194页。
[31][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32][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33][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