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巫术神权到礼乐制度

——周代北京地区的文化转变

夏、商、周三代是华夏文化的形成时期，三种力量在三个时代里互有消长，但它们在总体上又相互吸纳与融合，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主的华夏文化。夏商时期，氏族和家族的界限并不明确，方国和部落均称为“氏”。所以，礼制于此时虽有萌发，但作用还不明显。《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征，百物而为之备。”但这种后来象征礼制的物品，在当时主要还是为宗教祭祀所用。所以，在夏商之时，宗教神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夏禹征三苗获胜，认为是“恭行天之罚”。《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故“夏后氏德衰，诸侯衅之”。然而，由于人们对自然缺乏认识，商代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到殷商时期反而更迷信鬼神，商王往往是以神权来强化王权，商代“人殉”“人祭”现象十分严重。所以，夏商时期巫师的权力很大，史官往往和巫师一体，故殷墟甲骨中占卜之辞最多。

周代开始“封建亲戚”，“兴正礼乐”，以图尊卑有序，远近和合，它继承了商代的宗法制度，并更进一步扩大，规定了一系列的等级、名分。它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度，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皆不僭越，这就是“礼”。“乐”则是以音乐，即文化教化臣民。在治国思想上，主张“敬天保民”，“天”仍是要敬的，否则难以证明统治者是代表上天的意志，但保民思想却是人类进一步向文明前进的一大证明。所以有人又提出不仅要敬天，而且要敬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1]这种礼制和保民的思想，固然是维护统治者权力的需要，但比前代一味信鬼神而转变为人治、信人，应当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幽燕地区是商族重要发源地之一，其文化虽有许多北方其他民族的特点，但受殷商影响很大，幽燕地区在商末有不少颇有势力的王室亲族盘踞在这里，箕子、孤竹君的抗周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在这种情况下，周王朝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政策，一方面逐渐推行周朝政治，另一方面仍然包容当地殷遗与土著文化。这一点在北京周代考古中得到明确的印证。特别是在西周，这种情况尤为显著。

纵观北京文化早期发展，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夏商之际，大体以北方文化为主，当然也部分接受东夷和黄河中游文化的影响。但北方文化、土著文化不等于落后文化，如第一章所述，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北方甚至先走了一步。黄帝部族起源于北方，后来集中活动于京津、冀北、辽西的“金三角”地带，而后又曾南伐，与中原文化交汇。但到夏、商、周三代黄河中游确实成了文明中心，周代将礼乐文化向北京地区推进，又反过来促进北方文明发展，这种南北文化的交互作用与激荡正是北京文化的活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