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异质共同体的危机

尽管豪威尔斯对城市的理解带有阶级偏见，被马奇过滤后的城市生活风景如画，但仍然遮掩不了城市生活的异质性。在观光和阅读城市的过程中，马奇发现了一个由不同国籍、不同身份地位和不同特征的移民——“德国人、斯拉夫人、佩拉吉斯人、蒙古人……小眼睛、高面颊、宽鼻子、厚嘴唇、头骨光秃秃的俄国人、波兰人、捷克人、中国人、鬼鬼祟祟的光鲜的意大利人、白肤金发的愚钝的德国人、冷漠安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97]——所组成的异质社会，这就是马奇的“异质共和国”[98]。1870年，纽约已经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也是美国城市中对移民最有吸引力的城市。来自国外和国内的移民是纽约异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上文所列举，以至于马奇惊呼：“这个地方如此之大，比它过去看起来更大，如此多样混杂。”[99]

“《新财富危机》把城市想象成一个磁体和缩影。”[100]《双周刊》杂志是这部小说的黏合剂，它把小说中的十多个人物黏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圆形而非线性的结构。除了霍恩夫人（Mrs.Horn）和玛格丽特·范斯（Margaret Vance）小姐外，其他人或多或少都与杂志有关联：德莱弗斯是赞助商，所以其子康拉德任会计，马奇负责文学编辑，福克森负责广告策划，比顿（Beaton）负责艺术设计，林道（Lindau）为杂志提供翻译稿件，伍德伯恩上校（Colonel Woodburn）和肯德里克斯（Kendricks）是杂志撰稿人，莱顿小姐的画被放在杂志首期的封面上。他们都不是纽约本土人，德莱弗斯一家、比顿和莱顿都来自中西部城镇，德莱弗斯把家从印第安纳州迁到了纽约，认为这个城市可以给儿女们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比顿和莱顿小姐来纽约是为了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伍德伯恩父女和马奇夫妇分别从南部和波士顿迁居纽约。林道与他们不同，他是德国移民，一口德语很重的口音就是其身份的标志，因为其他人都说标准的英语。《双周刊》“是小说中所有人物的交叉点，是他们与纽约的唯一社会和经济联系。这个联合实业把完全不同的城市居住者锻造成一个熟知的共同体”[101]。卡普兰所说的“熟知的共同体”就是由不同成员组成的相互认知的网络。

然而，由于成员的关系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这个共同体的稳定受到了威胁。最初，因为福克森有意隐瞒杂志赞助商的身份以及对杂志本身性质的定论——宣扬它是一种纯文学艺术的生产，是一种合作关系，整个局面就形成了表面的平等和民主。但各成员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在庆祝《双周刊》的家庭宴会上达到高潮。最尖锐的矛盾体现在德莱弗斯与林道之间。德莱弗斯邀请这些人到他家的主要目的是想炫耀他的财富和权力，而林道极力鄙视这些财富及其来源。在宴会上，他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激进主义观点，坚决反对有钱人以无产者为代价聚敛钱财，反对资本主义，这引起了德莱弗斯的强烈反感。他们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虽然最后以表面的平静而结束，但为日后城市社会的暴动埋下了伏笔。林道的身份较之其他人有点特殊，他的口音表明他是外国移民，而他在内战中失去的手又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正如在杂志中从事翻译一样，林道是一个具有两栖特性的人物。他是这个“熟知共同体”中最具影响力的离心力。“林道的语言常常被贴上‘暴力’的标签，不仅因为他提倡革命，而且还颠覆了这些基本观念的传统意义：‘自由’、‘解放’、‘内战’、‘共同的现实’和‘美国’。”[102]所以林道就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他是“熟知共同体”的重要威胁之一，代表了城市中被隐匿的“另一半”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是以极端的暴力形式显露出来的。康拉德也是这个共同体的不和谐因素之一。他与其父亲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和众所周知。但他采取的反抗方式是温和的，为杂志工作之余，不顾家人的不理解和反对，他经常去城市贫民窟从事慈善活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所有不和谐的社会因素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有轨电车工人罢工引爆了“异质共和国”的最终破裂。这种破裂以讽刺结局。当康拉德看到林道被警察猛打时，“他刚要和警察说：‘不要打他！他是一名老兵。你看他没有手’。”[103]基督式的社会主义者康拉德因为护卫林道，被飞来的子弹击中倒地。激进分子林道也因伤势过重而不久离世。康拉德对林道的善意和护卫显得荒诞、可怜。康拉德和林道的“死象征着豪威尔斯拒绝他们看待和理解美国民主的方式”[104]。这个“熟知共同体”的成员看待这场罢工的态度不尽相同。当长久等不到电车时，比顿认为，罢工带给他的影响是交通的不便，以致对罢工很恼火。马奇以旁观者姿态去街上想寻找他在报纸上所读到的暴力，他把自己与这些暴徒明显分开来。康拉德在挨了父亲的打之后走向街头，决定做堂吉诃德式的和平维护者。林道就是这场暴动的参与者，与警察直接对抗。故事以马奇夫妇在纽约寻找家开始，却以德莱弗斯家庭破裂而终结。在康拉德死后，德莱弗斯以最低的价格把杂志卖给了福克森和马奇，全家离开了纽约。德莱弗斯本希望儿子通过管理这份杂志来提高其商业兴趣和能力，以便他们在这个城市中扎下根来。康拉德的死无疑使这一努力落空了，也表明了德莱弗斯作为父亲权威的暴力及其失败。“异质共和国”在这场暴力事件中分崩离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