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以广州、深圳“双核联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谭锐 郑永年[1]
摘要：长期以来，广深之间表面上看相互竞争，实际上已经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广州从深圳获得了许多溢出收益，包括要素溢出、政策溢出和经验溢出。与此同时，深圳需要获得广州的交通、教育、科研、信息等服务业上的输出。因此，广深如何通过联动加快互利共赢、协同发展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文章认为，从目前的条件来看，广深联动有三个突出的契合点：一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二是共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三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分工合作。这三个契合点在着手的难易程度、合作机制，以及行为主体上都有不同，因此在政策设计上需要更加细致和深入。
关键词：广州 深圳 粤港澳大湾区 先行示范区 “双核联动”
一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逻辑
（一）大湾区与深圳先行示范区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大湾区规划纲要》），该文件在发展目标部分指出，到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区域内生发展动力进一步提升，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从区域经济理论的视角来看，要实现大湾区这一高质量发展的图景，关键在于其中的核心城市。因为按照区域雁行理论的逻辑，只有当核心大城市的经济结构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时，它才会通过产业转移、知识溢出，以及功能分工等机制，带动外围中小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核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是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的产业投资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是当时大湾区内唯一的核心城市。经过40年的演化，珠三角崛起了另外两个超级大城市——广州和深圳，大湾区由此形成了三大核心城市鼎立共存的局面。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国际化水平、城市治理水平等指标上看，香港仍然是大湾区实力最强的城市。然而近年来，香港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似乎正在弱化它的影响力，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标志着香港面临着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未来香港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么从战略上说，要推动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提升另外两个核心城市的综合实力。
随着中央《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简称《先行示范区意见》）于2019年8月9日发布，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实际上，设立“先行示范区”并非临时起意，这一概念早已有之。2019年6月29日深圳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方案》，其中第四大点明确列出“建设全面开放的先行示范区”方面的内容。“先行示范区”从市级实施方案到国家级战略的跃升，似乎表明了国家的意图：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创造一个更强大的深圳支撑起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
（二）先行示范区如何高质量发展
对中国来说，数量型的经济扩张已经到了顶点，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无疑需要依靠质量经济，即依靠高端资本和技术。就资本来说，中国需要形成数个高端产业链，使得这些产业链具有地域性，并且不会因为外在形势的变化而迅速流失。珠江三角洲曾经被称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但没能整体升级，一直维持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阶段。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尽管东莞等地经过转型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没有起到留住和继续吸引优质资本应有的作用。幸运的是，深圳现在正在快速形成一个以高端技术和资本为核心的产业链，并且呈现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趋势。强调“嵌入地域型资本”就是重新赋予经济的国家主权性质。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是流动的，没有国界。人们也不能依靠政治（例如国家安全）和行政因素使资本驻足。所谓的“嵌入地域型资本”就是提供一系列条件，使得资本都想进入，进入之后不会走、不想走，也走不了。嵌入地域型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杭州湾、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等区域都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产业链，不仅能留住自己的优质资本而且能吸引优质外资，那么无疑有助于中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并且维持在稳定发展的水平。从这个概念出发，政府如果想大有作为，至少需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挥中国“三层资本”的优势。中国的混合经济存在着三层资本，即顶层的国有资本、低层的由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构成的民营资本、政府与大型民企互动的中间层。尽管中国会继续改革国企，但绝对不会，也不应当放弃国企。需要搞清楚的是三层资本的边界，明确国企的性质和范畴。深圳在这三层资本方面发展比较协调和均衡。应当明确国企的主要职能是提供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共服务，而非“与民争利”。其责任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避免资本主义固有的周期性危机、应付由其他因素产生的经济危机、弥补市场失败或者平准市场等；在竞争性领域，国企需要继续把大量的空间下放给民营企业。再者，在继续加快把市场机制引入国企的同时要明确国企的公共服务性质，即国企的市场和一般意义上的市场是不一样的。国企具有社会性，不能用一般市场的概念来理解具有高度社会性的国企领域，否则就会导致社会的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已经过度市场化。这方面深圳必须吸取教训。这些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可以引入市场的概念，但不能像商业领域那样市场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有责任做这方面的探索。
第二，嵌入经济活动的教育培训机制。这方面，深圳实际上可以在很多方面向发达国家学习。如，新加坡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典范。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职责分别是提供知识经济时代所需要的高技能劳动力和基础研究。高等学校需要打通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技术使用之间的各个环节，职业培训则需要提供实际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技术人员。这方面，深圳可以将香港的大学和科研体系一同考虑，香港有基础研究和技术，但无市场；有人才，但无就业。这种局面很难在短时间内打破。深圳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第三，竞争。深圳需要塑造较之发展经济体更为开放的经济体。政府辅助企业的发展，但不能以培养几个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为目标。相反，政府要通过反垄断等政策，为企业之间的竞争营造有效的政策环境。
第四，知识产权政策。确立有效的知识产权政策对深圳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深圳企业密集，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并且深圳企业以高科技企业为主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就国家整体来说，发展到今天的这个阶段，知识产权的保护已成当务之急，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深圳在这方面必须加快进程，既要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也要利用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
第五，金融服务。技术创新需要一整套投融资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在这方面深圳的政府机构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会继续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把这个任务转移到金融服务机构，由金融服务机构来评估和监管创新企业的潜力和可行性。实际上，金融服务还可以延伸到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仍然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地带，很多具有潜力的新发明因资本买断而受到抑制，因为资本想保持其垄断地位。因为中国的市场潜力，深圳可以把这些具有潜力但受到抑制的技术收买过来。
第六，政府必须处理好劳资关系，实现“做大饼”和“分大饼”之间的平衡。这方面，中国尤其要处理好中国特有的机制，即党委、工会和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就是中国的优势，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内耗，也会造成负面影响。这三者的关系也不能“一刀切”，在不同类型的企业（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民间和政府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等）应当容许有不同的形式。发达经济体（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亚洲的）都具有这方面的经验。一种合作性劳资制度的确立有利于资本的有效运作和企业员工的利益。
第七，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企业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法治建设。这里的“法治”是广义上的，既包括财富保护的一般法律制度，也包括保证企业自由的法规。简单地说，法治就是一个“基于规则之上的秩序”。上述各个方面的问题，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知识产权，无论是资本的扩张还是流动，无论是财富的创造还是保护，都需要明文的规定。
不管如何，深圳要在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经济水平提升为发达经济体水平方面做出示范。这里所讨论的一些主要方面，如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分权下的竞争政策（开放而非垄断）、规则下的自由、金融化服务、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竞争与合作型劳工制度等都是有机一体的。这些关联性建设有助于吸引优质资本、留住资本和资本的深度发展。这既是一个“亲资”和“亲民”、资本利益和社会利益、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均衡的经济平台，也是嵌入深圳（和大湾区）的平台。
（三）广深竞合关系与高质量发展
对于广州而言，“千年商都”已成为一种美誉和标签，但必须看到，广州的千年商都地位得益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与特殊政策。在闭关锁国时代和计划经济时代，广州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通商口岸之一，这造就了广州商贸活动的空前繁荣，城市因垄断对外贸易而兴盛。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都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形成万马奔腾之势。广州如果不积极参与区域内外的竞争，不在产业结构、要素集聚、贸易结构、行政效率、营商环境等方面出新出彩，仍寄希望于特殊的政策倾斜，那么广州必将面临被后起之秀赶超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实际上对广州的发展起到了鞭策的作用，而非抑制作用。
深圳城市建制时间短，历史包袱少，体制机制灵活，而且深圳的发展历史为其塑造了一种无形财富，即开拓创新的深圳精神。这些条件都有利于其争取政策和吸引资源。深圳强大的集聚力不可避免地分流了广州发展所需的资源，包括人才、金融资本、工程项目、企业、经济职能机构等。在诸多竞争中，广深之间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竞争莫过于对人才的争夺。因为人才的流动性最大，而广深在地理位置上又相距不远，两市在人才引进政策上的任何一点福利待遇差异都会对人才形成强大的磁力，尤其是对于青年群体。广东省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新增常住人口49.83万人，高居珠三角城市首位。人口增长背后，更是深圳人口结构的持续优化。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全市新增常住人口中，应届大学生和各类人才达28.5万人，占比近六成。2019年12月29日，北大发布《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和过去几年一样，深圳仍然是吸纳北京大学毕业生第二多的城市，第一则是北京。[2]
有人认为，深圳有政策倾斜、中央支持、财税体制等特殊优势，所以广州竞争不过深圳。以财税体制为例，深圳市不用向广东省上缴财政收入，而2018年广州市对省财政的贡献超过6%，在最终可支配财力上，深圳比广州高出1000多亿元。这些外部条件固然是一方面，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深圳的许多竞争力根植于其内在的能力，包括行政效率、政策创意、制度创新、学习的主动性等方面。以营商环境为例，2018年12月深圳印发实施《关于以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四个千亿”（全年减税降成本1000 亿元以上、实现民营企业新增银行信贷规模1000亿元以上、实现民营企业新增发债1000 亿元以上、设立总规模1000 亿元的民营企业平稳发展基金），以更大力度、更优政策、更好服务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与深圳相比，广州出台的政策力度较小，在全国叫得响的改革事项较少，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优化政策执行环境、支持企业做优做强等方面还有不少差距。由此可见，广州要着力于创造竞争优势，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实现老城市的新活力。
同时，深圳的存在对广州而言并非全是压力，相反，广州因深圳的存在获得了许多溢出收益，包括要素溢出、政策溢出和经验溢出。首先，深圳土地有限，它越是集聚资源，它的溢出效应就越强。深圳的金融业、高科技产业、信息服务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行业精英，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深圳房地产价格也不断飙升，这使得一些行业人才流向周边城市，广州以其优越的条件将最先获得这些高级人才。其次，深圳的一些政策创意，同样会使广州受益，一些试验性政策都会连带广州试点。最为典型的政策创意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它最先来自深圳，此后，在2015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广深两地的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建议实施“环珠江口湾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提案》，最终这个议案变成了国家级战略。此外，政策溢出效应还以另一种方式起作用。由于广州是广东省的重要税源，如果深圳获得政策倾斜，广东省就会支持广州获得同等优惠的政策，以便维持广州的竞争力，从而保住广东省的税源。从广东省以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同等力度支持广州四个“出新出彩”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最后，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许多制度创新和政策实践都走在全国前列，如对港合作、营商环境优化、科技创新平台、自贸区建设、智慧城市等。所有这些，广州都可以借鉴和学习，少走弯路。
几十年来，在外界眼里，广深一直是你追我赶的竞争关系，这忽略了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关系。现在很难说谁对谁更有用，谁更离不开谁。例如，我们可以说没有广州的科研院校为深圳输送人才，深圳的科技创新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不是深圳的区域金融中心地位，广州的企业可能也面临着与其他地方一样严重的资金拮据问题。显然，广深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依存关系的重要性在于，构建广深双核联动机制，形成协同效应，是实现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二 大湾区中的广州与深圳
2018年在粤港澳大湾区11市中，GDP排名前三位的城市依次是：深圳（24221.98亿元）、香港（24022.44亿元）、广州（22859.35亿元），这一年，深圳再次超过广州，而其他8市的GDP均未进入万亿级俱乐部。在常住人口上，根据广东21地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3]，只有广州（1490.44万人）和深圳（1302.66万人）超过千万级规模。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人口规模上讲，广深都是超级大城市，是当之无愧的区域发展“双核”引擎。
这种双核格局有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在深圳崛起之前，珠三角一直是以广州独大为特征的单中心结构。1949年之前，珠三角所有的城市都整合在一个城市体系中，广州是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的城市。广州一直是广东省的省会，而且是南中国最重要的港口，广州港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主导着广州的全球化道路。广州是一个制造业重镇，汽车、电子和石化制造业是广州的支柱产业，许多外国汽车制造商集聚于此，例如日产、本田、丰田等。这些产业和轻工业（如鞋、纺织品、服装生产等）的产品构成了广州对外出口的主体。广州作为商贸中心的地位通过一系列高端的贸易会展活动得到巩固。最著名的就是中国进出口交易会，即广交会，这是世界上同类大型商品贸易展览会之一。目前，每届广交会展览规模都会达118.5万平方米，境内外参展企业近2.5万家，与会的境外采购商约有20万名，来自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4]广州市政府正实施一项战略，目标是依托广州的国际商贸中心的地位，到2020年将广州建成全球城市。
随着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珠三角逐步形成广深双核格局。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目前在电子元器件生产方面的专业化程度很高。1979年以来，作为制造业商品的出口中心，深圳经济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速约30%）。通过发展低成本组装业获得成功后，政府开始推动构建本地创新体系，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动。由此造就了一批本土消费电子巨头，如海信、华为、康佳、康维、中兴、TCL、腾讯以及中国领先的电动车企业比亚迪。深圳高科技产业园是中国同类产业园中最大和最成功的一个。北京也拥有强大的区域创新系统，但与北京不同的是，深圳90%的R&D活动是由企业进行的，而且R&D经费的80%也来自企业（Chen & Kenney，2007：1069）。高科技和物流业是深圳的支柱产业。为了支撑起这些产业的发展，许多领先的中国企业在深圳建立了研究和孵化机构。深圳市政府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国内专利申请量达到22.9万件，其中包括近7万件发明专利申请。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1.8万件，连续15年高居中国城市榜首。[5]深圳是连接内地和香港的桥梁，以及南中国沿海的交通枢纽。深圳在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对外贸易、航运以及创意文化产业上都具有领先地位。深圳背负着探索中国转型道路，以及扩大对外开放的使命。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跨境联系非常紧密。有关调查数据发现，往来深港的旅客平均每天有72万人次，往来香港及内地的车辆有4.6万车次，其中深圳仍然是内地最普遍的起点城市，占全部行程近七成。[6]
随着工业的发展，珠三角的城市化也迅速推进，2000～2014年间，城市化率已经由最初的71.6%上升到84.1%[7]。城市之间的往来更加紧密，城市群格局显现。为了获得规模经济，使城市群协调发展，广东省政府意识到要把该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1995年广东省政府分别出台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现代化建设规划纲要（初稿）》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从此，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战略正式提出并付诸实施（陈章喜，2011）。2008年12月，国务院批复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珠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该纲要明确要求珠三角九市要打破行政体制障碍，遵循政府推动、市场主导，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创新合作机制，优化资源配置。2009年6月10日，广东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近期以推进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经济圈一体化为重点，推进城市群规划建设一体化，实现各经济圈内部及相互之间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经过10年的推进，三大经济圈逐渐成形。作为珠三角两个超级大城市，广深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发展，形成了各自的城市集团。
从交通出行分布上看，首先，广佛之间、深莞之间的交通联系最为密切，城际交通出行量合计约占大湾区城际交通总量的1/3。其次，深圳与香港、深圳与惠州、广州与东莞等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也较为紧密（董志国等，2018）。从一个更综合的角度看，根据王少剑等（2019）的研究，珠三角各城市的流度辐射区一体化明显，各城市辐射影响区的空间形态也表明了各城市的功能圈和势力范围。例如，佛山和肇庆受广州的辐射影响较大，表明广佛肇之间交往频繁，且广州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与政府提出的“广佛肇经济圈”特征相符；同时深莞惠三市的流度辐射区相互交错，通过对比行政区划发现，三个城市的辐射区与行政边界相互渗透，其中深圳在人流、信息流方面主导性较强，而东莞的物流则具有较大的优势。由于各城市功能交错，深莞惠一体化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前景。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广深政府间有迹可循的互动较少。这并非偶然，一方面广州与深圳并不直接接壤，与相邻城市的合作已经能满足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地产业结构错位发展，正面竞争或合作都比较少。而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及辐射范围的扩展，两地在产业布局上的摩擦逐步增多。以金融业为例，两地都曾把自己定位为区域金融中心。[8]新的交通要道使深圳能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但同时，它与广州的市场腹地也由此变得更为重叠。以2018年开建的深中通道为例，广深两地对通道修建方式早有争议——广州认为，深中通道以现行的“东隧西桥方案”修建，将影响广州港未来的发展。2013年该方案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时，广州市委、市政府曾共同向广东省委、省政府请示，希望改用全隧方案进行修建，但最终现行方案获批。这背后折射的，正是广深两港的市场角力。国际航运研究及咨询机构Drewry中国区董事长韩宁曾分析指出，广州港和深圳港在规模与服务能力上相当，定位和功能存在部分重叠，由于两港地理位置接近，经济腹地明显交叉，两港间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在陆上交通的重叠现象更加明显。例如，深中通道一极的中山，也是广州争取的对象——广州计划将地铁修建至中山、佛山和东莞。其中，连接中山的地铁早在此前出台的广东省“十三五”规划中就有所提及。[9]
相距仅125公里的广州和深圳，它们的时差正日益缩小。据最新的消息，广深间第二高铁正在规划中，预计最高时速在600公里以上，到达中心城区的时间可能会缩减至15分钟。这意味着，随着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广深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新的演变。
三 广深“双核联动”的契合点
2019年9月5日，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市长陈如桂率深圳市党政代表团赴广州学习考察，随后签署了《广州市 深圳市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深化合作协议》）。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市长温国辉会见了代表团一行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10]早在2013年，广州与深圳就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18年，在粤港澳大湾区顶层设计出炉前，两市领导多次互访考察。我们可以梳理一下6年来广深两市的一系列重要互动。如表1所示，自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布以来，广深间的交流变得频繁起来。广深同处珠三角，地理相近，为加强合作创造了便利。更为重要的是，以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定位、已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的粤港澳大湾区，为广深协同合作带来了动力。
此次深圳市党政代表团到访广州，从时间节点上看，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加快推进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先行示范区意见》）已于此前公布。广东省政府在随后召开的常务会议中强调，要举全省之力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广州市委亦表态，全力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2019年11月25日，广东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提出推动广州与深圳“双核联动、比翼双飞”，打造全省发展的核心引擎。[11]为更好贯彻落实《先行示范区意见》，按照广东省委强化广深双核驱动引领作用的要求，《深化合作协议》提到，双方将在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共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等方面深化合作。
表1 近年广深两市互动情况
表1 近年广深两市互动情况-续表
广深两市如何深化合作，尤其广州将如何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进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从两市互动释放的信息看，广深双赢可能性最大、合作意愿最强、可行性最高的合作领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二是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三是构建具有协同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见图1）。
图1 广深双核联动契合点
注：笔者自绘。
首先，科技创新被摆在突出位置。在《深化合作协议》中，第一条就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行程上，深圳党政代表团专门考察了广州无人驾驶产业发展、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南沙科研基地建设发展等情况。之所以突出科创，原因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之一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必然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深圳。《先行示范区意见》也强调，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
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来看，尽管明确以深圳为主阵地，但仍需从粤港澳大湾区层面理解和推进，需深圳与其他城市联动发挥作用。这一中心依托于大科学装置、大科研平台，就大湾区而言，是以集群形式部署，各市多元互补。近年来，虽然深圳的创新发展在全球都有不凡的影响，但作为华南“科教重镇”，广州高校、科研院所云集，人才资源丰富，创新能力亦不俗，尤其在基础研发方面优势突出。广州的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2019年9月4日，中国科学院宣布将在广州布局15个科研项目，聚焦“深海、深空、深地”领域。此前，还引入冷泉港实验室等海外顶级科研机构。近年，广东根据各市科创能力布局诸多省级实验室，其中广深各有侧重，亦突出互补。在最新的第三批省级实验室中，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省级实验室更是“结合优势产业及创新资源分布”，由广深联合共建，表明在一些前沿科研领域，两市均有实力。广深在科创上各具优势，广州的亮点在于基础科研能力较强，创新资源丰富。两市的优势需要通过互补进一步释放，而合作有利于共同发展提升，包括重点完善基础创新、应用创新和产业化链条。同时，也可避免同质化竞争，增强组合力。[12]
第二个重点领域的合作就是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快广州—深圳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有关广深交通枢纽的规划，涉及海、陆、空三方面，包括增强广州、深圳国际航运综合服务功能；提升广州和深圳的机场国际枢纽竞争力；推进赣州至深圳、广州至汕尾、深圳至茂名、岑溪至罗定等铁路项目建设等。由于珠江分隔，深圳与广东省内其他城市的交通连接水平一度稍显落后。随着2018年深中通道、深珠通道的开工建设或规划研究，深圳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但同时，它与广州的市场腹地也由此变得更为重叠。当时有观点指出，如果“深中通道”建成的话，整个珠江西岸的人流到深圳甚至到香港都非常方便，广州的南沙港就很可能被边缘化。2019年11月，广州市原市长、现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赴中山调研，尽管当时深中通道已经开工建设，但陈建华仍提出希望调整深中通道建设方案，为广州的发展留足空间。如今，这样的尴尬局面或将被打破。最新消息显示，广州南沙将新建一条高速公路，连接中山以及深中通道。该项目位于广州市南沙区南部和中山市东部，包括南沙至中山高速公路主线、万顷沙支线两部分。
除了科创和交通，《深化合作协议》还提到，将共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加强广州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和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合作等。作为“北上广深”中距离最近的两大一线城市，又同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无论是从物理空间距离看，还是从区域发展大局来考量，广深两地都需要形成“抱团”发展的合力，以区域合作为主，打造一个相对统一的市场。《先行示范区意见》中对于深圳的规划是：“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其中又包括：“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未来通信高端器件、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创建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展市场准入和监管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建立更具弹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积极发展智能经济、健康产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研究完善创业板发行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创造条件推动注册制改革。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可以看到的是，深圳在5G、数字货币、数字经济等领域确实走在了全国前列，但如何发挥好市场的作用，如何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如何进一步走向国际化，仍需借鉴“千年商都”广州的经验和力量。近些年，广州选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及新能源、生产性服务业六大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2019年上半年的GDP增速明显，和广州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两座城市的优势互补，将会助推广深走向更加国际化的道路。[13]
四 广深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领先的创新能力是全球城市保持全球性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当今世界主要国际大都市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方面，并且特别注重源头创新、原始创新的能力。与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相比，广州在创新能力方面始终存在较大差距，广州的创新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创新力和竞争力，创新驱动发展空间有待进一步释放。随着珠三角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以及国际城市竞争向城市群化的方向发展，广州要提升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不能走“大而全”的路子，而是要与周边城市分工合作。
早在2017年，广东就规划广深科创走廊，以实行大湾区内科技创新走廊联动。广州和深圳是广深科技走廊的两极及核心，广深两地2017年GDP均突破2万亿，稳居全国的第三、第四位，深圳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经济闻名，产业发展迅猛，而广州则汇聚了大量优质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基础创新能力突出，两城创新环境各有特点。其中，广州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集聚优势，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而深圳则发挥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市场化程度高的优势，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中心、产业创新中心。这一思路延续到此次广深更大范围的合作中。最新签署的《广州市深圳市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首要内容就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虽然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花落深圳，但受制于本地科技高端人才紧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重大创新平台缺乏等问题和薄弱环节，需要高校丰富的“科教重镇”广州的支持。这也与广深此前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决定一脉相承。在广深合作中，科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4]
（一）广州的科技创新基础
近年来，广州在先进生产要素集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产业集聚方面，广州正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IAB）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广州市商务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就有总投资达千亿元的24个IAB项目落地广州，全球IAB产业创新高端要素资源加速集聚。无论是思科、冷泉港实验室、赛默飞这样的国际创新巨头，还是富士康、华为、腾讯、科大讯飞等国内创新巨头，以及广汽、金域检验、奥翼等本土龙头创新企业，都以实际行动向广州IAB计划投出“赞成票”，这对提升广州科创的全球显示度和吸引力，加速融入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广州对先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力是与其丰富的科教文卫资源禀赋分不开的。目前，广州市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作为华南地区教育资源集聚中心，广州拥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等院校63所，占据了全省高校总数的2/3，截至2018年底，广州地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总量达377万人，比2017年增长7.4%，约占常住人口的25.3%。与此同时，广州还集中了全省97%的国家级重点学科、77%的自然学科与技术开发机构和全部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拥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18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2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9家，省级重点实验室171家，市级重点实验室124家。2018年底，在广州地区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6人，两院院士97人，国家重大人才入选者493人。
由于R&D资源丰富，广州科研技术潜力很大，并且已在重点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市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达50189件，发明专利授权量达10797件，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35.5%和15.5%。广州医疗资源得天独厚，无论是医疗卫生机构总体数量、大型三甲医院数量、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数量、医疗床位数量等医疗资源总体水平，还是呼吸疾病、眼科疾病、肿瘤疾病、器官衰竭防治四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艾滋病等重大疾病治疗，还是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分子诊断等新技术应用，广州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二）广深科技创新能力比较
1.科技创新环境
在研发投入力度上，广州与深圳差距较大。2017年广州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2.5%左右，比深圳低了1.6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在于财政投入不足，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投入只有1533.06亿元，政府财力远不及深圳（4594.7亿元）。同时，广州的企业研发投入不高也使得R&D占GDP比重不如深圳。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经验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学中心往往是一个国际大都市配置全球范围内创新资源、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的重要载体。广州虽拥有“天河二号”国家超算中心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但迄今为止尚未有国家级重大科学装置落户，广州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明显滞后。根据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超期布局一批重大科学装置，但均未在广州布局。近年来，中科院已在广东省部署了“中国散裂中子源”（东莞）、“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深圳）、“中微子实验站”（江门）、“加速器驱动嬗变系统研究装置”（惠州）及“强流重离子加速装置”（惠州）5个国家重大科学装置，但未在广州布局。
2.科技创新主体
广州虽在创新企业数量上实现跨越式增长，但总量仍远低于深圳。2015～2018年，广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速为147.91%。2018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到11794家，但仍低于深圳（14454家），主要原因在于，广州作为传统的商品集散基地，小商贸企业和小型工厂较多，多数企业创新意愿低下。（郑国雄、王眉，2019）开展科技创新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和人才，风险大，企业重生产，轻研发，使得广州高科技企业数量不及深圳。广州市尤其缺乏类似华为、中兴、大疆、比亚迪等具有龙头带动作用的民营科技创新企业。广州的产业结构偏向于第三产业和传统工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州的日化、汽车产业多以国企、外企为主，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创新不足，尽管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主的高技术产业处在上升时期，但在产值规模上要追上深圳还需一段时间。目前广州的工业产业结构总体还偏传统、偏重化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能形成有效接续，难以培养出创新龙头企业。另外，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制约着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做大做强。相对于深圳大规模引入社会资本、金融服务等多样化融资渠道，广州以自有资金或银行借贷等为主的资金获取方式相对单一，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壮大。
3.科技创新产出
广州的发明专利增速比深圳快，但总量仍然落后于深圳。2018年广州发明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授权量、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同比增长58.8%、15.7%和25.5%。但从绝对量来看，广州发明专利申请量为36941件，仅为深圳的一半左右。从发明专利密度看，深圳超过广州的3倍。同时，广州PTC国际专利申请量与深圳比差距较大。广州的PTC国际专利申请量2016年达到1642件，同比增长163.6%。但总体而言，广州仍远落后于深圳（19647件）。广州在专利申请量、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和PTC国际专利申请量等指标上落后于深圳，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占比还不够大。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广州私营企业与个体户的比值为1∶3.2，小于深圳（1∶1.6），经济主体的规模越小，越不可能设立R&D部门并开展创新活动。二是高等院校创新实力排名靠后。虽然广州拥有广东省2/3的高等院校，但从整体的科研实力来看，广州高等院校的综合创新实力远远落后于全球创新型城市，加之受传统科研机构体制机制僵化、新型研发机构运营经费不足等因素影响，导致高等院校的科技创新产出能力偏弱。三是规模以上企业的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从2017年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内企业来看，深圳有2家，而广州没有一家企业上榜。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2018年度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50强榜单（THE MOST INNOVATIVE COMPANIES 2018），阿里巴巴、腾讯和华为3家中国企业上榜，广州企业未能占据一席之地。科技公司实力不强且缺乏创新型领军企业，已成为影响广州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短板。
（三）广州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是广深两市合作的有效切入点。正如广汽只出现在广州，中兴、华为这些企业也只在深圳出现，两市在科技领域有很强的互补性。而在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背景下，广深基于科技的合作，将得以进一步加速。在广州市推动“四个出新出彩”行动方案中，已得到升格的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升：南沙科学城、广州科学城、光明科学城等广深两市在科创走廊中建设的重大创新载体将实现对接合作，两市也将提供配套服务；此外，广州与深圳还将共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省级实验室，共同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在更大范围内，两市创新关键区域——南沙和前海之间的合作亦将得到升级。方案中提到，将加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合作。在明确合作方向的同时，广州必须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从而实现与深圳的有效对接与承接。
1.构建重大创新平台
广州应学习借鉴旧金山硅谷和杭州、北京未来科技城经验，以大学城为核心，整合生物岛、长洲岛、国际创新城、科学城、中新知识城、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等空间资源和产业资源，打造面向未来的科技城。推动广东省新一代通信和网络创新研究院、广州可再生医学与健康省实验室、广州国际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可燃冰勘察开采先导实验区、中科院南海生态环境工程创新研究院建设，推动广州超算中心、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设施、冷泉生态系统观测与模拟装置等纳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积极争取国家和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科学装置、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和重大科技专项布局广州，在石墨烯、区块链、基因检测、新型治疗等领域布局若干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以诺贝尔奖科学家、两院院士等为核心，鼓励在医学、生物、通信等领域建设伙伴实验室。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等各类企业研发机构，在全球布局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外研发机构。
2.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广州应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行动方案，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制定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引导其创新成果在价值创新园区转化。探索对创新人才实施股权、期权和分红激励。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改革，探索在科研全生命周期试点下放管理权限。建设华南技术转移中心和港澳技术成果产业转化集聚区、高端产业对接核心区。在智慧城市、自动驾驶汽车、在线医疗、新零售、智能家居等诸多行业推进新技术的应用场景，试点建立智能交通示范运行区。
3.促进跨界融合化发展
强化“制造+互联网+服务”的新模式、新业态培育发展，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强化数字技术、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向各行业、各领域覆盖融合，推动卫星导航、物联网、智慧医疗等新经济领域发展。积极培育平台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发展。强化“互联网+传统服务业”的新模式培育发展，催生服务新业态。强化“互联网+传统制造业”的新业态培育发展，以新技术、新模式推动制造业升级，推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发展。动态把握技术成熟状态，实时调整新经济产业政策，提高产业政策的“精准度”，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促进金融资本与科技资源的对接，完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吸纳、集聚、整合国际国内资金、技术和人才等优势要素，建立完备的金融服务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
五 广深共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一）紧扣大湾区交通战略布局
长期以来，珠三角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广州因为位于珠江口两岸的A字形空间经济联系结构的顶点，依托省会城市的独特条件，在经济联系方面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理区位优势。这个优势为广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改革开放之后，香港、澳门加入了珠三角的发展进程，形成了大珠三角格局，但是，受“一国两制”的制度区隔和交通网络的隔离，广州的地理区位优势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会导致上述格局发生重大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由大湾区交通网络的变化而引起的。一是，香港已经借助于深港高铁融入了国家高铁网络。澳门也将借由城市轻轨进入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深圳与香港的互动、珠海与澳门的互动将会不断增强。二是，港珠澳大桥开通运营，扩大了香港在珠江西岸的市场区域，香港与珠海、澳门的互动将显著增强。三是，未来深中通道、伶仃洋公路铁路两用大桥的建设，将使得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互动空前增强，深圳向珠江西岸的辐射范围显著增大。上述一系列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变化，必然导致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空间经济联系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将导致广州地理区位优势的弱化。
基于这种判断，广州要继续保持其区位优势，不能局限于搞好自身的内部交通体系建设，而是要放眼大湾区整体交通战略大局，积极融入大湾区交通规划，强化与深圳、香港等大湾区核心城市的联结度，通过强强联合来提升自身的交通枢纽能级。因此，广州必须牢固树立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通要素流动障碍，进而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提供基础的理念，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为立足点，以建设全球城市为新要求，打造全面覆盖粤港澳大湾区、有效联通全国、辐射全球的综合交通枢纽，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多极网络联动发展格局的形成。
一是要以促进要素快速流动为目标，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推动公路与铁路之间人流和物流的快速转换。影响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交通方式主要是公路和铁路。从目前广州客运和货运情况来看，其过多依赖公路的运输作用，而对铁路的利用率较低。与此同时，随着“环线+放射线”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环粤港澳大湾区的城际轨道网将得到完善，通勤效率也将大大提高。因此，在公路建设无法满足粤港澳大湾区人流和物流快速流动需求的情况下，应当加强公路与铁路之间人流和货流的转换，将公路的客运功能和货运功能逐渐转移到铁路，以缓解公路运输的压力，同时提高铁路运输利用效率。
二是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互利合作，提升广州与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整体水平。首先是加强广州与港澳城市之间的联通，以港珠澳大桥为主要连接通道，简化港澳通关手续，推行“一站式”通关服务，提高通关效率，进而促进三地之间的信息交流，加快要素流动。这也将有利于加强广州与香港、澳门之间的深度合作，强化优势互补，为港澳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创造条件。其次是推进广州与珠三角城市之间的铁路联系，完善环大湾区的城际轨道网，加快推进穗莞深城际、广佛环城际等城际轨道项目的建设，以建成“一小时城轨交通圈”。（贾善铭等，2019）随着城际轨道网的完善，广州将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不同领域的协作交流，从而辐射带动粤东西北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增长，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最后是要以建设全球城市为目标，提高广州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力。要将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结合，提升航空运输能力，加快环珠江口的港口整合力度，推动重载铁路建设，进一步提升广州联通全国、辐射全球的航运能力，为广州拓展经济发展腹地、在全球配置要素提供支撑。
（二）重点建设轨道交通连接体系
大湾区传统的发展核为广佛、港深双极，未来随着西岸的迅速崛起，多层次、网络化交通设施加快完善，以及国家级新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新城新区等高端发展资源往环珠江口湾区集聚，大湾区逐渐由“两极拉动”向“三极拉动、两圈拓展、轴带支撑”转变。其中“三极”为广州—佛山、香港—深圳、澳门—珠海三大发展极；“两圈”为环珠江口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内圈）、珠江东岸知识密集型产业走廊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外圈）；“轴带”为六条区域经济发展轴带。
粤港澳大湾区开发模式与空间格局的转变对轨道交通体系的线网规模与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广州与深圳之间城际联系需求旺盛，占用大量铁路通道资源，广深港客专、广深四线两条铁路通道的利用率均已超过77%。（邵源、黄启翔，2019）可以考虑在既有16条、长1430km，速度标准为200km/h及以下的城际铁路网基础上，将重要通道规划建设为350km/h的高标准制式，提升城际客运效率。（景国胜等，2019）加密湾区内各个中心极点的交流通道，加强湾区内互联互通。
由于深圳—香港和珠海—澳门两个大湾区极点与广州地理阻隔，广州宜经由东莞、中山建立衔接以上两个极点的快速轨道交通体系，构建大湾区发展极点的三驾马车。（任祥，2019）从东部看，广莞两市分别位于珠江—西江经济带腹地，广莞两市相互作用强度仅次于广佛两市，同时东莞市可作为广州与深圳—香港极点之间交流的纽带。应研究开辟多条轨道交通快速衔接通道，填补两市轨道交通衔接体系东西直接联系的空白。从南部来看，南沙自贸区作为广州的城市副中心，具备进一步拓展至珠海—澳门极点的条件，应考虑在城际铁路规划基础上补充常态化、公交化运营的市域快线联系。
从总体布局上说，广州要积极谋划和参与湾区轨道交通干线的建设，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联结粤港澳三大机场和沿线重要产业和城市区域高速城轨线路。重要节点包括白云机场、广州南沙、东莞、深圳机场、前海、深圳高新园、华为总部、坪地、惠州仲恺高新区、博罗县、惠州市区、惠州机场。（2）联结深圳中心区域与深汕合作区沿线主要区域的高速城轨。途经深圳前海、福田区/罗湖区、龙岗区、坪山区、惠州南站、惠州机场、惠东、深汕合作区。（3）联结广深科技走廊暨滨海重要产业和城市区域高速城轨。途经珠海、中山、佛山、广州南沙、东莞市区、松山湖、塘厦、华为总部、布吉、罗湖区、盐田区、大鹏新区、大亚湾、惠东。支线联系肇庆、江门。（4）联结深港与北向核心腹地的高速城轨。途经香港、福田区、龙华区（不接驳深圳北站）、清溪、陈江、博罗。（5）联结湾区中线广州、东莞和深圳高新区等区域的高速城轨。途经广州白云机场、天河区、东莞厚街、深圳光明区、石岩街道、南山西丽、深圳高新园等。[15]
为实现高铁进中心区，提升广深港发展主轴，打造湾区门户枢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规划方案。（1）延伸广深港高铁至广州站，实现深港至广州中心区1小时互达。延伸段线路由广州南站至广州站（23km），西九龙至广州站（长170km），旅行时间约60分钟。（景国胜等，2019）实现广州南站、广州站、广州东站、棠溪站、北站五座大型枢纽互联互通，高效组织运营。（2）规划研究广深第二高铁，实现莞深至广州中心区1小时互达。新建线路始于深圳机场，经东莞松山湖引入广州东部新客站，深圳机场至广州东部新客站全长约165km，旅行时间约45分钟。在广州东部新客站继续向北衔接广河高铁、经机场至北站衔接广永高铁；通过联络线衔接广深五六线至广州东站。
（三）充分利用南沙大平台
2019年以来，南沙的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凸显。4月，南沙大桥正式开通，承载起珠江东西两岸过江通道的重任。未来，贯穿中山、珠海的广州地铁18号线将途经南沙，建成后，从南沙至珠江新城仅需半小时，南沙将成为联通广州中心城区和中山、珠海两市的枢纽。过去，南沙曾是广州对外向海的重要窗口。步入湾区时代，对南沙的交通功能定位也提出了新要求，由原先依靠港口进行海洋交流，向依靠轨道打通湾区互联转变。南沙正成为广州与湾区其他城市的连接点，它将成为广深合作的重要阵地。
南沙与前海相隔一条珠江，距离很近，深中通道2024年通车后往来时间十多分钟即可互达，交通便捷将使两区域在更多领域产生更深层次的合作，深圳高端产业效应以及雄厚的资金利于南沙，南沙庞大的土地空间利于深圳，对于南沙来说更是难得的新机遇，借深圳前海带动南沙再向上实现新突破。[16]未来可以谋划南沙至深圳、香港直达新通道，即香港机场（城区）—前海—宝安机场—中南虎城际虎门站，实现南沙副中心与香港30分钟互达。可利用中南虎城际虎门站过江至南沙站，新建线路全长72km，将香港至深圳的规划西部快轨延伸至南沙枢纽，实现南沙地区与深圳机场、前海自贸区、香港的快速联结。
六 广深的产业竞争与分工合作
广州与深圳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GDP在大湾区中的占比均为20%左右。从《大湾区规划纲要》赋予广州、深圳的目标定位和重点任务来看，两者重合度较高，如推进湾区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提升国际航运综合服务功能、增强机场的国际竞争力、推进空港经济区发展、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共建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等。近年来，深圳利用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一方面积极倡导深港深度合作，挤压了穗港合作的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建设深中通道等重大项目，将经济辐射范围进一步拓展，这些举措都给广州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广州在推进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如何与深圳实现错位发展，发挥比较优势做精做强。因此，有必要从大湾区整体上考察广州和深圳产业的比较优势所在。
（一）广深在大湾区中的产业优势
湾区内各城市发展阶段各有差异。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人均GDP、城市化率等指标均已步入发达经济阶段，经济发展逐渐以科技创新为主。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制造业的重要基地，珠三角城市的制造业专业化的整体水平较港澳高出许多，佛山、东莞等城市的专业化水平最高，深圳、珠海次之，而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城市，商贸服务业较为发达，制造业专业化水平较其他城市偏低。
从李人可（2019）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深圳、惠州、东莞在电子信息产业具有较高的区位熵，产业集中度较为明显。深圳、惠州和东莞均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支柱产业，华为、中兴、大疆等国际顶尖电子信息厂商均布局在深莞惠城市圈内。石油化工以广州、珠海、惠州为主，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城市，有众多大型国企、央企落户，其中不乏中石油等石油化工企业，而惠州作为港口城市，海运便利，同时临近深圳、广州等珠三角核心城市，这些城市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对石油等能源需求巨大，惠州背靠广阔的能源消耗市场，因此得以快速发展石油化工行业。广州、珠海、中山在医药制造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广州规划了“生物谷”等生物医药行业产业园区，并将生物医药作为重要的新兴产业进行培育和发展。同时广州和珠海分别拥有南沙和横琴国家级自贸区，在医药制造业发展方面优势明显。广州汽车制造业专业化水平较高，不仅拥有广汽作为重要的汽车制造基地，坐拥本田、日产、丰田三大国际著名整车制造企业，在开发区、黄埔、花都和增城都有大型整车制造基地，而且还不断布局汽车零部件制造等产业链，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制造，因此广州汽车制造业具有较大优势。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产业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被打破。珠三角城市群在九大产业各有优势，可以通过产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合作，不断突破产业之间的界限，加速城市之间产业的互补合作，推动大湾区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具体来看，从产业链角度看，珠三角地区形成了比较集中的生产基地，主要有以东莞、深圳、广州和惠州为中心的电子计算机制造基地；深圳依靠华为等大型企业，是重要的通信设备制造基地；以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为中心，佛山、肇庆等地各有侧重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
在服务业的各项细分行业内，香港、广州和深圳在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均具有较高的集中度。深圳和香港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较为领先，这与深圳打造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空间和香港的电子科技快速发展密切相关。而广州与香港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教育业的集中度是湾区内最高的，因此广、深、港等城市可在教育、科技研发、产业布局、技术服务等一系列产业链中互补和协作。
总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内细分行业的专业化程度各不相同，城市之间各有其独特的优势产业，不同产业之间的产业发展程度差距较大，这为大湾区城市群的产业互补和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广深的产业分工合作
1.港口航运业
包括广州港、深圳港、香港港在内的大湾区港口群现已成为全球货运量最庞大的港口群。广州港是综合性主枢纽港，是中国最大的内贸集装箱枢纽港，南沙港区2018年的集装箱吞吐量仅次于上海的洋山港区，居国内单一港区第二位。深圳港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外贸集装箱运输门户。广州港的主要不足是航运金融、海事法律与仲裁等配套服务业发展滞后，而深圳港的主要不足则是以集装箱业务为主，港口发展受海岸线及土地资源的制约。未来，首先需推进大湾区航运联盟建设，促进形成互惠共赢的港口、航运、物流、配套服务体系，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推动全天候通关通航和智能化协同监管，建设完善多式联运、一站式运转平台，通过经营上的合作提升大湾区港口群的国际竞争力。其次，要依据广深各港的优势实现港口的分工协调和错位发展。广州港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散货运输船队和特种船运输船队，先后取得了中山港主体企业中山港航集团52.51%的股权和高明港40%的股权，在珠江口西岸的主导地位已确立，今后需对标先进国际航运中心，提升口岸和高端航运服务水平。深圳港盐田港区天然航道水深达17.6米，世界最大的20万吨级集装箱船舶可全天候进出，可把重点放在吸引珠江口东岸和江西南部腹地的货物上来，以技术性体系让水路、铁路转运更顺畅便利，重点发展成为珠江口东岸和江西南部腹地货物进出口海港。
2.现代金融服务业
一是加强广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在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推动企业赴港上市等方面加强大湾区金融合作交流和规则对接。2019年3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南方中心揭牌，落户广州；6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州服务基地落户广州。（黄小晶，2019）当下，广州尤其需夯实央企国际化基金财务管理中心、全国私募股权交易中心的地位，差异化发展广州南沙和天河等金融服务业高地，建设包括中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中心、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南方总部、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南方运营中心，以及永久落户明珠湾的国际金融论坛等金融平台。二是充分发挥深圳区域性金融中心的作用。继续重点发展股份制银行、证券业和对口香港的人民币国际化后台，差异化发展前海和福田等金融服务业高地，重点发展证券业、投行、股份制银行、人民币国际化后台、保险业等金融业务实体，把深圳证券交易所打造成大湾区创新资本形成中心。
3.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处于产业链核心、价值链高端，而且是现代产业体系的脊梁。广州要在厚植电子、汽车、石化三大支柱产业基础上，做大做强IAB、NEM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有机互动、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通过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IAB产业和新能源、新材料等NEM产业，争取在生命科学、细胞治疗、集成电路、物联网等领域形成一批并跑、领跑的创新成果，在国家战略科技和原始创新中占据一席之地。瞄准量子通信、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纳米技术、脑科学、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加强重大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在全球新的产业分工中确立主导权，在新的产业秩序中形成话语权，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高端位置。
参考文献
陈章喜、徐通：《珠三角城市群战略实施以来的效率评价》，《经济地理》2011年第11期。
董志国、张培岭、陈燕、刘红杏、卢成龙：《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空间研究及发展建议》，载《创新驱动与智慧发展——2018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黄小晶：《深化穗深港澳合作机制建设 焕发广州老城市新活力》，《广东经济》2019年第12期。
贾善铭、王亚丽、位晓琳：《粤港澳大湾区多极增长格局下广州交通发展对策的思考》，《城市观察》2019年第1期。
景国胜、黄荣新、徐士伟、叶树峰：《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体系发展的思考》，《城市交通》2019年第3期。
李人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产业互补性分析及协同路径创新》，《新经济》2019年第11期。
任祥：《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广州市与周边城市轨道交通衔接的研究》，《产业导向》2019年第8期。
邵源、黄启翔：《深圳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战略规划思考》，《交通与港航》2019年第1期。
王少剑、高爽、王宇渠：《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地理研究》2019年第38期。
郑国雄、王眉：《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背景下广州与深圳科技创新能力对比研究》，《科技和产业》2019年第19期。
Chen，K. & Kenney，M. “Universities/Research Institute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The Cases of Beijing and Shenzhen”，World Development，2007，35（6）：1056-1074.
[1] 谭锐，经济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经济、产业结构、公共政策。郑永年，政治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等。
[2] 《广州和深圳2020年的第一次握手，是要联手搞什么事情？》，深圳卫视，2020年1月6日，http：//www.ygahzcjh.gd.gov.cn/Item/1538.aspx。
[3] 《广东最新地市人口排名出炉：8城人口超500万，仅4城在珠三角》，腾讯新闻，2019年6月12日，http：//www.xw.qq.com/cmsid/20190612A043ZR00.
[4]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概况》，广交会官方网站，http：//www.cantonfair.org.cn/html/cantonfair/cn/about/2012—09/119.shtml。
[5] 《深圳市2018年知识产权发展状况白皮书》，深圳市政府网，2019年4月5日，http：//www.sz.gov.cn/szscjg/xxgk/qt/ztlm/zscqxc/xlhd/201904/t20190428_17120550.htm。
[6] 《规划署：日均72万人次过境，港人占48%》，香港商报网，2019年3月1日，http：//www.hkcd.com/content/2019—03/01/content_1126154.html。
[7] 《珠三角城镇化率达84.12%，或将可叫珠洲市》，南方网，2016年1月18日，http：//news.southcn.com/china/content/2016—01/18/content_140963534.htm？COLLCC=892254047&。
[8] 《二次“牵手”，广深在打什么算盘？》，每经网，2019年9月12日，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9-09-12/1371330.html。
[9] 《有一种“相爱相杀”，叫广州与深圳》，《每日经济新闻》2019年1月17日。
[10] 《王伟中陈如桂率深圳市党政代表团赴广州市学习考察并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澎湃新闻，2019年9月6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355323。
[11] 《广东举全省之力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特区报》2019年11月26日。
[12]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联动加速：广深六年后再次战略牵手》，《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9月13日。
[13] 傅静怡：《时隔六年广深再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南方都市报》2019年9月7日，GA04版。
[14] 杨弃非：《广深关系升级，如何打破“距离感”？》，每经网，2019年11月1日，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9-11-01/1383034.html。
[15] 谢志岿：《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什么样的城际轨道交通》，《深圳特区报》2019年7月2日，B06版。
[16] 柳时强、郑慧梓：《南沙：拥抱深圳》，《南方日报》2019年9月12日，A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