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的话

这是一本记录我的文学研究生涯的书。

它承载的是我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后三四十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记忆和部分文字。

我从小就喜爱文学，梦想成为一个文学家，大学学的也是文学专业，但1959年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1964年扩大成立马列主义研究院），在政治研究室和马列主义研究院先后工作和学习近13年，大多数从事的是政治经济理论和一般意识形态的研究工作，再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占去了太多的时间，真正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加起来也就两三年。与几个同志一起，曾在周扬同志（当时他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副院长和党委书记）指导下，编过类似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那样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出过清样，后因“文革”开始，周扬同志遭错误批判，故未能出版，“文革”后，连清样都找不到了。在这搞文艺的短暂时间里，只写过一篇文学评论的文章，是关于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标题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胜利——评〈欧阳海之歌〉》，先登在新创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院刊创刊号首页，后又被单位推荐发表于196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机关刊物《新建设》第3期。

1969年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我与十几个同志一起被分到首都钢铁公司。在首钢工作的六七年时间里，我一直在总公司党委办公室和政治部宣传处搞调研、办《首钢报》、做理论宣传，与文艺离得更远了。仅《诗刊》要发表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时，编辑部想配合发点工人言论，来北京市约稿，公司让我带着两个工人师傅，以首都钢铁公司工人评论组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继续革命 勇攀高峰——读〈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文章，与毛主席的两首词》，一同发表在1976年的《诗刊》第1期上。

“文革”结束以后，开始拨乱反正，科研工作开始恢复，在原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之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诞生。经过多方努力，好不容易，我才得以离开首钢，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到文学所报到时，先是要我去文艺理论研究室，又要我到《文学评论》编辑部，最后还是采纳几位老同学的意见，我选择来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中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却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敏感性和现实复杂性，所以要研究它，最好要先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恰当此时，郭沫若去世，中央要成立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而且让从社科院的文学所、历史所和考古所抽人组建，周扬任主任委员，办公室主任是我们文学所的副所长吴伯箫。鲁、郭、茅，巴、老、曹，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之一大重镇，是一位标志性的大师级人物，研究他就可以快速进入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腹地和核心地带，而且郭沫若是四川人，我也是四川人，于是我报名参加，并与所里的康金镛、桑逢康、赵存茂等四五个同志一起，被借调到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工作。

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是从查篇目找资料开始的。全集分历史、考古、文学三编，共38卷，其中文学编最多，占20卷。郭沫若著作过去有《沫若文集》17卷，未出过全集，所以文章搜集的任务很重。《沫若文集》过去无文章出处，注释也很少，现在出全集，不仅要加文章出处，还要做详细注释。文章分编分卷之后，领导让从内蒙古大学借调来的鲁歌教授和我以文学编第1卷做试验，趟趟路子，看全集如何加注。文学编1～5卷为诗歌，第1卷的《女神》鲁歌同志负责，后面的《星空》《瓶》《前茅》《恢复》由我负责。这一搞就知道做学问之难了。《星空》的集子前，郭老引了一段康德的话来说明这个集名的含义：

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他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未注出处。自己查了一些康德的书，查不着，请教了一些学者，也不知道。只得上门去请教专门研究康德哲学的老专家贺麟，跑了两三次才查出是来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又如这本诗集中的《星空》那首诗，提到了好些星名，有的是外文星座名，有的又是中国古星名，什么五车、织女、河鼓、参商等，有的在天之东，有的又在天之西，不少还隐含着神话故事，自己查书，查来查去也不甚了了，后来还是去请教天文馆的专家才弄清楚。人家天文馆的专家都说，郭老真了不得，不愧是一个大家，天文知识都这么明白。此事虽看似与注释之外的研究无关，实则对我之后的研究工作启示却很大。至少是知道了知识之无涯，知道了搞研究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搞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

初到郭编会工作的时候，说的是借调半年，后来工作一开展起来，才知工作量之大之重，根本不是短期能完成的事，我是十多年后才脱身完全回到文学所工作的。虽然具体的注释工作都分配到各高等学校去了，我们主要是负责编辑工作，但以文学编20卷来说，由于编委会人手少，每个人都要分担一两卷、两三卷，我和桑逢康除共同负责文艺论著3卷和小说散文2卷之外，还要协助鲁歌同志负责的诗歌部分做些具体工作。由于马良春既是文学所的所长，又是郭著编委会负责文学编的副主任委员，实在忙不过来，诗歌部分第3卷、第4卷的稿子还是我替他代审的。而各高校来的注释稿，如果不合要求，最后还得我们自己来完成。如中国人民大学承担的《文艺论集》和《文艺论集续集》，承担注释工作的同志其实也是很下功夫的，只是写法不对。注释本来要求文字精练，简洁扼要，一目了然，但他的注文却像在编纂，在论述，在阐说。讨论初稿的时候大家都提到了这一点，送来的二稿虽然也简化了不少，改稿时我又给压缩改动了好些，但终因碍于关系，未能动大手术，结果送审以后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石西民同志狠狠地批评了我，说看过我搞的第一卷注释，说明有能力搞得很好，为什么这一卷搞成这样，让重搞。没办法最后只得全部重新搞过，才得以通过。又如河北社科院文研所搞的自传部分的《革命春秋》注释，因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脱离蒋介石以后》等文章涉及好些敏感的人和事，所以来稿有不少的严重缺失，而1992年郭沫若诞辰百年要求全集要出全，真是时不我待，结果这部分本来不由我负责的稿子，不知怎么又推到了我的头上，让我和杨均照同志把这第13卷重新搞了一遍，好在没有影响全集按时出齐。

1987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出《中国现当代作家书简》，找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约稿，郭平英来找马良春，要文学所同志帮忙，但当时参加郭编工作的桑逢康、陈尚哲和我都有工作在忙，他们不愿割舍，我只得放下手上其他的事情来忙这个。郭沫若的书信，只在1933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过一个《沫若书信集》，仅收15封书信，他的大量的书信都流传在一些报纸杂志、书籍和私人手中。结果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到处搜集，整理出400多封郭老的书信，百花文艺出版社庞大的作家书简计划没出几本就半途流产了。不过我已没法停顿，一方面继续搜集，一方面寻找别的出版社。这样，终于在1992年郭沫若一百周年诞辰之际纳有634封信函的《郭沫若书信集》分上下两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书出以后，反响热烈，有的寄来了手里掌握的郭老未发书信，有的来电话指点哪里有郭老书信线索，甚至代为联系，引领上门，以提供书信。更多的人，则建议搞续编。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联手郭沫若纪念馆的雷仲平、钟作英同志，上报了收集整理郭沫若书信集续编的课题，获得院里的批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新搜集了400多封郭老书信，仅从郭沫若纪念馆文书档案中就挖掘出来了100多封书信，其中尤其珍贵的是发现了红军长征胜利后，1937年郭沫若写给参加了长征、已在陕北工作的创造社成员李一氓同志，祝贺长征胜利、感叹自己未能参与的遗憾心情的信函。加上原有的600多封，一共1000多封郭沫若书信，我们整理成册，上报院里作为结项。本来已有出版社来联系出版，但这时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又有了出版《郭沫若全集》佚文编、书信编的新计划，于是我们的未出版稿，就只能留作未来的五卷本书信编的基础了。

21世纪初，郭沫若纪念馆组织搞《郭沫若年谱长编》，他们邀我参与策划并担任编委，我承担的正好也是1921年至1925年创造社部分的写作任务，20万字。该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结项时曾获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已于2017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卷，236万多字。

就是这样，在十数年编辑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和书信集的过程当中，在不断与郭沫若著作的接触，与郭沫若的战友、身边工作人员和亲人的接触中，慢慢地对郭沫若有了多一些的了解和认识，并有了对郭沫若、对以他为核心的创造社进行研究的兴趣。因为在既往几十年的主流思潮的主导和影响下，创造社因曾倡导浪漫主义常被一些权威人士和文学史著作当成一个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社团而遭到贬责，“文革”期间，创造社的不少重要成员包括郭沫若、田汉、成仿吾等都遭到批判和斗争，而“文革”以后，相当多的新文学史仍老调重弹，使我颇感不平，从而有了想为之正名的想法。而此前在编辑郭沫若全集的过程中，在编辑工作之余，虽然也曾不时写作过一些有关郭沫若和创造社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对郭沫若和创造社的相关争论，比如对创造社的分期，对创造社的文艺思想，对创造社特别是后期创造社的功过是非，等等，但它们不够系统，比较分散。而文学所评职称，像我这样刚到文学所工作不几天就被长期借调到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工作的、“文革”后才从外单位调入的新人，文学所学术委员会的评委同志们单凭我的几篇文章来考核我的学术水平，从而客观地给评定相应的学术职称是很困难的，更何况像文学所这样的老科研单位，人才济济，积压多多，高级职称又有名额限制，评委们想公正公平对待都很为难，这更促使我决定要对郭沫若和创造社做系统综合的深入研究，撰写专著。

1993年彻底解除郭沫若著作编委会的编书任务回所以后，感谢室里负责同志对我的体谅，尽量未给我安排临时性的工作，使我得以有较为集中的时间和精力，对十余年来手中掌握的有关郭沫若和创造社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综合的分析研究，写作并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并于1995年被评为研究员。这部书全面论述了创造社的历史，它的文艺思想和创作成就。其中，重点是全面梳理了创造社作家的文艺思想，批驳了把创造社的文艺思想笼统归结为“为艺术而艺术”的提法，指出创造社的文艺思想有一个从鼓励多元发展到独尊普罗文学的发展变化过程。初期鼓励多元发展，没有划一的“主义”；中期写实与象征并举，呈过渡的性质；后期独尊普罗文学，发展路子趋窄。樊骏同志看完全书后，曾极力称赞这部分写得好。也许，这就成为后来他邀请我参加他参与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的契机之一。

作为文学所的一员，即使在借调到郭著编委会工作期间，所里、室内的活动，能够参与的，我都尽量参与。如80年代拨乱反正期间室里编选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我参加的就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全7卷），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增添补搞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钩沉》（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4卷本；2018，6卷本），这两个选本，使我国现代小说作家中不应被人忘记的和曾经被历史遗忘的作家作品基本上都得到了收录，这是一大成绩。

正确理论的指导和翔实资料的缺失，历来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大问题，文学研究亦然。至80年代，我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不下数十种，但多数都是“以论带史”的作品，很少有站在坚实可靠史料基础之上的。为了改变这种现状，80年代末，我们现代室以鲁湘元为代表的一群人，大胆倡议开展一项庞大的筑基工程，坚持从原生态的史料出发，编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1900～1949），以促进我国文学研究事业更加茁壮成长。这一倡议得到了我国著名现代文学权威专家唐弢、王瑶、樊骏的赞赏，并在1991年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我赞同并参加了这一工作，撰写了有关创造社和1927年的条目。经过全国20多位专家20多年的努力，这部500万字的鸿篇巨制终于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于2013年出版，河北教育出版社并因此书而拿到了2015年度国家出版大奖。

20世纪80年代，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潮流中，现代文学界风行研究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在此背景条件下，我们现代室的马良春、张大明同志于90年代初提出并实施编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计划。不幸的是，身兼文学研究所所长和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职务的马良春同志积劳成疾，虽多方求治，仍于1991年英年早逝，计划中他所原拟承担的第二编的写作任务，只得由编写组的其他成员来分担。知道我在研究创造社和它的文艺思想，特邀我代劳一部分，收录在这部著作中，题名为《从多元发展到独尊普罗文学》，这就是我为该书写的有关创造社的文艺思想那一部分。该书1995年11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共99.6万字。

90年代，在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中，我们文学所的所长张炯和学术委员会的正副主任邓绍基、樊骏等同志倡议由文学所主导，集体编写一部10卷本《中华文学通史》。该书为“九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1997年9月由华艺出版社出版。我应邀参加了这一工作，并为该书撰写了有关郭沫若和创造社的部分，收录在这本集子中的有关郁达夫和创造社其他作家部分，就来自该书。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2003年12月长江文艺出版社有《中华文学发展史》、2013年2月江苏文艺出版社有《中国文学通史》的出版，这两部书，可以说都是《中华文学通史》的简装本，我所撰写的部分，也基本收录其中。

退休以后，有一天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的会长、郭沫若在东京时期的老朋友林林同志因为在《新文学史料》上看到了我写的《创造社的异军苍头突起》一文，通过郭沫若纪念馆来电话找我，邀我去他家，与我就郭沫若和创造社的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要我就创造社的问题继续进行研究。这样，在2004年出版了我的第二部学术专著《创造社通观》。全书由历史风云卷、文艺思想论、作家传记谱、人物关系图、创作品评谈五部分组成，新亮点是研究并探讨了郭沫若与创造社的诸元老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穆木天和冯乃超的关系。这与林甘泉同志邀我参与编写的《文坛史林风雨路》一书有关，浙江人民出版社请林甘泉为他们编写一部有关郭沫若交往的文化圈的书，我曾为该书撰写过《郭沫若与郁达夫》《郭沫若与成仿吾》两篇文章。我觉得这个作家关系网的专题挺有意思，涉及好些有争议有内涵的问题，可以展开探讨，所以在此启发下续写了郭沫若与张资平、与穆木天、与冯乃超等几篇文章，成就了《创造社通观》一书中的“作家传记谱”和“人物关系图”那两部分。

现在这样一本论文集，除了前面已交代的有些文章的相关出处之外，有的是应邀为一些报刊，如为《文艺报》专门撰写的纪念郭沫若一百周年诞辰的文章；有的则是为出席有关郭沫若或创造社学术研讨会提供的论文；还有一些，则是为自己编选或撰写的有关郭沫若或创造社的书所写的前言和后记，或者编写者的话，等等。就是这样一些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写作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是围绕着创造社，特别是其主帅郭沫若这样一个中心，这样一个主题，而且自然地显示出一定的系统性，所以就把它们搜集在一起，编成了这样一部书。这样一部书，说它是论文集当然不错，而说它是我的有关创造社的第三部专著，亦未尝不可，故而我把它称为《创造社漫论》。

黄淳浩

2017年3月30日初稿

2018年3月26日二稿

2019年10月12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