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全球形势和世界格局主要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长期进入中低速增长轨道，短期内难有起色，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世界经济仍将处于疲弱状态。国际政治中大国竞争态势仍将持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不会因贸易协定的签订而缓和，美俄关系将继续保持下行趋势。《中导条约》失效对美俄关系乃至世界安全的负面影响是持久和根本性的，美俄战略不信任状态将愈发难以逆转。美俄关系的恶化，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全球政治格局的割裂和重组。中俄战略合作将更加稳固。国际合作方面，全球治理难以取得进展，但区域合作可能有新的突破，RCEP在2020年签署的可能性较大，“一带一路”倡议将继续成为国际合作的亮点。总体来看，全球形势和世界格局将表现出八大趋势。
（一）全球经济进入超低利率时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零利率政策，有些国家甚至采取负利率政策。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余年，然而大部分发达国家仍走不出超低利率政策。低利率政策的初衷是提升就业和经济活力，其实施也一直伴随着争议。普遍的担心是低利率政策对于提升经济活力的效力有限，以及低利率会诱发新的金融危机。
货币当局采取低利率政策，直观的原因是经济面临通货紧缩压力、失业率高企、经济面临需求不足。降低利率政策可以通过几个渠道刺激总需求，避免经济过度萧条：降低融资成本，刺激企业投资需求，以及居民的住房和消费信贷需求；提升资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投资和消费；货币贬值，刺激外部需求上升。
需求不足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需求不足并非个别国家的现象，是发达经济体的普遍现象。这背后有着多重原因，受到较多关注的解释包括：发达经济体已经普遍进入了成熟期，资本存量较高，在缺乏新的技术革命条件下，国内投资机会匮乏；以谷歌、脸书为代表的大量新兴产业不需要太多的物质资本投入；收入分配恶化；金融危机后更加严格的金融监管措施制约了投资等。
低迷的需求环境下，需要以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才能实现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将就业和物价水平保持在合意水平。发达经济体当中，美国创新能力具有优势，货币政策制定水平较高且受到的掣肘较少，还能在低利率附近徘徊而不至于陷入持续的负利率。欧元区和日本则面临更艰难的局面，除了与美国创新能力的差距，货币政策该松的时候不够松，也因此缺少了反弹的机会，难以走出负利率。
但是，低利率不足以应对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背后有众多结构性的深层次原因，绝非降低利率能全部化解。在对未来预期不看好的环境下，无论融资成本如何下降，企业始终缺乏新增投资动力。美国在量化宽松政策期间，市场融资利率非常低，市场流动性充裕，企业盈利有改善，但是企业并不把资金用于新增投资而是大量回购公司股票。可见仅凭降低利率不足以克服需求不足问题。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等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在反思宏观经济政策的文章当中，越来越强调财政扩张政策对于保持总需求稳定的积极作用，他们一方面强调了利率低于名义GDP增速环境下政府债务扩张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强调财政扩张对扩大总需求更直接的作用以及积极财政政策为货币政策留下调控空间。经济学家辜朝明也强调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积极作用，对抗私人部门去杠杆带来的经济螺旋下行压力。
尽管低利率不足以化解需求不足问题，但低利率对于改善需求还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帮助。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后的货币宽松政策最为彻底，创新使用了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保持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和刺激总需求。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经济恢复情况相对较好。日本在安倍政府上台，坚决执行数量和质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后，日本经济也有了明显改善，尽管日本仍未达到2%的通货膨胀目标。反面的例子是瑞典。瑞典央行出于对房价和居民债务的担心，在2010年7月将利率从0.25%上调至2011年的2%，而2010年7月瑞典的通胀率预测仍低于2%，失业率也高于潜在水平。这个政策实施以后瑞典经济复苏的步伐停止，直至2014年瑞典货币当局认为瑞典通胀率接近于零和失业率过高的局面不能接受，重新将利率调回到零，2015年进入负利率区间。而在此期间，瑞典债务和房价并未因为利率提升有好转。
持续的低利率可能会带来资产价格泡沫。诺奖得主泰勒尔在1985年曾指出，当名义利率低于GDP增长速度的时候，资产价格会出现发散式增长，这是一种理性的资产价格泡沫。后来的宏观经济学在讨论低利率政策的时候，也在反复强调这个机制。
低利率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冲击金融稳定。一是收益追逐效应。前印度央行行长拉詹指出，低利率会刺激金融机构寻求更高的收益率，因而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二是放大的金融加速器渠道。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伯瑞奥等指出，长期低利率通过增加企业的净资产和抵押品的价值，使金融机构的风险容忍度上升，对违约概率的预期下降，鼓励金融机构提高杠杆率，扩大放贷规模。
（二）全球治理中利益博弈日趋激烈
二战后形成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上的能力减弱，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G7、G20等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作用也明显减弱，世界卫生组织在防止传染病传播和阻止个别国家利用卫生事件进行人员和贸易限制的能力方面有待提高。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伊核协议与《中导条约》，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猛烈抨击北约甚至联合国，美国似乎在抛弃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进入一个瓦解与重建期。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迫在眉睫，但是难以取得有效进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均衡，更加难以达成一致认同或者多数认同的治理方案。另一方面是特朗普政府实行“美国优先”政策，更加关注美国自身的治理和美国利益，而不是全球治理和全球共同利益。美国不仅退出多个已有的全球治理机制，而且在形成新的治理机制过程中由于过于强调自身利益而引起更加激烈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
当前国际贸易保护措施大量增加，贸易冲突异常激烈，改革国际贸易体系最为迫切。各主要经济体均表达了改革世贸组织的强烈愿望，但是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世贸组织成员已就其改革的必要性达成共识。世贸组织改革并非新近出现的议题，自21世纪以来，学界就有此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并未引起世贸组织成员的官方重视。自2018年开始，由于世贸组织深陷危机以及欧盟率先提出详细的改革建议，世贸组织改革越来越迫切，并成为热点议题。目前，主要世贸组织成员均认同WTO改革具有必要性。美国贸易代表在2018年和2019年发布的《贸易政策议程》均表达了世贸组织需要改革的看法，并提出了自身的诉求。欧盟和日本也积极支持世贸组织改革，以便维护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国明确表达了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的态度，解决其面临的生存危机，增强其权威性和有效性。其他成员也支持世贸组织改革。2018年10月，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韩国、挪威等12个世贸组织成员的贸易部长与欧盟代表（渥太华小组）在加拿大讨论世贸组织改革问题。2018年和2019年，二十国集团（G20）贸易部长会议及领导人峰会发布的联合声明及宣言也支持世贸组织改革。
世贸组织改革中，已经达成共识或者容易达成共识的内容，包括渔业补贴谈判（各成员均希望尽早结束该谈判）、支持开放的诸边主义谈判、世贸组织日常工作以及履行通报义务、对接可持续发展目标。渔业补贴谈判是美国、欧盟、中国都愿意推进的谈判议题，而且各方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行动，分歧也相对较小，容易达成共识。诸边谈判模式是欧盟提出的改革建议，美国和中国等成员已经推动过几个诸边贸易协定谈判，积累起相关经验，这一模式的推广障碍相对较小。在改进世贸组织机构的运行以及履行通报义务、增强透明度方面，各方也都提出了相关建议，不存在实质性分歧，相对容易达成共识。世贸组织应该对接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是美国、日本、欧盟、中国等主要成员都认可的方向，容易达成共识。不过，这些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并非世贸组织改革中最迫切需要改革和最关键的领域。
世贸组织成员对规则谈判的优先领域和内容存在分歧，在争端解决机制和发展中国家身份界定方面也存在分歧。在规则谈判方面，美、欧、日等的兴趣在于制定关于产业补贴、国有企业、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规则，中国的关注点在于对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措施和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单边措施严加管控。而且，在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电子商务等方面，美、欧、日和中国对于制定规则的内容存在较大分歧。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僵局是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仅剩下一位大法官的情况下，上诉机构将无法运作。除美国之外，各方均希望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的拒不配合，使得这一问题解决的希望非常渺茫。虽然世贸组织成员已经针对美国的诉求，提出了改革争端解决机制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但是美国暂时无意推动问题的解决，而是希望这一机制停摆。在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定方面，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均认为有必要重新界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并设立退出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规则。美国认为这一问题非常迫切，需要立即解决，欧盟和日本则并没有像美国那样认为这是非常迫切的问题。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不需要重新认定发展中国家身份，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应该予以尊重。在争端解决机制和发展中国家身份及其特殊与差别待遇这两大问题上，美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尖锐对立，这种对立难以调和，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区域和双边合作快速推进
当前有两大力量在推动区域和双边合作快速发展。一是多边贸易体系改革难以取得进展，各国对国际合作和全球化的需求只能通过区域或者双边合作来满足；二是美国挑起各种贸易争端。通过原产地规则和劳工标准等提高贸易壁垒的做法，促使其他国家互相之间通过区域或双边合作，实现更加自由化和更加便利化的国际合作，以对冲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多边体系发展受阻、区域化提速，可能导致世界上出现由几个全球关键大国分别主导的平行体系。
在2020年的国际合作中，“一带一路”和RCEP将是两大亮点，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和中欧投资条约谈判也将取得进展。欧盟的一体化进程虽然因英国“脱欧”暂时受到挫折，但是在英国已确定“脱欧”的情况下，英国和欧盟均可能更快地分别与其他经济体之间达成双边或区域贸易投资协议。
RCEP的签署是区域合作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大事件。2019年，RCEP的15个成员国已完成谈判，预计2020年RCEP成员国签署该协定的可能性较大。RCEP的整体规则水平低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欧日自贸协定、美墨加自贸协定等高标准自贸协定，但个别章节的水平已接近这些高标准自贸协定。RCEP成员国致力于达成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果RCEP能够签署和实施，将极大地增进其成员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并有利于整个世界的经贸发展。RCEP成员国包括36亿人口，约占世界的47%；GDP总量28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1/3；贸易额占世界的27%。即便不包括印度，其规模依然足够大。RCEP相比其他巨型自贸协定，其特点是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最不发达国家均包括在内。成员国在货物贸易、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优势互补较为明显。RCEP成员国有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已经有形成多年的东亚生产网络的基础。在RCEP将各成员国之间原本已经存在的各类自贸协定规则统一升级成为更高标准规则之后，RCEP成员国之间将形成更为完善的价值链体系。由于RCEP人口多、规模大，RCEP成员国之间更紧密的经贸联系也将有利于整个世界的经贸发展。
另外，中、日、韩三方已经决定在RCEP的基础上谈判，打造“RCEP+”的自贸协定，将中日韩自贸协定打造成为RCEP的升级版。RCEP完成谈判将有利于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的加速推进。
（四）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东西方割裂趋势加剧
中美关系发展现状进一步证明，中美关系正在发生质变，从以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非敌非友”状态演变为如今的“以竞争为主并向全面战略竞争方向发展”的竞争对手关系。从国际体系层面看，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根源于中美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这种体系结构层面的变化直接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从国家决策层面看，中美关系的现状直接源于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而中国自身的对外政策有高度的延续性，没有突变。当前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分歧正日趋缩小，对华强硬、遏阻中国崛起已成为美国精英阶层的基本共识。2020年即将迎来新一届美国大选，但无论哪个政党上台，美国战略重心加速向东亚转移，在经济、政治、安全、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遏制中国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美俄关系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尽管特朗普上台后双方为改善双边关系进行了多番努力，但在乌克兰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战争、巴以冲突、中导问题、与中东国家进行军售合作等问题上，美俄两国存在深刻矛盾。随着《中导条约》的失效及其连带引发的一系列负面影响的显现，大国战略格局正在加剧重组。美国的退约举动同时加剧了中俄两国的不安全感，这进一步强化了中俄两国战略安全合作的基础。2019年6月5日，中俄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出席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时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和中国更紧密战略合作的相关反应又会反过来强化美国和西方对中俄的威胁感知。2019年12月5日，29个北约成员国签署联合声明，正式将中国崛起列为挑战。预计未来一个时期国际战略安全领域的东西方割裂趋势将延续甚至加剧。
（五）各国在网络空间的角力更加凸显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互联网在成为信息时代人类文明重要成果和创新高地的同时，也将成为安全风险汇聚之所和国家冲突新的策源地。
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金融、能源、医疗健康、交通运输等领域关键基础设施在内的万物互联社会对网络攻击的风险暴露及脆弱性日益上升。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2020》指出，目前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10亿个物联网设备，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量还要翻倍，而2019年上半年针对物联网设备的网络攻击增加了300%以上。到2021年，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预计将达到6万亿美元，规模相当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网络不仅自身存在安全风险，还为各种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彼此交织、相互传导提供了条件和媒介，可能导致安全事件催化放大，给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带来全新挑战。
另一方面，围绕网络空间的国家博弈已经在多个层面上展开并愈演愈烈。除表现为信息技术滥用、网络监听、网络攻击居高不下之外，还主要表现为网络空间治理规则角逐如火如荼，网络空间军备竞赛暗流涌动。就网络空间治理及规则博弈而言，中俄强调的“网络主权”与欧美推崇的“全球公域”等治理理念之间的对峙与交锋将更加激烈，制度性话语权之争引发大国摩擦和冲突的风险上升。就网络军备竞赛而言，作为威慑力量的网络战能力的建设方兴未艾，并日益成为大国军力较量的重要内容。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美国战略司令部下属网络司令部升级为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为标志，互联网军事化加速的前景隐现。随着网络武器能力的增强和扩散，大多数国家以往的克制趋于瓦解。网络空间中的竞争压倒合作的风险凸显。
（六）科技竞争更加激烈
科技发展是保持国家实力和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对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布局调整、全球价值链产业链重塑以及世界最终消费市场分化重组等具有重大影响。在各国普遍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的情况下，新一轮科技革命风起云涌，颠覆性技术向突破瓶颈的临界线快速逼近。5G移动互联网与云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合成生物与生物工程等领域持续取得新突破，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跃迁，将推动全球经济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国家间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科技领域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和必争之地。各国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将更加重视原创性专业基础理论突破，加强科学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保证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技术研究和技术研发持续推进，强化自主创新成果的源头供给，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力图把握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
主要发达国家可能越来越频繁地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动用国家力量打击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领军科技发展企业，通过限制数据流动、管制数据交易、禁售核心软硬件、中断科技交流、阻止投资并购等方式对后者实施封锁和打压。围绕高科技的封锁与反封锁、脱钩与反脱钩将逐渐展开，并成为大国科技竞争“新常态”。
（七）核扩散风险上升
2019年以来，伊核问题和朝核问题均出现重大反复，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面临巨大挑战。2020年1月20日，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将伊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朗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是阻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与和平利用核能。伊朗一旦退出该条约，将很有可能迅速开展核武器研制或将核技术军事化。朝鲜目前已事实上拥有核武器技术，当前美朝无核化谈判进程陷入僵局，朝鲜长期拥有核武器可能性升高。
美国“极限施压”策略以及日趋复杂尖锐的地区安全形势是增加核扩散风险的主要原因。2020年1月3日，美国发动空袭击杀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导致美伊局势陷入紧张。1月5日，伊朗宣布将不再遵守伊核协议的任何限制。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称，若伊朗攻击任何美国的人员或目标，美国“可能会以不成比例的方式”迅速反击。美国的威胁和军事打击直接导致伊核进程的严重倒退。
沙特计划在未来20年兴建16座核电厂，而土耳其与俄罗斯合作建设的土首座核电站也已破土动工。尽管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宣称是民用核开发，但随着中东安全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这些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动机将日趋强烈。受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战略影响，韩国、日本等美国盟国对美国的安全信任程度和美国对这些盟国的战略动员能力均在下降，朝鲜的“示范”效应将进一步刺激这些拥有核技术的国家，可能造成进一步的核扩散，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制。
（八）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行为呈现国际化趋势
“伊斯兰国”作为一个组织虽然被击溃，但其纠集的从世界各地到中东参加“圣战”的大量在逃残余人员纷纷回流，新一波极端主义狂潮从中东向全球外溢和扩散。在中亚、非洲和东南亚，“伊扎布特”、“东突伊斯兰运动”、“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伊斯兰祈祷团”和“阿布萨耶夫”等恐怖组织由于中东回流人员的加入更趋活跃。“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依托全球各地的分支和当地极端势力，通过“暗网”等渠道宣传极端思想、策划动员袭击，可能成为未来恐怖势力活动的新动向。
在西方，白人至上主义、极右翼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的狂热信奉者近年制造恐怖袭击等事端愈加频繁，造成的破坏和影响越来越大，右翼极端主义风险持续增长。一些右翼社区以“言论自由”为幌子，鼓吹反对移民对白人的“大替代”和对“白人文化”的颠覆，通过在线论坛和社交媒体招募策划实施袭击行动的同伙。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清真寺枪击事件、美国埃尔帕索枪击事件等，背后都有上述右翼极端思潮的影响。肇事者在袭击发生之前发布的消息或宣言中，都提到了此前发生的袭击及进一步开展极右行动的意愿。
社交媒体使激进个体更容易受到极端分子言行举止的启发引导，令全球暴力循环更易展开。由于互联网空间监管是世界性难题，受极端思潮通过互联网加速国际化的影响，2020年极端行动可能增多。
课题组组长：谢伏瞻
课题组成员：张宇燕 姚枝仲 张斌 冯维江 徐秀军 杨原 苏庆义 高凌云 王永中[1]
[1] 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姚枝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杨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凌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永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