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民营企业国有股权研究概览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经济如星星之火，不断蓬勃发展，至今所创造的生产总额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所缴纳的税收和提供的就业岗位均超过全国总量的70%。民营经济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增加财政税收、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推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民营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且经营灵活，有利于全面吸收社会就业，在不断创造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稳定。同时，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规模较小、机制灵活，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趋势下，民营企业能更快地顺应时代的变化，做出技术革新的调整，推动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推动我国走向富强、成为世界强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民营经济体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艰难前行。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而来，“公有的”“国家的”天然就具有优势，而“私有的”“个人的”天然就处于劣势。在经营发展方面，民营企业普遍遭遇瓶颈与阻碍，难以获得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地位与待遇，因而有所谓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法律政策方面，国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力度较弱，民营企业的合法利益容易受到侵占，而政策支持又不到位，民营企业缺乏良好的竞争环境。此外，我国政府仍长期将其“看得见的手”伸向市场，市场的交易规则仍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上更是严格管控，并设置层层壁垒，使民营企业受到市场准入的限制（徐业坤、李维安，2016）。

Allen等（2005）为此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发展之谜”：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为何中国在法律体系尚不健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却能得到飞速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这也违背了La Porta等（1998）提出的法律与经济发展理论。对此，国内外许多学者展开研究，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正是找到了一种制度内的替代机制，即政治关联，使得经济潜力得到了充分释放。Faccio（2006）通过对多个国家（地区）的调查研究发现，企业拥有政治关联的现象广泛存在于各国的经济中，尤其是在一些法律体系还不健全或政府干预较为严重的国家。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也转向依靠政治策略以获取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将政治关联视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

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进程中，企业家参与政治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这些民营企业家在获得较高经济成就的同时，也试图在国家政治领域发挥自身的影响力。1998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先生当选全国政协常委，2004年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先生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张近东（苏宁电器）、刘永好（新希望）、王文京（用友软件）等民营企业家以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2011年全国两会。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政治，一是出于对个人政治身份的追求，二是出于对企业利益的诉求。企业家通过合法的政治渠道参与政府的工作，在参政议政中举手表决通过政策文件、表达自己的诉求、建立与政府部门或官员的紧密联系，均有助于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来自政府的支持与保护。除了企业家自身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建立与政府的关联外，民营企业也热衷于聘请政府官员来企业任职，比如浙江吉利集团聘请前副厅级官员徐刚担任集团的CEO，徐刚曾经先后任职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财税局、浙江省财政厅等政府职能部门。

正是由于企业的发展容易受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影响，建立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也就成了企业发展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构建与各级政府机构关联的机会，从而使其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更为充分，并且可以为企业带来有效的法律保障和经济资源（朱建军、张蕊，2016；刘凝霜，2016；Firth et al.，2009；Li and Zhang，2010）。产业竞争激烈、发展空间有限的民营企业积极寻求建立与政府的关联以获得与国有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因而本书对当前民营企业中广泛存在的政治关联现象展开研究，分析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内在机理，为解释我国民营企业寻找发展路径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