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理论基础
2.1 政治资本理论
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也称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是企业与政府间形成的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特殊关系。具体而言，企业的政治关联与政治腐败、商业贿赂等方面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Faccio，2006）。Fisman（2001）最早提出“政治关联”这一理论概念，他在研究与印度尼西亚前国家领导人苏哈托关系紧密的上市公司时发现，受苏哈托病情恶化的影响，这些公司的股价也随之大幅下跌，他认为政治关联是公司所有人或高管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的紧密私人关系。孙铮等（2005）通过对中国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提出，政治关联是企业家个人与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之间保持的紧密联系。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国家的政治关联渠道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区别，学者们基于自身所处的文化、制度对“政治关联”这一理论概念给出了不同的界定方式。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定义了政治关联。
第一，从私人关系的视角出发，考察企业高层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的私人关系。Agrawal和Knoeber（2001）针对美国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市场将企业家个人与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之间建立的私人关系界定为政治关联。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与政府高级官员（总理、部长）交往密切的公司大股东或高管即被视为企业的政治关联（Johnson and Mitton，2003）。在德国，政治关联被界定为与执政党重要人物过从甚密的公司监事会成员或高管（Ferguson and Voth，2008）。
第二，从个人政治身份的视角出发，考察企业家或高层自身拥有的政治身份或头衔。例如，在很多美国的上市公司中，其公司高层曾经任职政府议员或其他高官或者现拥有某政府机构的头衔，即可看作该公司具有一定的政治关联（Faccio，2006）。Bertrand等（2007）指出，在法国，若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毕业于精英学校，或者在政府中任过职，就可以认为该公司具有政治关联。
第三，从利益的视角出发，考察企业的政治献金。在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下，美国与德国的上市公司普遍依赖游说（Lobby）集团向国会议员进行政治献金（Campaign Finance），从而制定出对公司有利的法律政策（Claessens et al.，2008；Ferguson and Voth，2008）。
已有相关研究指出，政治关联在本质上是出于个体或组织对利益的追求，并且主要是基于对物质利益的考量，大多寻求以较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李维安等，2010b）。由于我国的民营企业是在各种制度、法制环境不成熟条件下逐渐成长并发展起来的，说明或许存在某些替代机制促成了其快速发展，这也是很多相关文献将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
关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如今已有很多学者以微观层面为基础并进行了相当数量的实证分析。根据前期的积累，我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显性政治关联。一般指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以及拥有较高级别的政治身份或在公司所有权安排中引入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从而与政府部门建立关联。通常情况下，我国民营企业参政的方式主要有：当选为不同级别的人大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谢琳等，2012；潘红波等，2008）；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社团组织任职（张祥建、郭岚，2010）；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其他民主党派（Li et al.，2008）。民营企业通过这些显性的政治联系，有机会接近政治权力中心，从而寻求政治保护并谋取经济利益。已有的国内研究大都集中在民营企业家或公司高管的参政范畴。
另外，也有学者将民营控股公司中含有的部分国有股权视为其政治关联的重要途径（宋增基等，2014）。由于国有股权代表国家利益，并由政府部门作为持股代表，民营企业通过在所有权结构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即能在企业层面上建立与政府的直接联系。虽然民营企业在灵活运营与有效监督上具有一定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当前经济政治制度下，国有股权在所有制上仍具有相当优势。民营企业含有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将不仅能弥补制度环境的缺陷，还能在资源获取上得到较大帮助，从而有助于民营企业的绩效提升（Song et al.，2015）。
需要指出的是，显性政治关联通常是建立在国家正式的法律和制度之上，因而企业与各级政府间能够形成较为稳定的制度性联系。
第二类：隐性政治关联。这一政治关联方式通常是以私人关系为纽带，而不是建立在国家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因而企业与政府间通常会形成非正式的利益关系。这类政治联系得不到任何法律条文的保护，所以是一种非官方的联系。民营企业家大多是由国家产经部门官员和国企的高管转变而来，他们熟悉政府部门运作的各个环节，拥有包括其亲属、同学、战友、同乡、原同事在内的人脉资源。因此，有学者将民营企业聘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前任政府官员到企业任职（Chen et al.，2011），政府官员对公司的视察（罗党论、应千伟，2012），公司的慈善捐赠等作为衡量企业的隐性政治关联（薛爽、肖星，2011）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