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杨庭硕

《礼记·王制》有言，治国之道在于“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实属历代延续的至理名言也。然而，对于地域如此之广、民族如此之多、自然与生态背景迥别的中国而言，虽说历代王朝都坚持这一治国理念，但“教”该如何“修”，能够修到何种程度？“政”该如何“齐”，又能齐到何种程度？“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每个王朝都得有所坚持、有所变通，层层相依之后，总不免体现出诸多行政管理体制的例外，“插花地”就是其中之一。

面对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行政辖境插花地实情，历代学人早就做过互有区别的探讨，但远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插花地的存在是行政管理上的弊端，主张大刀阔斧予以消除；有人认为插花地的存在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博弈的产物，只要这样的博弈有其深层的社会基础，插花地就不可能消除；还有学者认为插花地的存在与历朝政府的管辖实力直接关联，政府难于管控则任其以插花地的方式存在。但到了当代，随着行政管理能力的加强和社会的发展，这种历史的残局完全可以做出一次性的清除。然而不管是上述哪一种观点，它们都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误读和误判。事实上，插花地的成因极其复杂。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插花地得以确立的社会原因本来就不相同，插花地得以延续的社会背景也互有区别。单从任何一项具体的社会原因入手得出的结论都很难普适于我国境内不同类型的插花地成因。

谢景连博士不落前人俗套，锐意进取，立创新说，以生态民族学所倡导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为依据，对贵州省天柱县地湖乡这片延续数百年的插花地做了深入的剖析。从中注意到该乡自然和生态背景与周边属于会同县的侗族村寨有所区别，同时还注意到地湖乡的居民不仅与贵州省天柱县的居民同属一个民族，而且还具有家谱上的血缘关系；并以这样的文化生态认识为基础，回顾了贵州省天柱县的行政建制历程，明代的卫所建制，撤所置县，清代将天柱县从湖南划分到贵州，等等。作者正是基于对这片插花地社会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最终用事实说明插花地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文化生态成因，还有非常直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以至于乡民、基层行政建制乃至国家都不得不承认或者默许插花地的长期存在。

这一研究结果能突破前人认识的窠臼，在西南各民族杂居的聚居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足以从新的立场和角度解读插花地的成因和延续机制，也足以为今后行政体制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又能推动生态民族学理论的实践与应用，实属难得的用心之作，可喜可贺。但愿该书的出版能够引起学界的兴趣和关注，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化。

谨此序之，并愿以此激励年轻的学人，敢于力排众议，多创新说，那么生态民族学的发扬光大也就可期可待了。

2018年4月28日于吉首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