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文化产业园区治理模式的研究背景
（一）文化产业内在特点使之成为我国区域转型的新驱动力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步入了区域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因为人口红利递减等多方面趋势的不可逆转，过去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中国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和创意驱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以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生态化为特征的新阶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然而回顾过去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工业化推进的历程，产业和城市协调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忽视产城融合，产业和城市相互脱节的“两层皮”现象比较普遍，致使园区与新城在空间上和功能上相分离，形成了所谓的“空城”“工业孤岛”“文化孤岛”等现象，严重制约了城市的提升发展。为了解决发展面临的新问题，适应时代提出的新要求，中国需要树立新型城市发展理念，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发展路径，提高城镇化质量，以造福群众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的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1]
因此，在区域发展的新时期，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改变单一生产型区域的封闭式发展问题，转向建设集生产、生活、居住于一体的多元化、多功能、多点支撑的创意城市，以便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好地为民众所共享。在这一背景下，文化产业以其低能耗、高价值、强融合性、利于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区域文化内涵等特点，以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满足了区域发展的新需求，有望最终实现区域核心功能提升、空间结构优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社会人文生态协调发展的目标。文化产业作为环保、生态型新兴产业成为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成为中国产城融合发展的一大重点。因此，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园区，在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基本生产和经营空间的同时，为城市景观增添新的内涵。
（二）文化产业园区在与区域互动发展中提升区域综合价值
区域协调发展视野下的文化产业园区是一个由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环境系统组成的复合系统，它同时担当了经济再生产、生态再生产、文化再生产和人口再教育的功能，对整个区域产生提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作用。
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城市的发展，历史文化街区逐步更新、旧工业区被改造利用；校园周边涌现出大量由大学扶持的与专业相关的文化创意园区；城市郊区出现了艺术家村落；自然环境良好的农村地区出现了文化旅游园区或影视旅游基地。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同时，文化产业园区响应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不但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进而影响城市形态的演变，推动城镇化进程。
首先，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城市产业结构逐步从以传统工业生产和服务为主转化成以创意产业生产和服务为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阿伦·斯科特指出，文化经济中的企业交往和地方劳动力市场鼓励了生产制度与地理环境的聚合，经常出现的高回报效应更大大抬高了这种势头。这种聚合倾向和相关的高回报效应，不仅提高了生产制度的效率，而且提高了其创造性。这种聚合最终也提升了城市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林拓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乃至产业园区的设立正在被广泛纳入产业发展的战略理念之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其独特的集聚形态引发了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流量和流向的一系列变化，从而改善了城市内部结构，提升了城市竞争力。[2]
其次，文化产业园区对城市的影响还突出地表现出其社会性的一面。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本身就起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以詹明信、贝尔、让·鲍德里亚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深入剖析了文化工业对于文化的异化、符号化、商品化，尤其是以电视、广告等为代表的消费文化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他们认为文化工业以超于价值判断的方式支配人的认识活动，这种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产品造成了文化和个性的毁灭。很多早期的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开始从这个角度思考文化产业的集聚和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尤其是以苏贾、翟尔为代表的后现代地理学家，其关注并研究的焦点在于文化消费和符号对城市空间的异化。
总之，文化产业园区有利于控制城市土地的非集约化利用，有利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衰败空间复兴，也有利于文化消费规模的扩大与文化消费空间的多样性生产。文化产业园区能从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四位一体的角度提升区域综合价值。因此，要从治理的角度去探讨文化产业园区的运营和管理。
（三）我国文化产业园区进入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一般而言，区域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自然增长阶段、快速集聚阶段、转型发展阶段、新型城市阶段。而与之对应的文化产业园区与区域耦合发展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区域发展从自然增长阶段过渡到快速集聚阶段，这一时期城市处于由低速发展往高速发展转型的时期，城市文化产业开始逐渐集聚，文化产业园区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文化产业园区与区域的耦合发展处于低级协调共生阶段。第二阶段：区域在高速集聚发展后，面临着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等问题，逐步进入转型发展时期，文化产业园区逐步成为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一条新兴路径，文化产业园区与区域的耦合发展进入协调发展阶段。第三阶段：随着区域的转型发展，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的水平逐渐相匹配，两者之间的矛盾逐步消减，文化产业园区会依据城市特有的文化底蕴和产业基础，找出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以此为突破口，推动文化产业园区与区域的耦合发展进入极限发展阶段。第四阶段：区域进入以新都市主义为代表的新型城市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园区和区域的发展进入良性的互动发展轨道，两者之间的耦合呈螺旋式上升态势。
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进入从起步期往发展期转型的阶段。起步阶段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大多为孤立式发展或单一的文化地产的内循环模式，与区域的关系大多维持在低级协调共生阶段。而随着文化产业园区和区域的发展加速，文化产业园区与区域发展将进一步结合，进入协调发展、极限发展阶段，最终进入螺旋式上升阶段，形成完整的文化生态或创意生态。而随着这一互动过程的深入，区域发展进入以创意城市、文化城市和田园城市为代表的新都市主义时期。
（四）单中心的文化产业园区治理模式影响产城融合发展
综观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园区的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三种：企业主导的科层式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准政府治理模式和政企合作型的科层式治理模式。其中政府主导的准政府治理模式占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园区治理模式的大多数。这三种单一主体的科层式治理模式导致文化产业园区不能很好地融入区域的经济、文化、社会协同发展进程，因而导致了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诸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目前文化产业园区治理模式多为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式治理模式，这使得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利益诉求点多为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求。加上目前地方政府实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又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园区建设约束制度，园区建设给地方政府和相关官员所带来的正收益远大于园区建设不成功所带来的负收益，助长了地方政府建设园区的冲动；文化产业集聚区层出不穷，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园区纷纷出现，一个地区园区重复布局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园区低水平发展和公共利益的流失。
第二，单中心的文化产业园区治理模式，使得政府或市场的作用往往超过边界，从而产生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的问题。例如，政府过度的主导行为导致产业园区的空壳化与候鸟化问题。各地方政府出台大量优惠政策等，抑制了市场和产业本身对园区发展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扭曲了产业的自然发展，干扰了正常的产业转移。在文化产业园区初期建立之时，各地政府都会提出很多优惠政策，一些企业享受完初期的优惠政策后就搬到其他的文化产业园区，导致很多文化产业园区在开园一两年后迅速冷清下来，空置率增加。
第三，文化产业园区治理模式中市民社会的缺位，使得文化产业园区与周边社区产生文化鸿沟（Culture Gap）。这种文化断裂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园区难以融入整个区域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往往成为文化孤岛。这一问题导致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商业模式仍以房地产模式为主。这个模式本身无可非议，因为文化产业发展有它自身的特殊规律，目前这个模式使得文化产业的商业模式在现阶段能够顺利运转下去，逐步完善其产业链，但这并不是最终模式。
第四，文化产业园区治理模式中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缺位，使得文化产业园区的创新力不足，难以协同整个区域形成良好的创意生态。中国文化产业园区目前存在严重的创意能力低、产品低端化的问题。有些文化产业园区处在模仿与仿制阶段，满足于提供低端产品。[3]如深圳大芬画家村园区，艺术品仿制业的利润很低，且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模仿与仿制是阶段性的策略，应提倡原创的发展方向。政府应当主动引导中国文化产业在全球文化产业分工的大格局中，实现由低端位置向高端位置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