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原则

一 独立自主是发展国与国关系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是独立自主。毛泽东曾经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5]，必须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了解中国的情况，才能制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16]。独立自主也是中国制定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领土主权受到侵犯，根本谈不上独立自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名义干涉中国内政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点，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7]。中国根据总体的对外战略，制定了“一边倒”的对外方针，“一边倒”绝不意味着完全失去自己的原则立场，无条件地听从苏联指挥，而是要坚持独立自主，既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搞好关系，也不完全听命于任何大国、大党。

中国的对外关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从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也不怕大国的威胁与讹诈。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向西方世界的挑战，直接出兵朝鲜，并干涉中国的主权。毛泽东立即回应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认为杜鲁门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中国表示，杜鲁门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18]，表明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决心。朝鲜战争爆发前后，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他国干涉。

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毛泽东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19]中国认为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有利于中国的国内建设，有利于阻止战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外国签订的唯一的军事同盟条约。然而，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一向注重自身利益，不是无条件地听命于苏联，而是客观分析形势，独立自主地制定对外方针和政策，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展示了独立自主处理国际关系的能力。

二 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是基本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形势，中国采取了“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对外方针，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国要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的总的对外战略目标。中国坚定地站在国际和平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阵营，认为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成员相互之间都是朋友。同时，中国政府要求外交工作人员，要尊重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等，不仅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很大差别，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要注意“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大家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20]，彼此尊重才能实现和平。为了加快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国需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建立和发展政府间的外交关系。在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关系中，始终以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为基本立脚点和出发点。

然而，在两极格局的形势下，中国也不是完全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而是努力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1950年代，针对国内普遍关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问题，毛泽东做了明确的阐述，“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21]，中国在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同时，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调整工商业，大量节减国家机构经费，加快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资本主义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对华政策上也并不完全与美国一致，日本就是一例。日本从其战后重建和国家未来的发展考虑，一直重视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希望与中国继续贸易往来。1951年9月4～8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召开；1951年9月8日，日本与美国等48个国家在旧金山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宣告日本与这些国家结束战争状态，日本获得了法律上的独立。美国通过《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的安全保障条约》（即《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取得在日本国内及附近的驻军权，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基地，实际处于美国的半占领状态。1952年4月，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与台湾当局签署“日华和平条约”（以下简称“日台和约”）。“日台和约”阻碍了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目标，采取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等对日方针，通过“民间外交”推动官方关系的建立。中国制定这样的对日方针，就是看到战后日本国内存在着要求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台湾方面官方关系的呼声。

中国利用一切机会与西方国家接触。1954年4～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22]，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中国认为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并不与美国完全相同，是处于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它们不满意美国的压迫政策，在反对美国、反对霸权主义方面，与中国存在着共同利益，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中国在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中，重视国家利益、发挥这些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

三 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发展广泛的外交关系，有利于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西方国家采取了“两分法”，强调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无论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日本、意大利，还是遭受战争破坏的英国、法国等国家，人民都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战后，这些国家的人民愿意与中国开展友好往来。1950年代，周恩来就指出，“中国人民是愿意与日本人民友好往来的，日本人民也是愿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这两者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条件”[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维护国家独立、医治战争创伤、扫清国民党在大陆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中国要恢复发展经济，不仅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同时也希望与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清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各种特权之后，再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24]。资本主义国家要成为新中国的“客人”，必须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断绝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往来，取消敌视中国的政策，支持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在基本恢复国民经济、实现财政经济的好转后，制定了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25]，中国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学习各国的先进技术，也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希望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1954年4月，中印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明确写上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据五项原则精神，中国先后与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邻国改善了关系。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正式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进一步扩展了与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