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遗址上的青春风暴

江流宛转绕芳甸，星月驰流无穷期。

自1986年在三星堆发掘出两个“祭祀坑”以来，四川考古人从未停止过探索的步伐。他们于1988年10月—1989年1月发掘三星堆小城城墙；1990年1—5月发掘三星堆东城墙；1991年12月—1992年5月发掘城墙北段；1994年11月—1995年1月发掘南城墙；1999年1月—2000年5月发掘月亮湾小城城墙；2013—2015年连续发掘仓包包城墙、真武宫城墙、青关山城墙（即北城墙）及西城墙南段。几十年的不断探索基本确认了三星堆城址一大三小（月亮湾小城、三星堆小城、仓包包小城）的建筑格局与城墙结构（前期为垒土夯筑，后期间有土坯砖垒砌），确认了它从夏商之际直至商代中期连绵五六百年的建城史，确认了三星堆的社会结构及国家权力中心的地位，还确认了三星堆遗址的总面积约为12平方千米，城市面积约为3.6平方千米。这是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南方的最大古城，与郑州商城（内城）规模相当。

1999年5月29日，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应邀为三星堆题词：“三星堆考古光辉璀璨，但更大的希望尚在明天，必将称闻于全世界。”他敏锐地察觉到三星堆考古还会有更大的发现。

2019年4月，在中共四川省委的主导下，“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正式启动。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大规模发掘工作也随之开展。

12月2日下午，刚进入仲冬时节的成都平原分外寒冷，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周边却是热气腾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数十名考古人员意气风发地汇集到这里，开始了对未知的认真勘探……突然，在二号坑旁一处探沟坑中，现出一块斑驳的青绿色；再一看，似是一件青铜器口沿，露出10厘米左右的宽度。大家心中一喜，不敢懈怠，便请来1986年领衔发掘三星堆两个坑的老人陈德安(1)前来看个究竟。陈德安徐徐扶梯下坑一摸，缓缓吐出六个字：“大口尊，没问题。”这意外又在预料之中的收获让考古队员们意识到这又是一座器物坑，因为比邻二号坑，就把它叫作三号坑。大家一鼓作气，又在二、三号坑四周连续发现五个坑。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在场的三星堆考古队领队雷雨说，21世纪前十年也曾在这里做过两次密集探测。只是在2004年以后，为了展示一、二号坑，便做了一个平台，这几座坑刚好被遮蔽住。还好三号坑的少部分遗漏在外面，这次找到了它，拔出萝卜带出泥，将五个坑一并发现。这正应了一个俗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2020年9月6日上午，成都平原的初秋时节，微风轻拂，芙蓉飘香。“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2020）启动仪式”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大棚内举行。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及本土的四十家学术研究机构的百余名考古工作者济济一堂，共同揭开了继1986年后的新一轮三星堆大发掘的序幕。他们中既有考古发掘的一线人员，又有文物修复、材料分析、历史研究、地理科学、公安技术方面的专家，包罗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文物保护技术、体质人类学、材料科学等多种学科。学界诸多大佬，如李伯谦、王巍、陈星灿、王仁湘、吴顺清、周旸等，则在后来的发掘、研究与文物修复工作中，或热情建言献策，提出真知灼见，或直接下场，躬亲躬为。34年前曾参加过第一轮（一、二号坑）大发掘的老一辈考古人，如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等亦不顾年迈力衰而积极投身其间，一丝不苟，严谨如当年。他们的参与既确保了新一轮大发掘的科技含量，更为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做出敬业爱岗、锲而不舍的鲜活榜样。

9月新一轮大发掘启动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大学等组建的考古工作队陆续进驻发掘现场。每个队员的防护服胸前背后都写有自己的名字，有的还俏皮地贴画上一些卡通图案（如路飞、美少女战士、犬夜叉等），一看就是“90后”甚或“00后”的手笔。

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就是这样一支生气勃勃的团队。36名成员中有15名教师，21名在读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整个团队35周岁以下青年占87.5%，大多数为“90后”，是一支踔厉奋发、青春飞扬的考古生力军。他们在三星堆五、六、七号三个坑埋头工作共计7 000多个小时，发掘出土数千件商代文物。其中轰动全国的半副黄金大面具，就是在五号坑发现的，而更为神秘的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则出土于七号坑。异彩纷呈的国宝经自己之手得以重见天日，令他们十分自豪。起初，他们的坑出土不多，而其他坑却频频传来珍贵文物现身的消息，使得这些年轻人难免心生“妒意”。这时，参与发掘的年轻教师马永超博士出来安慰并鼓励他们要“耐心挖泥巴”，说机会总会眷顾有准备的人。果然，自2021年1月起，黄金面具、斧形金器、龟背形网格状器、大大小小的玉器及250根几乎完好的象牙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现身，让他们目不暇接。

当“国宝”像井喷一样展露在这些年轻考古人面前时，几百上千个小时蹲坑作业的疲劳立刻烟消云散。在精细作业的要求下，巴掌大的一次填土往往就要花去好几个小时，每次一蹲、一低头就是几十分钟，说不苦不累，那是违心话。但考古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却让他们坚持了下来。本科生李梓嫣是名“00后”，拥有一颗少女心。她为激励自己，也鼓舞同伴，便在自己的防护服背上庄重写上“请叫我红领巾”六个大字。她说：“考古人用实物材料还原历史，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每一个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的考古工作者，都是红领巾。”

李梓嫣的同学——1999年出生的刘槃，是一位动漫迷，画得一手好画。出于与李梓嫣同样的目的，她将“坑里”的生活结合出土文物进行“二创”，在师生们的防护服上一口气绘制出十几副涂鸦作品和个性标语，如给老师王媛媛画了英气逼人的美少女战士，给同学杨海蓉写了“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歌词，对自己则更不吝笔墨，将防护服当作画布，让动画形象“罗小黑”钓起一个半张脸的黄金面具，令人忍俊不禁。

新一轮三星堆大发掘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2021年3月17—24日、9月9—11日，2022年6月14—16日，中央电视台连续三季直播三星堆发掘过程及发掘成果，也把镜头对准了年轻的考古人，将他们吃苦耐劳、献身考古的拼劲和韧劲及浪漫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传递给亿万受众。网友们纷纷感叹道，看见了中国当代考古充满朝气的新气象。中国考古从小众走向大众，青年考古人的现身说法起到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1988年出生的黎海超博士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的现场领队，被同学们戏称为五、六、七号坑的“坑长”。他在与这批年轻人（黎本人其实也是年轻人，只不过比同学们长几岁而已）相处的过程中，既看到他们的青春、活泼，更感受到他们的好学、认真与严谨。有一位同学在七号坑发掘时，第一眼发现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后，便立即停止工作，转而报告老师。

“一个专业的考古人，在清理出重要器物的时候，第一反应应该是停下来，而非挖下去。”黎海超对这位同学的表现很欣慰，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宝物，便与其他老师一齐制定出详细的发掘方案。2022年6月14日，这件在中国青铜器序列中从未出现过的器物，被精心地从填土中清理出来，郑重地送到文保中心进行养护。至今，这件轰动考古界的宝贝究竟是何物，还是一个谜。网友们称它为“月光宝盒”。为了揭开它的秘密，人们绞尽了脑汁。

在五、六、七号坑辛勤工作的两年多里，四川大学考古队也努力将考古成果转化成学术成果，连续在《考古》《文物》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上百篇；又将考古成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将考古知识大众化、普及化，向全国青少年群体开展三星堆科普讲座50多场，覆盖受众2万余人次。

2023年5月3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向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颁授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这是全国19个获奖集体中唯一的青年考古团队。

与四川大学考古队相比，2020年12月进入三星堆现场的上海大学考古队队员的平均年龄更为年轻——只有25岁，他们与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负责三号坑的发掘。2021年1月9日，15名队员全部重装入坑，开展有序的工作。因为文物的珍贵性、脆弱性，再加上举国关注，发掘工作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三号坑探得面积为14.1平方米，考古队按60×60厘米的规格布方，每次只往下掘10厘米，力求“所有挖出来的土，理论上都可以按原样拼回去”。他们挖出的填土都会被搜集入库，以便后续整理研究。

博士生法晓萌的工作是采样及记录每一袋土样的八位数位置坐标。她的日记本上记录着：“2022年2月2日，上午109袋，下午110袋……”

“一般考古发掘不会把填土层全部打包，最多过筛一遍，但是这里的考古意义太重要了，我们不想放过任何信息。”上海大学考古队领队、讲师徐斐宏博士说。他率队入坑这年，只有30岁。

先前在三号坑西北角1.2米的深处挖出过一件青铜大口尊，可是在上海大学考古队下坑后的18天里，却再无收获。与邻近坑的热闹（此时五号坑已陆续出土黄金面具、金箔、象牙）相比，三号坑自是有些落寞。但是，年轻的他们并不气馁，依旧信心满满地埋头发掘。2021年1月28日，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杨镇猛然发现填土里现出一缕金色，他心头一惊，仔细地掀开周围的泥土，拍了照后，喊来上海大学的硕士生朱星辰，继续小心剃土，终于提取出第一件器物——长4～5厘米的半闭合金带。3月16日，厚实的器物层被完全剥离出来，包括巨型青铜面具、顶尊跪坐人像、大神坛在内的大量青铜器、象牙和玉石器纷纷现出轮廓，形态各异、熠熠生辉，让年轻的考古人开心不已。

“震撼，太震撼了！眼前突然出现100多根象牙，在十几个平方的坑底，面对满坑的画面，现场十多个工作人员全部都沉默不语，眼睛盯着文物都看直了。”徐斐宏对《晨报》记者杨青讲述当时的场景，他脸上浓浓的倦色也掩盖不住丰收的喜悦。

在两个多月的紧张发掘中，徐斐宏和他的团队每半个月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进入3月份后更是每天工作接近10个小时。但是这支来自沪上的年轻考古队却自始至终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领队徐斐宏坦言，因为担心损伤文物，每天“都要在只有14平方米的坑里趴着工作8小时以上”。在他看来，这样的发掘姿势仿佛是对中华文明的顶礼膜拜。而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就是这样虔诚地贴近历史、还原历史。

为了激励自己，上海大学考古队的这拨年轻人在防护服背上用小篆、宋体等恭正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有的用古诗词点缀其间，如朱星辰背上写的是宋人朱敦儒《鹧鸪天·西都作》中的末两句：“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博士生张煦写的则是：“玉兰开处是春光，上大考古正启航。”这是她在3月16日三号坑器物层全貌现身后的抒情。此时广汉鸭子河畔，古遗址内，正是玉兰怒放，满目春光。

器物层（文化层）揭示出来后，便是更为精细的文物提取、清理与保护工作。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上海大学考古队把文物保护实验室设在三号坑侧。硕士生沈科妗平时的工作主要是样品的采集、微痕物检测分析和脆弱文物的提取及对青铜器进行清理、防护，其中对象牙和绿松石、骨头、部分石器等小件器物及铜渣等的提取尤费工夫，需要全神贯注，丝毫马虎不得。这位被称为“文物医生”的女孩说：“我们既然要做文物的医生，就要对文物负责。”

有人说，“文物医生”的工作就像啄木鸟一样的勤奋细心，而上海大学考古队的队员们则个个都是“啄木鸟”。硕士生张顺利清理三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器，足足用了20天时间才让它从满身浮土的遮蔽中脱颖而出，最终显露出顶尊跪坐青铜人的身段。

张顺利本科就读于淮北师范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后在一家半导体公司做材料工作，收入不算低，但在2019年毅然跨专业考取了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史专业考古学方向硕士生。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你想要的并不是工资多高，而是如何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020年12月，他跟随老师徐斐宏赴三星堆参加三号坑发掘，主要担任摄像师，挖掘工作是兼职。他在三星堆的两个多月里，大多数时间都肩扛七八斤重的机器奔走，拍了1 700多条工作录像。三星堆的这轮大发掘让他大开眼界，沐浴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灿烂阳光。他有一段心灵告白：“有些文化是同一时期群星璀璨，有的文化前后相继、继往开来，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主体。身临其境地参与其中，明白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伟大。”

领队徐斐宏对记者说，能参与像三星堆这样重大的考古工作，对每一位年轻考古人来说，都是幸运的。年轻人精力旺盛，学习快，应用新技术新方法的能力强，也扩大了中国考古的视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作为中国考古学重镇，与三星堆更有不解之缘。1987年5月，北大考古专业的创始人、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在成都举行的“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发掘座谈会”上指出，巴蜀文化自成体系，是中国古文化的中心之一。三星堆遗址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序列，代表四川地区进入古文化古城古国阶段。自苏秉琦发表讲话后，孙华等北大考古人就将西南考古的目光聚焦到三星堆，接连不断推出重磅文章或专著，密集研究三星堆。

2020年12月，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联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启动了八号坑的发掘工作。翌年2月，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85后”赵昊作为负责人进入八号坑现场。赵昊此前曾参加过甘肃礼县大堡子山考古发掘、四川甘孜州羌藏民族考古调查等七八个重大项目的工作。他在勤恳敬业以外，又不乏浪漫幽默，他的防护服背上写有八个字：“蜀王别急，我们来啦！”——既是回应在棚外作业的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乔钢的调侃（后者曾说：“我们这里说不定一铲子下去就是一个蜀王陵。”），亦是对八号坑充满期待。

这对好友的互掐，发生在2021年三四月，此时春光融融，大地回暖。可是考古队在3个来月的发掘中仍未见大的收获；从4月至8月初，还在清理灰烬层，虽有不少青铜碎片、小型玉器以及金箔片陆续出土，但与其他坑接连发掘出重大器物的热闹相比，成绩毕竟尴尬。同行们因此戏称八号坑为“文物垃圾坑”，推测为古蜀人倾倒各种焚烧物的灰烬坑。

不过，别急！赵昊和他的伙伴们相信科学，因为此前金属探测仪报告八号坑可能藏有大量金属器物。8月中旬，灰烬清理完毕，现出黄土层；黄土层下，是满当当的象牙堆砌。经过一二十天的耐心提取，三四百根象牙被小心地涂抹上薄荷醇后送到坑旁的文物保护中心予以保护。队员们在冲洗象牙泥土后，发现带有光泽的象牙上普遍印有青铜的绿色。果然，进入9月，青铜人头像、立人大神兽、大神坛、顶尊蛇身人像、权杖头、龙头、鸡、尊、罍、瓿等一件件青铜器相继跃入眼帘，比肩迭踵，争奇斗妍，直令队员们欣喜万端……

2022年6月14日，在央视新闻频道第三季《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的镜头下，12日出土的八号坑三层大神坛全景亮相，其繁复的架构、巧妙的构思、精湛的工艺和所表现的盛大的祭祀场面、古蜀人优雅的生活场景令亿万观众倾倒。

70天后的8月24日，央视再次直播八号坑大型立人青铜神兽的出土场景。当那重达150千克的庞大身躯（头负着冠小立人）笨拙而羞怯地被抬举出坑时，许多人都被它那独角巨嘴长耳大尾巴喇叭花蹄的怪模样震慑住了，惊呼为“四不像”。

…………

三星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由此进入尾声。

2022年11月9日，三星堆考古封坑仪式在鸭子河畔湛蓝的天空下悄然举行，喧腾了两年多的考古工地归于寂静。

回眸八号坑从“文物垃圾堆”一跃成为“明星坑”“聚宝盆”的过程，北大考古人充满了自豪感与幸福感。博士后蔡宁说，那将近10个月“颗粒无收”的日子，是最考验考古人的耐心的时候。“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清理和采样工作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当然，蔡宁也不否认，“这种慢工细活其实挺磨神经的”，但他转而又坚毅地说，越在这种时候，越要沉得住气，“必须要坐得住冷板凳”。

北大考古人就这样每天以几厘米厚度的进度一铲铲、一刷刷地清除填土，不喊累，不喊苦，每天一干就是八九个小时……直到猛然间峰回路转，满眼风光！截至2022年9月，三星堆六个坑共出土编号文物15 000余件，其中八号坑出土6 000余件，占总量的40%。

作为这批“90后”年轻学子的师哥，早年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的三星堆发掘现场总指挥冉宏林之前还担心他们禁不住这样的精细化作业，可是后来发现多虑了。他钦佩师弟师妹们的那股子韧劲和拼搏精神，夸他们“传承了北大田野考古一贯的优良传统”。

青山有俊鸟，幽谷见芳草。鸭子河与马牧河环抱下的古老的三星堆遗址，在2020年至2022年的两年多里，刮起了强劲的青春风暴。据统计，参与新一轮三星堆考古发掘以及文物保护两个环节的工作人员约200人，其中150多人都是“90后”。这些来自北京、上海和四川各地的年轻的多学科考古团队，以责任大于泰山的态度、热情如火的工作热情、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与精雕细作的工匠精神，将科学论文写在川西平原丰腴的大地上，用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再一次唤醒了沉睡三千年的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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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星堆遗址首任工作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