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神宗革新，安石献策

赵宋王朝，自乱世废墟上建立，经唐代安史之乱、黄巢之乱和后来的五代十国之乱，长达六十余年的战争与分裂，政权落到大宋皇朝手里时，已是民困国乏，积弱已深。

开国不到二十年，逐渐强大起来的异族，便开始对大宋虎视眈眈。北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数次南下入侵；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以强悍的游牧骑兵，频频对边境进行扫荡式的洗劫。朝廷不得不在边境设重兵把守，沉重的军费和岁帛又成负担。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发动陈桥兵变取得政权，曾目睹藩镇割据之乱的他，比任何一代帝王都更担心大权旁落，因此，大宋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尤其重视中央集权的朝代。

政权建立之初，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逐渐把军权、政权、财权都最大限度地集中在自己手中。作为宋太祖给子孙后代定下的“祖宗家法”，这种制度代代相传。

对于起自风雨飘摇之乱世的赵氏宋朝，这种制度在建立之初，对稳定政局、发展经济、抵御侵略都起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举措的弊端也渐渐显露出来，文臣治国，武备松弛，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臃肿，加之外患不绝，每年要给辽和西夏等大量岁贡，等到宋神宗赵顼继位时，大宋的国库已严重空虚。

苏轼在凤翔时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曾指出大宋眼下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财政不丰，二是兵力不足，三是吏治不择。为此，他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应该说，彼时的苏轼，为大宋号的脉是准的，开的药方也是有效的，可惜他的声音太弱，无人听得进。那些如沉疴痼疾一般的积弊，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推波助澜者才能消除。

历史没有把这样的重任交给具有诗人气质的苏轼，而是交给了更富政治智慧与铁血手腕的王安石。

治平四年（1067），在位仅仅四年的宋英宗因病驾崩。同年，赵顼即位，即为宋神宗。神宗为英宗长子，母亲是宣仁太后高氏。

这一年，神宗刚刚二十岁，正是奋力欲为的年纪。还是太子时，神宗就已留心国事，注意到民贫国穷、军政凋敝的现状。富国强兵，也为一报家仇，这样的念头日复一日地冲击着这位年轻帝王的心。

国恨家仇，却为表面的承平盛景所掩。文人治国，士大夫们十之八九皆为文章能手，他们长于纸上谈兵，缺少果断有为的气概，而国家给他们的优厚待遇，越发加重了他们的不思进取。神宗的父亲英宗属保守一派，他不愿意改革，也不愿意与异族发生战争。在他在位的短短四年里，国内国外也相对平静。但那只是表象，平静的水面下早已暗流潜涌。

面对这样的朝局，神宗决定进行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

一项伟大的改革，要有领袖与倡导者，也要有有力的支持者与执行者。就这样，王安石被适时地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在打算重用王安石之前，神宗先在朝廷重臣中做了一次民意调查，得到的答卷让他非常失望。

文彦博是当时为世人所景仰的名臣，神宗对他说：“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

文彦博对曰：“譬如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但他也仅是附和了一下，并无具体建议。

神宗又与富弼谈论治世之道。

富弼早已清楚神宗的心思，不等他多问，便回道：“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

神宗只得默然。

神宗又去向司马光请教，司马光言道：“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总而言之一句话，要先修身后治国。

神宗看得很清楚，国家眼下最大的困难，在于欲举兵而兵力不足，欲足兵而饷不济。养兵备边、充盈国库、节约财用，这些都是当务之急。但他与这些朝中老臣谈及此事时，他们不是稀里糊涂敷衍了事，就是明言反对。环顾朝堂，满目朝士，竟然找不出一个同声相应者。

这些朝廷重臣也看得很清楚，大宋的积贫积弱，非一场改革所能解决，要沉着冷静、循序渐进地改变此种局面。新皇帝毕竟还太年轻，锐意有余，而持重不足。

一方要求锐意革新，一方力求稳当持重，神宗与这些朝廷重臣难以达成一致。环顾朝廷上上下下，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与焦灼笼罩着年轻的神宗，他太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了。就在这个时候，王安石走进了他的视野。

王安石，字介甫，庆历二年（1042）进士。青年时代，王安石曾随父亲宦游天下，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民间疾苦深有了解，也早早立下经时济世之志。及至进士及第，他又屡辞馆阁之命，先后在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职。在轰轰烈烈的新法推行之前，王安石已经在他任职的地方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尝试，且收效显著，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变法理论与方案。

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那封谏书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任地方官多年的经验，指出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其根源在于不懂得法度，要求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这篇上疏可视为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序曲，只可惜他的改革主张终未被仁宗采纳。

此后，朝廷多次以馆阁之职召王安石入京，均被他拒绝。王安石深知，国家承平日久，朝廷上下都被一种因循守旧之习气所主导，要改革，非得等到时机成熟不可。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数次拒绝了朝廷召他进京的美意。有人说他这是沽名钓誉，亦有人说他在为自己积蓄力量——经验、资历、名望。

神宗即位后，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随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1068）四月，神宗越次召对，王安石欣然前往。同抱改革之志，君臣一见如故。就当前国事，神宗向王安石提出许多疑问，王安石侃侃而谈，神色自如。十年磨一剑，经仁宗之后近十年的磨砺，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已更趋完善与成熟。

“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蛰伏太久的王安石终于扬眉吐气。

而笼罩在神宗心头的愁云，也为王安石的那番豪情一挥而散，改革的决心与信心更加坚定了。一个力主改革的年轻君主，一位满腹变法主张又富有实践经验的臣子，一场影响后世的伟大变革，终于在此时奏响了号角。如同一股不可遏制的汹涌洪流，“熙宁变法”（也称“王安石变法”）冲上了历史的舞台。

这股洪流带给大宋人民的到底是福还是祸？它将把大宋王朝往哪个方向引领？这一切，神宗和王安石也无法预料。此时，他们拥有的是任谁也不能阻挡的热情与决心。

经过一年的酝酿和准备，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再次升迁，由翰林学士而为参知政事，这是仅次于宰相韩琦的副相之位。王安石受命执政，雷厉风行，欲变风俗、立法度。神宗则视他为志同道合的知己，对他有求必应。制置三司条例司随之设立，作为主持变法的新机构，由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旭共同掌管。

一场在大宋朝绵延了整整十六年的伟大改革，由此正式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