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类别与证据相冲突

就本书主旨而言，我们必须要明白，类别如果与证据相冲突会怎样。大多数情况下，类别都相当顽固，抗拒改变。这是让人意外的事实。毕竟，我们之所以会归类，就是因为这种机制颇有成效。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细微的新证据改变已有类别呢？既然我们已经习惯了下意识地归类模式，也对此满意，为什么又要想方设法寻找另一种模式的优点？这样只会打乱原本就已经令人满意的习惯。

如果新证据可以强化我们此前的信念，那我们就会有选择性地将其纳入既有分类。假使得知某个苏格兰人确实很小气，那我们就会暗暗得意，因为这验证了我们的预判。“我早就说过。”这句话说出来就让人高兴。然而，一旦发现证据与此前的想法不符，我们就很有可能心存抗拒。

面对相互矛盾的证据，我们通常会启动某种心理机制坚持此前的看法，即允许例外存在。“是有好的黑人，可是……”或者“我有几个好朋友就是犹太人，但是……”这是一种让人放下戒备的方法，排除了一些正面案例后，负面的评价就适用于所有其他案例。简而言之，人们很难接受反例，更懒于以此调整自己的分类，而是敷衍地承认它存在，继而予以排除。

我们就称这种心理机制为“二度藩篱”。若一个人心理上拒绝接受某一事实，就会将之当作例外，但心门会匆匆关上，不会冒险任由其敞开着。

人们只在两种情况下不会启动“二度藩篱”机制来捍卫既有分类。第一种情况比较少见，即习惯性的开放心态。有些人似乎终其一生都很少用既定的框架看待事物。他们质疑所有标签、类别和笼统的说法，习惯性地坚持去了解每个宽泛的分类背后是否有证据支撑。这些人深知人类本性的复杂多样，所以对种族分类非常谨慎。就算他们抱有某种看法，一般也相当不确定，一旦有反例出现，就会修订自己业已形成的种族概念。

第二种情况就是出于纯粹的自我利益而修正既有概念。人们或许从某种惨痛的经验中发现自己的既有分类是错误的，不得不予以纠正。举例来说，一个人可能不知道食用菇的正确类别，结果误食毒菇而中毒。此后，他就会修正自己的分类，避免重蹈覆辙。还有，另一个人或许认为意大利人都野蛮无知，喜欢大声喧哗，结果后来却意外爱上了一个意大利的大家闺秀。于是，他发现，为了自己未来的幸福着想，他最好先修正先前的分类，建立更正确的假设，即世界上的意大利人形形色色，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

然而，人通常总是有很多理由坚持自己的预设立场，毕竟这样毫不费力。更重要的是，亲朋或者同事往往会认同并支持我们的预判。若是发现自己的分类与邻居的相似，我们就会感到宽慰，毕竟我们的自我感觉也有赖于旁人的善意。只要自己所确信的已经能满足自己和周边人的需要，就没必要一直重新检视，构成生活之基础的信念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