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大学

19世纪维也纳大学正处在它的黄金时代，是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是著名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心，集聚了一大批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弗洛伊德在这里选修了大量课程，每周近30节，包括解剖学、植物学、化学、微生物学、矿物学，等等，还定期听著名动物学家克劳斯教授的“动物学与达尔文主义”系列讲座、布吕克教授的生理学演讲等。

三年级时，弗洛伊德选修的动物学课程的教授克劳斯邀请他作为助手参加在亚德里亚海滨的动物实验。在那里，弗洛伊德发现了雄性鳗鱼的睾丸。这虽然是一个小问题，却是一个千年以来都没有被解决的问题。鳗鱼在海洋中分布广泛，可是每到交配季节它们就无影无踪了，但到了这时它们的性器官才发育完全，在此之前它们雌雄同体。然而似乎从来没有人曾经捉到过一条性成熟的雄性鳗鱼并且加以解剖研究，所以只有从不成熟的鳗鱼身上确定它的性器位置了。通过无数次艰苦细致的解剖，终于有一天弗洛伊德在显微镜下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他为此写出的论文得以在奥地利科学院宣读。但由于他太年轻，不适合站上高贵的科学院讲坛，由克劳斯教授代读，论文还被发表在科学院的学报上。

维也纳大学广场

威尼斯画家贝尔纳多·贝洛托（1720~1780）绘，现藏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维也纳大学始建于1365年，被称为欧洲科学的“麦加”。众学院中声誉最隆的当属医学院，该院在20世纪初时是世界医学的中心。

除了克劳斯教授外，弗洛伊德还得到了布吕克教授的器重。布吕克教授是享誉世界的生理学家、现代科学生理学的创立者之一。弗洛伊德当上了教授没有报酬的研究助手。教授总是教诲他每项工作、每个细小的结论都必须是精密实验的结果，必须经得起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条件下的严格检验，这些教诲令弗洛伊德受用终身。

在布吕克教授的实验室，弗洛伊德选择了一项工作：在显微镜下观察神经细胞的组织结构。这个似乎平平无奇的课题却是牵动科学界的大问题。当时生物学界正进行一场大论战：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的神经系统之间有无根本区别？进而言之，人与动物的神经系统之间有无根本区别？传统哲学与宗教认为有，因为有实质区别，人才能称为万物之灵，现在弗洛伊德决心用科学来澄清这个问题。

他决定从观察七鳃鳗这种古老鱼类的脊椎神经节入手。不久前有个叫内塞尔的科学家在它的脊神经里发现了一个特殊种类的大细胞，为宣扬物种的神经结构之间存在根本区别提供了证据。弗洛伊德不相信他的这个“发现”，决心自己用实验找到答案。这是一项颇不简单的工作，有许多科学家已经做过类似的工作，都没有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主要原因在于神经细胞与普通细胞不同，观察难度很大。弗洛伊德吸取教训，没有一开始就直接观察，他先经过艰苦努力，研制成功了一种由氮化物与甘油混和而成的特殊液体，用它帮助在显微镜下观察神经细胞，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弗洛伊德的早年生活很少被人所知，因为他至少曾经两次销毁他的个人记录，分别在1885年和1907年。

他的研究变成了论文，文中表明所谓内塞尔的大细胞不过是未曾发育完全的神经细胞而已，它与普通的神经细胞并无质的区分，只是动物神经进化过程的一个普通阶段。他的这个实验结论指出了人与动物的神经组织之间只有进化程度的不同，并无质的差异。这是对西方传统哲学与宗教将人和动物截然区分的观念的一次有力打击，是对上帝造人思想的又一次科学否定。因为若作为人类最高贵象征的大脑神经也同动物神经没有根本区分，那么神学家称人是万物之灵就毫无说服力了。

中学时代的弗洛伊德最敬爱的英雄是迦太基著名军事家汉尼拔。迦太基人与犹太人同属闪族，弗洛伊德说：“在我年少的心目中，汉尼拔与古罗马各自代表犹太人的坚韧与天主教建制。”

后来弗洛伊德又有几项出色的发现，发表了几篇论文，他的这些成果本应使他享有作为现代神经生理学开创者之一的荣誉，但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仍只是维也纳大学的普通学生，因为运气好得到了布吕克教授的垂青，当了他实验室里最低等的助手。对于弗洛伊德，这样的情形远不是最后一次。不仅如此，几乎从第一次走进课堂起，弗洛伊德就从同学们的脸上读出他是个犹太人了。无论在图书馆、餐厅，甚至走在路上，只要碰上认识他的非犹太人同学，他都可以从他们斜视的目光中看出自己是犹太人。在他们眼里，凡不肯认为自己低人一等的犹太人就等于不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弗洛伊德当然不否认自己的犹太血统，他还引以为自豪。但他决不认为承认是犹太人就要同时承认低人一等。他与任何民族的人一样高贵。他在《自传研究》中写道：

“1873年，我刚进入维也纳大学，就感到了明显的失望。首先，我发现有人叫我自认低人一等，是外国人，因为我是犹太人。我断然拒绝那样，我从来没有明白为什么我应当因为我的血统，或因为人们议论的我的‘种族’而羞愧。我毫不遗憾地忍受着被公众孤立。我看到，不论怎样被排斥，一个活跃的追求者总可以在社会的结构中找到一些角落和缝隙。在大学得到的这个第一印象，不管怎样，对我的未来产生了后来证明极为重要的影响：从那时候起，我就熟悉了被‘紧密的主流’拒之门外的命运。这样，反而为我的判断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

1879年夏天，一纸征召令飞来，弗洛伊德被征服役，在维也纳附近的军营里当了一名医官。在军队里，弗洛伊德的日程是这样的：早上从家里赶到兵营，开病假条、看报纸，不过，一个月中看的病人加起来还没有一天开的病假条多。从军期间弗洛伊德还坐了一回牢。那是在他服役的第二年，有天他坐了半天后，已经开了30张病假条了，估计不会有人再来开了，便走了。恰好上边来了个大官视察工作，他给逮了个正着，立刻被送上军事法庭，在法庭上他丝毫没有替自己辩护，结果被判入狱，在狱中他度过了自己的24岁生日。铁窗生涯结束后，他为期一年的军旅生涯也结束了。他又回到了维也纳大学。

到1881年，他在维也纳大学已经待了将近8个春秋，比一般人从入校到获得博士学位所花的时间还要多3年！这主要是因为他不大想毕业，直到一天他发现父亲为了供他读书是多么艰难。于是决定在3个月之内毕业，也就是说，3个月之内他必须通过所有考试，写出论文来。他奋起了8年之前上中学时的神威，用最快的速度准备、完成了考试，后来他回忆道：“在最终考试的压力面前，我一定运用了这一能力的残余，那些课程的考试里，我给出的答案几乎是课本的原文，而我不过是在考试前用最快的速度浏览了一遍。”

1881年3月，25岁的弗洛伊德通过了最后的医学考试，获得了博士学位，成绩是“优秀”。

此碑立于弗洛伊德的出生地，碑上的文字指出弗洛伊德于1856年5月在这里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