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理论发展阶段——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随着中医各种流派的产生，各家纷起，学术争鸣，使得人们对肺病的认识又有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医家明确具体地阐述了肺脏病证的分型与方剂分类，为治疗肺脏疾病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法则，从而提高了肺脏病的临床防治效果。
宋代医家对肺脏理论的研究，尤贵在崇尚实践，除了脏腑生理解剖知识的不断积累及对脏腑的循名责实不断深化，主要表现在实践中所得的许多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无论在基础理论还是在论病施治中，均有所体现。哮病，《圣济总录》虽没有专门论及，但所论之“伤寒喘”“肺实”“肺气喘急”等证，无疑也包括哮病在内。在“伤寒喘”一证里，就指出“其证不一”，有邪气在表、邪实在里以及水气郁热之异；并强调治法虽多，但“各求其本”已经初具辨证论治的规模。该书单“肺气喘急”一门就有治疗哮病处方35方。再如《普济本事方》还载有治哮病专方“紫金丹”，以砒剂治哮，至今还为临床所用。严用和在《济生方》对喘证的论述比较全面：“诸气皆属于肺，喘者亦属于肺……将息失宜，六淫所伤，七情所感，或因坠堕惊恐，渡水跌仆，饱食过伤，动作用力，遂使脏气不和，营卫失其常度，不能随阴阳出入以成息，促迫于肺，不得宣通而为喘也……更有产后喘急，为病尤亟，因产所下过多，荣卫暴竭，卫气无所主，独聚于肺，故令喘急……治疗之法，当推其所感，详其虚实冷热而治之。”由此可见，宋代医家对于喘证的认识已日趋丰富与深刻。唯此期著作，差不多都把哮病与喘证混论，统称为喘。《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论述了“肺为四脏之上盖，通行诸脏之精气，气则为阳，流行脏腑，宣发腠理，而气者皆肺之所主”，“夫肺主于气，为四脏之上盖，其气通于皮毛，故令风邪易伤也，若人气血虚弱，动作劳伤，多吐利者”。在对肺胀的论述中，《圣济总录》曰：“肺胀者，手太阴经是动病也。邪客于肺，脉气先受之，其证气胀满，膨膨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则交两手而瞀，是为肺胀也。脉经谓肺胀者，虚而满，喘咳逆倚息，目如脱，其脉浮是也。”指出了肺胀的发病与临床表现。《圣济总录·肺胀》载肺胀证，治九方证中有五方证考虑到外感因素，药用麻黄或蝉蜕解表。肺痈在《太平圣惠方》中作为内痈之一，《太平圣惠方·卷六十一·辨痈疽证候好恶法》中具体指明痈疽“五善七恶”的各种症状，对深入观察病情、判断疾病预后很有参考价值。《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始以“痨瘵”定肺痨名，《济生方》亦用“痨瘵”之名以统诸称，并列“痨瘵”专篇，认识到肺痨有“传变不一，积年染疰，甚至灭门”的特殊性，并指出“五劳六极，非骨蒸、传尸之比，多由不能卫生，始于过用”所致，从发病学上把痨瘵与一般的虚劳病证划分了界限。宋代《孔氏谈苑》有一段比较符合矽肺的记载：“贾谷山采石人，末石伤肺，肺焦多死。”阐明了职业是“采石人”，病因是“末石伤肺”，病机和转归是“肺焦”，预后则是“多死”。
金代医家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依据《黄帝内经》理论，本着“医道法乎自然”的观点，借助五运六气学说取象比类地归纳五脏各自的功能属性。在正常情况下金主秋，在六气为燥（清），在人体为肺；如果发生了病变，则“肺本清，虚则温”。把五运六气与人体脏腑生理病理联系起来，并从温清寒热中观察每一脏的虚实。并在《河间六书》提出了肺消证的症状及方药：“心移寒于肺，肺消，饮少溲多，当补肺平心。死而可治，乃心肺为贼也。黄芪汤主之。”《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咳嗽论》记载：“咳谓无痰而有声，肺气伤而不清也；嗽谓无声而有痰，脾湿动而为痰也；咳嗽谓有痰而有声，盖因伤于肺气，动于脾湿，咳而为嗽也。”指出了咳嗽与肺气、脾湿的关系。
元代医家李杲在《黄帝内经》治则的指导下，提出了肺脏病具体的治法、方剂和药物。同时期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则对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咳嗽，分别制订了相应方剂，并提出“老幼强弱虚实肥瘦不同，临时审定权衡可也，病有变态，而吾之方亦与之俱变”的论点，示人治疗要因人而异，方随证转。王好古的《此事难知》则对《素问·咳论》的十一种咳证，分别提出了具体处方，多为后世医家引用，并在其《汤液本草》中记载：“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诃子皮；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药；以辛泻之，桑白皮；以酸补之，五味子。虚则五味子补之；如无他证，钱氏阿胶散补之。脾乃肺之母，以甘草补脾，实则桑白皮泻之；如无他证，以泻白散泻之。肾乃肺之子，以泽泻泻肾。”滑伯仁发展了《难经》“六叶两耳”的说法，提出“肺之为脏，六叶两耳，四垂如盖……中有二十四孔，行列分布”。葛可久《十药神书》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治疗肺痨的专书，其对肺痨病病机、治法的论述及其十首良方的创设，对后世肺痨治疗学和营养疗法的发展以及虚劳病治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影响。书中论述了肺痨的病机，即“虚火上炎，克伐肺金”“气血精津亏损”，并把“虚则补之”作为治疗肺痨的基本治则。葛可久开篇就明确提出用药次第的重要性：“余以用药次第，开列于后；用药之法，逐一条陈。”“如呕血咳嗽者，先服十灰散劫住；如不住者须以花蕊石散止之。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此定理也。止血之后，患人必疏解其体，用独参汤补之，令其熟睡一觉，不要惊动，醒则病去六七矣。次服保真汤止嗽宁肺，太平丸润肺扶痿，消化丸下痰疏气，保和汤分治血盛、痰盛、喘盛、热盛、风盛、寒盛六事，加味治之，余无加法。”又服药法曰：“三日前服保真汤，三日后服保和汤，二药相间服之为准。每日仍浓煎薄荷汤灌漱喉中，用太平丸徐徐咽下，次噙一丸缓缓化下，至上床时候。如此用之，夜则肺窍开，药必流入肺窍，此诀最为切要。如痰壅，却先用饧糖烊消化丸百丸吞下，又依前嚼太平丸，令其仰卧而睡，嗽必止矣。如有余嗽，可煮润肺膏服之，复其根本，完其真元，全愈之后，方合十珍丸服之，此谓收功起身药也。”其中出血之标急者，急以十灰散、花蕊石散止之；平素咳嗽、虚弱、骨蒸、本虚的调理则以保和汤、保真汤主之，并可根据兼证的不同有所增损；若遇咳嗽剧者又有太平丸、消化丸之截药以止之；病情稳定，即以润肺膏、白凤膏、补髓丹调补收功；将脏器疗法引入痨病的治疗中，并直接将羊肺与此二方化裁用以为君来治疗久嗽、肺燥、肺痿。总之，《十药神书》一书，小之则仅十方，大之则既可融汇诸家治血之要法，又可融汇金元诸家治疗虚劳的主张，还可窥见孙思邈治疗虚劳的思路以及食补、脏器疗法的特色。齐德之《外科精义·论诊候肺痈肺痿法》将肺痈称为肺疮：“其肺疮之候，口干喘满，咽燥而渴，甚则四肢微肿，咳唾脓血，或腥臭浊沫。”“大凡肺疮，当咳嗽短气，胸满时唾脓血，久久如粳米粥者难治；若呕脓而不止者，亦不可治也。其呕脓而自止者，将自愈，其脉短而涩可自痊，浮大者难治，其面色当白而反面赤者，此火之克金，皆不可治。”指出肺痈的预后，凡病进邪盛，如呕脓不止、面赤脉大者，预后不良；病退邪衰，如呕脓自止、脉短而涩者，预后较好，对临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朱丹溪集河间、东垣之学，善治杂病，创见颇多。在《丹溪心法》一书中始以“哮喘”作为独立的病名成篇，他认为“哮喘必用薄滋味，专主于痰”，并把哮喘的治法精辟地概括为“未发以扶正气为主，既发以攻邪气为急”的治疗原则。《丹溪心法·喘》记载：“六淫七情之所感伤，饱食动作，脏气不和，呼吸之息，不得宣畅而为喘急。亦有脾肾俱虚体弱之人，皆能发喘。”认识到六淫、七情、饮食所伤、体质虚弱皆为喘证的病因。《丹溪心法·咳嗽》则结合四时季节的变化及一日之中的咳嗽时间分析病机，进行论治。如“上半日多嗽者，此属胃中有火，用贝母、石膏降胃火；午后嗽者多属阴虚，必用四物汤加炒黄柏知母降火”等，为咳嗽辨证论治提供了新的内容。《丹溪手镜》中明言肺痿热在上焦，对病因方面认识与《金匮要略》一脉相承，见症则与《外台秘要》肺痿门之论述相似，治疗宗《金匮要略》甘草干姜汤方义偏于温中健脾，燥湿化痰。而在《丹溪心法》中治虚劳肺痿，咳中有血，咳嗽不止，往来寒热，自汗，用益气养阴、清热化痰之法。《丹溪心法·咳嗽》中最早提出肺胀痰夹瘀血证候，明言“肺胀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夹瘀血碍气而病”，强调痰瘀互结闭阻于肺，并提出了“宜养血以流动乎气，降火疏肝以清痰”的治则，方药用四物汤加桃仁、诃子、青皮、竹沥、姜汁之类治疗。还强调对于无外邪而内虚之肺胀，治法为敛肺化痰，方药用诃子、海浮石、香附、瓜蒌仁、青黛、半夏、杏仁、姜汁为末，蜜调噙化之。在此提出了用蜂蜜和药末含服的服药方法。朱丹溪在《十药神书》的基础上突出了肺痨的病机重点，在《丹溪心法·痨瘵》一书中倡“痨瘵主乎阴虚之说”，确立了滋阴降火的治疗大法。
宋金元时期是肺脏病的理论发展阶段，也是针灸防治肺脏病的理论发展阶段。宋代窦材在其著作《扁鹊心书》中记载：“一人病咳嗽、盗汗、发热、困倦、咸食，四肢逆冷，六脉弦紧，乃肾虚也，先灸关元五百壮……”又：“久咳而额上汗多，或四肢不时微冷间发热困倦者，乃劳咳也，急灸关元三百壮。”王执中则云：“久咳最宜灸膏肓穴，其次则灸肺俞等穴各随证治之。”并在其著作《针灸资生经》写到：“……凡胸满短气，不得汗，皆针补手太阴以出汗。涌泉，主短气。膻中、华盖，主短气不得息……大包，主大气不得息。廉泉，疗咳嗽少气……短气灸肓井二百壮。短气不得语，灸天井百壮，或大椎随年壮，或肺俞或肝俞或尺泽各百壮，或小指第四指间交脉上七壮，或手十指头合十壮。少年房多短气，灸鸠尾头五十壮，又盐灸脐孔中二七壮。乏气，灸第五椎下随年壮。短气，灸巨阙等。”同时还载有一则医案云：“施密监尊人患伤寒咳甚，医告技穷。施桥《灸经》于结喉下灸三壮即瘥，盖天突穴也。”说明当时采用灸治疗肺脏病疗效显著。同期《医说》则载“久病咳逆者，乳根灸之立愈”。元代医家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记载“咳嗽上气，多吐冷痰，灸肺俞五十壮，又灸两乳下黑白肉际各百壮”。又《卫生宝鉴》中的《通玄指要赋》有言“咳嗽寒痰，列缺堪治”。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有言“肺胀咳嗽不得卧，但可一边眠者，可左侧者灸右足三阴交，可右侧者灸左三阴交，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