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履医学思想对明清医学的影响

王履在他两万六千字的医学论文集中，对中医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朴素求实的作风、科学的怀疑态度、历史的批判方法，作为历史的主流为后世医家所继承。一是认真深入地研究前辈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对《伤寒论》的研究上，影响明清的“伤寒学”以很大的发展，历史的批判的科学精神得到发扬，因而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二是在继承历史成就基础上创新的风格，其主要影响，表现在对“温病学”之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以及它的丰富和提高；和关于真阴真阳学说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明清时代中医学在临床和理论上两大新的主要成就。

他对《伤寒论》的怀疑和批评，遭到一些尊经泥古的保守派的非难。日本医家望元英谓：“王履曾云，叔和编次，功过相半。又云更欲重修编次，有志未果。自此言一出，末学之徒，妄改编次，作注脚，动残害古经。乃若《尚论》《条辨》《后辨》《集注》《绪论》《缵论》《三注》等者，杜撰拙陋，皆入履之彀中。”（《医官玄稿》）

明代医家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是第一个实践王履重新编类意愿的。“《条辨》其版大约毁于明季兵燹，清初喻嘉言颇采掇其说，更下己意，作《伤寒尚论篇》，盛行于世，而方氏之书转微。”（严式诲重刻《伤寒论条辨》序）之后张石顽又有《伤害绪论》《伤寒缵论》之作，略谓：“昔王安道尝有志类编而未果，至今犹为惋惜，因是不揣固陋，勉图排缵，合为缵绪二论。缵者祖仲景之文，绪者理诸家之纷纭而清出之，以翼仲景之法。”至于像程应旄的《伤寒论后条辨》，周扬俊的《伤寒论三注》，以及张志聪的《伤寒论集注》等各都有发挥。钱潢有《伤寒溯源集》之作，对叔和、无己亦有批评，略谓：“坏病无从安置，疑为久远遗失；温病不知方法，谓非作者所长，致使后人不知随证之治，而坏病遂无治法；概以麻黄桂枝治温，而温病每致云亡；凡此皆叔和编次之失，无己注释之病也。”又柯琴作《伤寒来苏集》亦批评：“前此注疏诸家，但随文敷衍。如397法之言，既不见于仲景之序文，又不见于叔和之序例，林氏倡于前，成氏程氏和于后，其不足取信，王安道已辨之矣，而继起者，犹琐琐于数目，即丝毫不差，亦何补于古人，何功于后学哉。”

王履的关于“天地恶毒异气”之病因说，为明末医家吴又可著《温疫论》做进一步发挥和肯定，他明确提出：“夫温疫之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谓：“仲景虽有《伤寒论》，盖为外感风寒而设，故其传法与温疫自是迥别。嗣后论之者数十家，皆以伤寒为辞，其于温病证而甚略之。”从而明确地企图从病因角度，从根本上来区别伤寒与温病的差异。

若谓《褚氏遗书》引“伤寒篇”之“春温夏疫，内证先出”，是关于温病临床特征的早期记载，因而认为王履的“温病热病，里症为多”不是倡论。但王履却是更明确地提出它，并且相应地指明“法当治里热为主”。因系“怫热由内达外”，故应用“辛凉苦寒酸苦之剂”。比之《褚氏遗书》的词简意晦，当是对后世的影响更大。

接受这一点的最突出的代表，是余师愚的《疫疹一得》，他创制了著名的“清瘟败毒饮”，坚守“不论始终，以此为主”。可以说他具体实践和贯彻了王履所提出的温病特征性治疗的原则，因而获得了极高的疗效。

王履所提及的“伤寒与温病热病，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热，固不必求异，其发表之法，断不可不异也”，即是说如果温热病而“有恶风恶寒表证者，用辛凉解散，庶为得宜，勿泥于发表不远热之说”。虽然，王履所揭示出的主要是“温病热病，若无重感，表证虽间见，而里病为多”，并且特别提出“斯时也，法当治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更指明“亦有治里，而表自解者”。但是由于对传统的“由表入里”的疾病发生发展观的根深蒂固，因此在温病治疗学方面，只有少数像余师愚辈能明确地继承“清里热为主”的特征性治疗原则。而一般的温热家，仍未能摆脱“由表入里”的疾病传变观，只是在解表方面，继承了辛凉解散以别于伤寒的辛温解表，叶天士的卫气营血学说和吴鞠通的三焦学说就是主要的代表，并且因此加重了“由表入里”的疾病传变观的巩固地位。而以后的王孟英和雷少逸等提出的伏气温病说，虽承袭“怫热自内达外”的观点，但也仅是与外感温病相并列，而并不能如王履尖锐深刻地揭示出温病发生发展及治疗的特征性规律，彻底摆脱陈旧的机械的“由表入里”的传变观点。

为王履所表彰的“泻南补北”说，可能在根本意义上构成了温病治疗的两大基本原则（清热和养阴）。温病养阴之所以联系到“真阴”，其原为《内经》“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的论述。为王履所表彰的“真阴真阳”说，在明代发展和改造成为“命门学说”，不仅对于内伤虚劳疾患的理论和临床具有重大意义，对温病的滋阴疗法的应用，至少是在理论上起到了提示的作用；除了“恶毒异气”说影响于温病解毒学说，这些都是比较间接的，以及有多方面的因素，亦不都主要由于王履医学思想的单独的影响，但也应恰当地指出这些认识，在中医学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点滴的部分作用。

最后，关于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日本医家望元英的尊经保守已如上述。而喻嘉言谓其“并397法，113方，亦窃疑之，虽有深心，漫无卓识，亦何足取。”（《尚论篇》）以及陆九芝谓其“治寒用辛甘温，治温用辛凉苦寒酸苦者，其说自可为经。然但见论中有桂麻姜附，不见论中有芩连膏黄者，不意即始于安道也。”（《世补斋医书》）

一般地说来，都是由于过分地尊崇张仲景，故异其趣，至于“汪必易作伤寒三说解，攻击其非，多自以为是，殊失其当，更无足取也”（《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望元英又谓：“履云：运气七篇者，自是出于二人之手；卓识哉。”（《医官玄稿》）王履对于运气学说虽未做专题正面的批判，但他在讨论医学理论时，都表现了已是从实际否定岁运，重视临床，至后，万密斋、缪希雍等都比较系统地论辩运气学说之非，明代的医家比之金元，更加摆脱了运气学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