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一）转型时期的利益多元化是公共表达需求强烈的社会基础

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是分析社会现象和讨论社会问题的基本前提。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存在形态向另一种存在形态转变的过程，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的变迁。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同一性社会向多元性社会转变”，其具体表现是社会阶层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化。这一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愈发鲜明，正是我国社会加速转型的结果。

多元利益表达常常以社会公共事件（或公共议题）为契机，其形式及过程就是公共表达。但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公共表达一直面临渠道及方式不足等问题。进言之，公共表达受到三个方面的限制：(1)传统媒介利益表达资源有限；(2)既有制度中利益表达机制欠缺；(3)个别社会强势阶层对表达资源的垄断。

互联网兴起后，凭借其传播方式便捷、即时、开放、多样等特点，为公共表达资源的均衡占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10余年来，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第二代互联网的应用普及，更是将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社会化媒体强大的“赋权”功能催生了“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信息传播局面，人们不再寄希望于通过传统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利益诉求多元化便在论坛、博客、微博和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得以呈现。与诸多社会热点事件相联系的各种公共议题通过公共表达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潮流，对原有的信息传播格局、舆论生态形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在此环境下，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参与公共表达，尤其是在各自不同领域学有专长的体制内及民间知识分子的参与，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意见领袖群体。意见领袖与普通网民形成公共表达合力，使得社会化媒体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发动机，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共表达需求与表达渠道不足的固有矛盾。

（二）社会化媒体普及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不同影响

社会化媒体成为民众参与公共表达的平台，既是一种传播现象，也是重要的政治现象（公共表达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受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影响，传播和政治都必然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征。因此，只有把特定媒体中的传播现象放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进行分析和解释，才能获得准确的把握，也才有更为确切的意义。

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与应用普及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的社会影响大相径庭。具有跨文化生活经验的社会学家赵鼎新在其研究中做过两轮对比，一是对比美国与中国的网络论坛，二是对比中东的主流社会化媒体和中国的微博，两轮对比大体可以说明，地域特点及社会状况等结构性因素对媒介发展及其功能发挥有重要影响。

社会转型既是媒介发展变迁的宏观背景，同时两者之间也形成复杂的互动。互动的结果也必然是双向的：既使得我国的社会化媒体发展呈现出与别国不一样的进程与特点，也给我国的社会转型带来更为复杂的影响。

（三）我国的传媒管理体制加剧了新旧媒体格局失衡

我国的传媒管理体制脱胎于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占领区战时状态的党报体制，1949年后又因模仿苏联而形成计划特征鲜明的传媒领导和管理模式，即强调传媒的政治功能，对传媒的领导和管理主要依靠党的工作手段，如思想政治、组织人事和纪律约束，并具有媒体机构行政化、实行事业管理等特点。1978年后，我国开始进行传媒体制改革（有时也称新闻改革）。改革是在坚持“党管媒体”这一制度性前提不动摇的基础上，采取“由边缘向中心突破，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盘活”的渐进式路径，并逐渐形成了“条块分割，以块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和“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运行机制。

客观地讲，传媒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释放了巨大的发展能量，建设了规模庞大的传媒产业，并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中社会这一极的成长，推动了对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期待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部分话语实践。不过，这一描述和认知主要是立足于经济指标的衡量，这里“预设了源自西方的全球经济的‘统一’或‘规范’指标之合理性，并将衡量传媒发展的政策和既定目标锁定在是否快速和有效地发展产业规模这个基点上”。因此，改革的展开显示出体制变迁中高度政治化的、临场发挥式的“路径依赖”和“有限创新”特征，呈现出气候多变、步履蹒跚的表象。

但总体而言，现行传媒管理体制的重点针对的是传统媒体，因为这套管理体制在网络媒体出现之前已经确立并逐渐走向成熟。针对传统媒体的管理行为行政化色彩较浓。在日常管理中，往往是社会效益中的政治考量标准相对较高，超越经济效益和其他社会效益标准，其核心是意识形态导向。在日常的传媒管理工作中，由于承受的意识形态压力较大，管理层对于媒体报道的负面新闻及呈现的负面舆论较为敏感，容忍度也相对较低，就会人为加大管理力度。这种管理方式长期运用的结果是，传统媒体对于社会生活多层次、多面相的复杂情况报道不全面，对于社会舆论的多元化和即时性呈现也不够，最终导致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下降。

对于在国内兴起才20余年的互联网及各种形态的新媒体，政府也一直努力将其纳入管制范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针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及新媒体运营的规章制度。但毕竟网络媒体在资本结构、技术逻辑、表现形式等方面与传统媒体差异明显，所以对于如何管理和规范网络媒体，管理体制及其具体操作者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都显得不适应。世纪之交的10余年，管理层在“网络强国”战略的鼓舞与推动下（同时也受制于管理经验和管理成本），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互联网事业发展迅猛，网络媒体新旧更替此起彼伏，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民数量、网络站点数量、网络普及率都得到飞速发展。网络媒体产业的广告额、产值、社会影响力已开始全面超越传统媒体产业。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应用普及后带来的网络舆论强势崛起，导致社会舆论场迅速分化：形成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和以网络媒体（主要是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两大舆论场在诸多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中往往呈现迥异的立场和观点，这种分裂成为社会转型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不论出于何种动机和目标设定，近些年来，我国的传媒管理体制对于传统媒体施加的管制明显强于网络媒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失衡的局面。有研究者将这种失衡称为“媒介鸿沟”，并将原因归结为“现有政策对新媒体的信息传播缺乏有效管理”。当然，管理力度及有效性不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媒体技术和形态的新旧更替，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契合度不同，也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在新传播格局中力量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欧美发达国家新旧媒体力量此消彼长的变化也可作为旁证。而且，近些年管理层已逐步熟悉并适应网络媒体运作的规律与逻辑，并通过制度建设和行政手段推行力度更大的网络治理手段。

（四）社会化媒体作为公共表达平台同样存在诸多不足

社会转型拦腰撞上新媒体大发展，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尤其是近些年来，以“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和“互动交流”为重要特征的社会化媒体快速发展，以及其频繁迭代带来的操作人性化和功能强化，加上与智能移动终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结合带来的高普及率，使其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和人文因素，也给方兴未艾的社会转型带来一些变数。

CNNIC 2017年1月公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即时通信（含QQ和微信）、微博、论坛三大具备公共表达功能的社会化媒体应用仍是使用率较高的互联网应用形态，使用率分别为91.1%、37.1%和16.5%，而且，较之2015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增幅分别为6.8%、17.8%和1.5%）。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6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表明，从主导互联网舆论生成的角度看，微博和微信已经超出单一社交应用范畴，成为平台级入口，即成为信息分发的主渠道，任何一家传统媒体和其他自媒体均无法企及。鉴于微信和微博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国家管理层从政务公开及舆情应对的角度也及时做出反应：2016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明确提出把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和政务客户端作为政务公开的标配。这一系列信息说明，社会化媒体基于人际网络所进行的信息传播和互动交流在网络舆情的生成和演化中作用非同一般。

当然，事物的另一面也值得关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公共表达在作为网络舆情演化过程得以呈现的同时，也表现出许多固有问题和新变化。所谓固有问题，诸多研究成果已有讨论，如社会化媒体中的公共表达对主流文化及价值观的消解、语言暴力问题、网络讨论中观点偏激与非理性倾向、价值观上的泛道德主义和民粹主义、崇尚泛民主和非程序的实质民主倾向、在讨论有争议话题时热衷于划线站队等。而新变化也值得关注。一是社会化媒体用户（网民）的代际更替及其对于公共表达及网络舆论的影响。研究显示，95后、00后人群作为新生代网民，正在逐步重塑网络舆论的基本形态；以70后、80后人群为主体的论坛时代宣告结束。二是新一代微博用户中，对时政类话题的关注度明显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演艺界话题走俏，娱乐心态凸显。三是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网络舆论从精英阶层设置议程引导大众，发展到大众话语权和平民话语权日渐强大，并出现了贬斥精英的反智倾向。这些新变化未必会成为长期趋势，但其对社会化媒体的公共性以及公共表达的影响仍不可低估，需要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社会化媒体的应用普及不仅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产与生活状态，也为人文及社会科学诸多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紧迫的研究命题。比如：(1)在网络媒介不断发展、推陈出新的过程中，传媒公共性的内涵及呈现水平正在（或将会）出现何种变化？(2)在社会化媒体已然成为网络舆情主要载体的情况下，用户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表达的行为呈现出哪些特点？影响何在？(3)在当前的媒介格局和社会环境中，推动社会化媒体承担公共表达平台功能的力量是什么？影响因素有哪些？(4)目前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公共表达存在哪些不足与问题？原因何在？当前环境中完善的路径何在？这些问题既彼此相关，又各自独立。其中部分具有理论色彩，另一些则有实践价值，它们共同构成本书核心论题所应涵盖的要点。逐一给出答案，正是本书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