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农民工的就业身份状况分析

在分析数据的调查分类当中，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被分为“雇主”“自营劳动者”“雇员”及“家庭帮工”四个类别。根据就业身份在雇用关系中的地位，“雇主”和“自营劳动者”表示了“自雇”地位，而“雇员”和“家庭帮工”主要表示了“被雇”地位，由此可划分为“自雇-被雇”两个大类。由表1-1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的被调查农民工中，就业身份为“雇员”和“自营劳动者”的比例较高，分别是56.3%和32.0%，“雇主”和“家庭帮工”的比例则很低，分别是8.6%和3.1%，整体上处于“自雇”地位的比例（40.6%）要低于“被雇”地位的比例（59.4%）。如果将北上广深超大城市区分来看，则可以看出，与非北上广深城市类别相比，“雇主”和“家庭帮工”的比例方面并没有太大差别，而在“雇员”身份上，北上广深要高出近10个百分点，“自营劳动者”的比例要低近10个百分点。这样形成的结果就是，北上广深的“自雇”农民工比例（31.5%）与“被雇”农民工比例（68.5%）之间的差距（37个百分点）要高于非北上广深地区的差距（17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农民工流入超大城市，更多的是获得“被雇”的就业身份。

表1-1 农民工的就业身份构成

（一）个体因素与就业身份的关联

1.性别因素

从表1-2可以看出，无论是超大城市，还是其他城市，男性农民工的数量都要多于女性，而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存在差异。整体而言，男性农民工的“雇主”和“自营劳动者”比例要高于女性农民工，而“雇员”和“家庭帮工”的比例要低于女性农民工，即男性农民工更多是“自雇”身份，而女性农民工更多是“被雇”身份。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农业人口家庭中男性的主导性地位，也表明了在城市就业中，女性更容易从事被雇用的商业服务业工作，例如“家庭帮工”方面，女性的比例要高于男性很多。此外，非北上广深的“自雇”地位的女性农民工比例高出北上广深女性农民工10个百分点之多，而在“被雇”地位方面则呈现相反表现。如果结合前面的分析，农民工流入超大城市，更容易获得“被雇”身份，则在性别方面的表现就是，女性比男性在超大城市更容易获得“被雇”身份，而在非超大城市更容易获得“自雇”身份。

表1-2 不同性别的农民工就业身份构成

2.年龄因素

从表1-3可以看出，此次调查的被访农民工群体中，“80后”和“70后”的比例最大。在不同年龄群体的就业身份分布方面，各个年龄组都是“雇员”身份的比例最高。整体上看，无论是超大城市，还是非超大城市，年长的农民工更多是“自雇”地位，而年轻的农民工处于“被雇”地位，这与人们社会流动受到年龄影响相一致。不过具体来看，北上广深的“70后”和“60后及以上”农民工群体中，“自雇”身份比例超过了40%，而非北上广深的这一比例则超过了50%，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在非超大城市中，年长的农民工更容易形成“自雇”地位。

表1-3 不同年龄组的农民工就业身份构成

3.教育因素

从表1-4可以看出，此次调查的被访农民工群体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农民工比例最大，“大专及以上”的比例最小，而北上广深的“大专及以上”农民工比例高于非北上广深。整体上看，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都是“被雇”身份的比例较高。但具体来看，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非北上广深，在学历较高的农民工群体中，处于“自雇”地位的比例反而更少，这在超大城市中更为明显。结合超大城市高学历的农民工流入比例较高，可以推测，这些人更多的是形成“被雇”的身份地位。

表1-4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就业身份构成

4.家庭人口因素

图1-1和图1-2显示了不同城市类别、不同家庭人口的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分布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超大城市，还是非超大城市，家庭人口数与农民工的就业身份之间的关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家庭人口少，不同就业身份群体间的数量差距大，家庭人口多，则数量差距小，且家庭人口为一人的农民工更主要是“雇员”身份。不过，在“自营劳动者”方面，北上广深的两口、三口及四口之家的农民工间的数量差距不大，而在非北上广深则差距较大，尤其是三口之家的“自营劳动者”规模较大，且在四口之家的农民工群体中占据主要位置。这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非超大城市，一定的家庭人口数更容易保证其成为“自雇者”。

图1-1 北上广深不同家庭人口的农民工就业身份分布

图1-2 非北上广深不同家庭人口的农民工就业身份分布

（二）制度因素与就业身份的关联

表1-5[14]和表1-6表示了制度因素（户籍、居住证等）与农民工就业身份之间的关联状况。整体上看，无论是农业户籍的农民工，还是非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都主要是“雇员”这样的“被雇”身份。不过，分城市类别来看的话，可以发现，在北上广深中的“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更多地处于“被雇”地位（接近80%），而在非北上广深中“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有约1/3的比例处于“自雇”地位。

表1-5 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就业身份构成

表1-6 有无居住证（或暂住证）的农民工就业身份构成

表1-6表示了有无居住证（或暂住证）与农民工就业身份之间的关联情况。从表1-6中数据可以看出，与非北上广深相比，北上广深农民工居住证和暂住证两证都没有的比例较低，这与超大城市对人口严格管理的措施不无关系。整体上看，在超大城市，有证农民工中“自雇”者比例（32.0%）要高于无证农民工（27.3%）；而在非超大城市，有证农民工中的“被雇”者比例（59.0%）要略高于无证农民工（57.6%）。

（三）时空因素与就业身份的关联

表1-7列出了不同地域流动范围与农民工就业身份之间的关联情况，从表1-7中数据可以看出，北上广深的农民工主要是跨省流入这些超大城市，而本省内的流动人数很少，在非北上广深的农民工不同流动范围的规模大致相当。不过，尽管北上广深省内流动的人数较少，却比“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成为“自雇者”的比例要大，通过“跨省流动”流入超大城市的农民工更多的还是处于“被雇”地位。

表1-7 不同地域流动范围的农民工就业身份构成

图1-3和图1-4显示了不同城市类别的农民工在流入地工作时间就业身份分布。可以看出，不同城市类别的农民工就业身份分布具有相似特征，即工作年限短的农民工群体占多数，且主要是“被雇”身份。而随着在本地工作时间的增加，不同就业身份间的数量差距在缩小。

图1-3 北上广深不同工作时间的农民工就业身份分布

图1-4 非北上广深不同工作时间的农民工就业身份分布

（四）农民工就业身份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农民工就业身份的影响程度，下面将不同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进行分析[15]。从回归方程的分析结果不难看出，前文所述的影响因素对流动人口（包括农民工）就业身份的形成均具有显著作用。

在个体因素方面，男性流动人口更容易形成“自雇”身份，相对于“60后及以上”年龄的农民工，年轻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形成“被雇”身份，也就是更多为他人打工。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相对于“大专及以上”的高学历流动人口，低学历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形成“自雇”身份，而家庭人口数较多的流动人口，也更容易成为一个“自雇者”。

在制度因素方面，“非农业户口”的流动者，其中的农民工更容易形成“自雇”身份，这与他们能够从事的职业有很大的关系。而持有“居住证（或暂住证）”的流动人口，则更容易成为一个“被雇者”，或者说，城市中很多职业的获得，需要某些证件，也更容易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相反，很多没有证件的农民工，则需要自身的努力去维持生活，在难以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后，“自雇”这样的方式便成为他们的选择。

在时空因素方面，相比非北上广深城市地区，北上广深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形成“被雇”身份，而“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也比“省内流动”者更容易形成“被雇”身份。换而言之，流动的较远或流入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更多的是为他人打工，这或许与他们的自身条件与社会网络等有紧密联系。而随着在流入地的工作年限增加，流动人口会积累较多的生活工作经验以及社会资本等，也更容易成为一个“自雇者”。

表1-8 流动人口就业身份的影响因素分析（二元logistic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