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的使命
1941年1月5日，星期五，午夜时分，新任美国驻法大使抵达法国的临时首府维希。彼时正值法国的隆冬季节，而这一年的冬天据说是法国九十年来最为寒冷的冬季。
这位新任大使不是别人，正是我。当时的我从西班牙马德里乘火车向北出发，这是一段沉闷乏味、令人疲惫不堪的旅程，一路上车厢里拥挤不堪、混乱肮脏，连取暖设施都没有，除了自己的体温。这次新的职务任命，恐怕是我四十四年的戎马生涯当中，最让人提不起劲儿来的一次。
就在六个星期前，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位于波多黎各岛首府圣胡安市拉福塔雷萨的总督官邸里，我和夫人正在悠闲自在地享用着早餐，突然一名副官走了进来，交给我一封来自罗斯福总统的密电。上面写着：
当前我们在法国所面临的局势正日趋严峻，法国政府中的部分人可能会说服贝当元帅与德国缔结协约，如此一来反对英国的轴心国势力将会增强。
法国甚至可能会参加攻打英国的战争，尤其危险的是法国舰队将会在德国的控制之下为其所用。
这种形势下，我们需要一位驻法大使，此人要能够博取贝当元帅的信任，因为贝当是目前法国政府中坚决反对向德国人妥协的一派。
我认为你是这项使命的最佳人选。你会讲法语，能够与贝当元帅直接交流，而你在我们海军的地位，也无疑能使你在法国海军那些公开敌视英国的高层军官中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因此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这项任命并尽快安排行程。
罗斯福的这封信来得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1939年，我已经六十四岁，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几个月之后，我从海军作战部长的职务上离任，接受了总统给我的新任命——波多黎各总督。
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参战，但是罗斯福非常担心我们会被卷入战争，尽管他已经倾尽全力地阻止这件事发生。事实上，在1939年9月我离开华盛顿之前，他就曾对我说，他担心日本可能会在1940年采取行动，多半会以“误会”的名义，而这样一来美国就不可能再维持这种置身事外的状态了。
1940年春天法国惨败，英国虽孤立无援但仍英勇抵抗，终于使反应迟钝的美国人意识到，这场斗争的结果终将影响我们自己国家的未来。1940年9月美国宣布，赠送给英国50艘超龄服役的驱逐舰，换取在纽芬兰岛和西印度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我认为，这是自美国海军力量向海外扩展以来取得的最有价值的成果，使得美国在抵御侵略、保卫国家安全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1940年7月初，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英国人击沉了法国战列舰“布列塔尼号”，新建的“敦刻尔克号”也受伤搁浅，虽然这起事件后来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但是在那时，如果换作我是英国的海军司令，也会下令击沉法国的军舰。不过在波多黎各，我们自然还是要尽力维护法属西印度群岛的现状，特别是附近的战略要塞马提尼克岛(1)。不管怎样，在1940年11月17日接到罗斯福的电报之前，我没有收到过一丁点儿的暗示，维希这块烫手山芋就这样落在我的手上了。
当时波多黎各的情况正在改善，不过即便不是如此，总统的命令也是必须放在第一位的。在他的电报背后，我草草写下——我将接受这项任务，并在一周内动身。我的回复立即通过海军的无线电发送给总统，他当时正在“波托马克号”战舰上度周末。
11月28日，我和夫人离开了波多黎各。在我们驱车前往码头的时候，圣胡安街道两旁，成千上万的波多黎各民众自发地前来为我们送行，依依惜别之情令我们深受感动。在途中我接到指令，要求我于12月2日凌晨在纽约港上岸，然后乘飞机前往华盛顿。总统希望在中午之前见到我，因为他随后要开始一趟海上长途旅行，前往马提尼克岛参观停泊在法兰西堡港口的法国“贝恩号”航空母舰。总统乘坐的是“塔斯卡卢萨号”巡洋舰，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我也将乘坐这艘巡洋舰前往里斯本。
在总统的书房里，我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就我的新任务进行了讨论，总统向我概述了美国的基本政策。像往常一样，罗斯福对他的议题早已成竹在胸。对于这一点，我早有领教，特别是在担任海军作战部长期间。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既能统揽全局，又能明察秋毫。那天早晨，我相信如果需要的话，有关1940年6月21日法国与轴心国签订的苛刻的停战协议条款，他能够逐字逐句地背出来。
他特别强调，我必须首先得到亨利·贝当元帅的信任，其次是海军上将达尔朗(2)，因为他掌握着法国舰队的控制权。不过关于皮埃尔·赖伐尔总理，我们并没有谈论太多，因为在12月2日那天，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迹象，“黑彼得”（赖伐尔的密码电报代号）会在两周之内突然被贝当踢出局，让达尔朗上位。
我的首要任务是尽一切可能让法国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意味着我需要说服贝当，让他相信只有奋起抗击、最终击败轴心国，才是法国最好的选择，然而在1940年底那样的战争形势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罗斯福已经洞见到贝当元帅不可能信任他的那些部长们，而且他一直也不清楚他们在做些什么。对赖伐尔是如此，对达尔朗也差不多。因此，我要做的就是，把我所知道的那些部长们瞒着他的所作所为，统统告诉贝当。罗斯福指出，法兰西人民依然深深爱戴着八十四岁的老元帅，并且根据现行的法国宪法，他的话就是法律。在颁布法令时，贝当甚至使用了只有皇室才用的字眼“WE”。
还有一个难题是如何向贝当元帅解释，美国将会继续向英国提供全方位的援助。罗斯福知道在法国普遍存在着反英情绪，但是我需要使他们明白，美国将会向一切抵抗侵略的国家提供帮助。
总统希望我发挥“看门狗”的作用，尽量防止法国向德国提供停战协定之外的任何帮助。他知道，在维希政府中有些高层官员认定轴心国取得胜利是必然的，为了一己之私他们希望能站在获胜的一方。因此，我需要不断地告诫所有人，轴心国的胜利将意味着法兰西帝国被分割肢解，法国将沦为德国的附庸国（后来我发现，没有几个法国人会心甘情愿地对德国人俯首称臣，接受法国成为希特勒“最喜爱”的附属国的结果）。
罗斯福回顾了我们曾经接到过许多次有关法国海军的保证。他和我都清楚，法国海军对于西半球防御的重要性。因此，我需要再一次得到法国人的承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法国舰队都不能落在德国人手中，并且我要让他们明白，保存法国海军的实力，对于法兰西帝国的生死存亡和主权恢复是至关重要的。总统已经坦诚告诫维希政府，如果法国海军屈从于轴心国，法国将会丧失长久以来与美国之间的友善关系。在必要的时候，我也将重申这一警告。总统认为我还应当提醒法国政府，注意针对英国的敌对行动。
他认为，我作为一名海军，应当与法国海军高层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有更多机会向他们重申我们的观点——绝不能让他们的战舰落入轴心国的手中。
我们还讨论了向法国未占领区提供食品援助的问题。我需要向法国人说明，美国愿意帮助那些正在忍饥挨饿的法国民众，但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英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因此，美国政府必须得到保证，在我们向英国施加压力解除封锁之前，运送给法国的救济物资不能有一丝一毫送给德国人。总统还向我介绍了谈判协调的最新进展，我们正在通过红十字会，向法国儿童提供药品、罐头和奶粉。
至于法属西印度群岛和法属圭亚那(3)，我们将继续当前的政策，维持现状。但是，我们将要求停泊在这些地区港口的战舰必须保持原地不动，并且法国政府要做出承诺，存放在马提尼克岛上价值2.45亿美元的黄金，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为德国人所用。
最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维护法国在北非的权利这一问题上来，我将向贝当表明，美国准备采取适当的方式，帮助改善这些法属领地的经济状况。
经过两个小时的会谈，总统的要求和期望，我已经了然于心。他也相信我会毫不含糊地执行他的指令。我认为有必要将总统的这些指示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因此向总统建议，当我遇到国务卿科德尔·赫尔(4)时，会告诉他这次会谈的内容，并且由国务院起草一份文件呈交总统签署。总统欣然应允。
在此后的两周里，我分别与赫尔、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5)，欧洲事务司司长雷伊·阿瑟顿以及詹姆斯·C.邓恩进行了会谈。12月20日，国务院将总统的指示拟成了公文，经总统签署后，由赫尔交给了我（正文见附录）。
在国务院，威尔斯针对当前的局势为我做了极为透彻的分析。他对细节情况的熟悉以及对总统政策的把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通过这次会谈，我清楚地了解了他的思想与观点，而且我觉得他与总统的想法一致。他给予我的忠告，令我在维希任职期间受益无穷。我和上述提到的几位都曾进行过长时间的会谈，但是惟独威尔斯与我这个老水手之间的沟通最为顺畅通透。
威廉·C.布利特，是战前的驻法大使，此时恰好在国内，对于接下来将要和我打交道的一些人物，他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背景信息。尽管内政部还有不少有关波多黎各的事务需要处理，但是我和夫人还是赶在12月22日离开了华盛顿，并于次日清晨在诺福克登上“塔斯卡卢萨号”。
虽然一路上气候恶劣，海面上波涛汹涌、风浪不断，我们的海上旅行还是相当的舒适惬意。圣诞节那天，由于从西北方向有飓风袭来，我们的圣诞大餐不得不分别装在特殊的托盘里，当我们打开放在一个长沙发上的圣诞礼物时，船身的剧烈晃动几乎让人站立不住。
12月30日，我们抵达里斯本，驻维希使馆的海军武官罗斯科·H.希伦科特中校等人前来迎接我们。受亚历山大·韦德尔大使和夫人的邀请，我们在马德里停留了两天。我发现我们的西班牙大使对欧洲的局势颇有见地。和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的会谈有些沉闷，而他带来的消息也令人感到英国的前路坎坷、未来堪忧。1941年新年前夕，马德里正值寒冷的冬季，除了那些富裕人家，普通民众都面临着食品短缺。但至少它还处在和平之中，很明显，佛朗哥(6)将军在西班牙一手遮天。
我们乘坐火车前往巴塞罗那，结果十二个小时的行程被拖延至二十五个小时，中间无缘无故的停车长达三个小时，没有任何解释。我们乘坐的车厢里，塞满了乘客和行李，还有鸡鸭和蔬菜，没有供暖设施，肮脏到令人难以置信。到达巴塞罗那时，我们已是浑身僵冷、疲惫不堪。之后，我们乘坐一辆轿车离开巴塞罗那。接近法国边境时，我们遇到一条河，河上的桥梁已经毁坏，因此我们只能涉水过河。结果走到河中央时，车子陷了进去，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此生当中最彻骨的寒冷。后来，一位当地农民用马匹将我们载过了河。
在日暮时分，我们穿越了法国的边境小镇勒佩尔蒂，最终到达蒙皮利埃市。在经过了三十六个小时寒冷无眠的艰难旅程之后，我们在一间冷得像冰窖似的屋子里，裹着自己的衣服和外套沉沉睡去。这间旅馆里挤满了从德国占领区逃出来的法国难民，甚至连屋檐下都挤满了人，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看起来是那么的迷茫无助、黯然神伤。
第二天，我们继续行程，车子在冰雪覆盖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最终抵达了尼姆，至此我们长途跋涉的艰辛旅程总算告一段落。1月5日午夜时分，我们乘坐贝当元帅特派的火车专列抵达维希。使馆的全体人员都来迎接我们，在温泉大街为我们准备的住所看起来还算舒适，接下来的十六个月里我们都将住在这里。在吃了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总算能好好地睡上一觉了。
美国新闻界的记者们闻讯蜂拥而至，因此我的第一项官方活动就是举办记者招待会。但是对于他们的问题我真的无可奉告，有人询问我此行来维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在西半球为美国谋求更多的军事基地，对此我断然否认。
不过，在之后的日子里我渐渐地越来越喜欢这些记者们了。他们都是些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并且对我有很大帮助。他们的信息来源广泛，消息灵通，提供给我的信息远远比我给他们的要多。后来这些人当中，为国家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有：《纽约时报》的保罗·阿奇鲍尔特；合众社的赫伯特·金和拉尔夫·海因岑；美联社的泰勒·亨利；《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约翰·埃利奥特；《芝加哥论坛报》的戴维·达拉；《芝加哥每日新闻》的保罗·加利。
阿奇鲍尔特是消息最灵通的。而海因岑深得赖伐尔“宠爱”也是人尽皆知的，这位最近刚刚被罢免的前总理和他的女婿勒内·德·尚布伦，试图通过海因岑来寻求公众的支持，因而向他透露了许多独家内幕消息。我认为海因岑确实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并且得到的消息准确可靠。有一次，我指着一篇文章问他：“他们这是在为赖伐尔做宣传吗？”他说不是的，他认为那篇文章只是在陈述事实。不管怎么说，海因岑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开完之后，在大使馆官员的陪同下，我于1月8日上午在塞维涅宫正式向贝当元帅递交了国书。虽然这次的会晤只是礼节性的，但是我明显感觉到，罗斯福总统安排一名经验丰富的大使来维希这一举动，对贝当的士气有所鼓舞。他对罗斯福总统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中对法国人民的关切之情表示了感谢。同时，我也提交了召回布利特大使的正式文书。
当时，无论是在德国占领区还是非占领区，也不论人们对贝当政府或者他的内阁态度如何，贝当本人是几乎所有法国人都崇拜尊敬的“凡尔登英雄”。虽然已是八十四岁高龄，贝当仍然精力旺盛、思维敏捷。他身着笔挺的元帅制服，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浑身洋溢着军人的英武之气。他仍然记得我们之前仅有的一次会面，大约是十多年前，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纪念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军向美法联军投降一百五十周年的庆典上，他曾经发表过一次演讲。
他略懂一些英语，但还是和我使用法语进行交谈，他的措辞清晰，并且为了便于我理解，尽量选择简单易懂的词汇表达。我在学校里曾经学习过法语，此外，作为一名水手，在环游世界的旅程中，多少都会学习一点儿当地的语言。我的夫人法语讲得很流利，她在少年时期，十岁或者十一岁的时候，曾经在法国上过学。
第二天，由使馆一秘H.弗里曼·马修斯担任翻译，我与贝当会谈了一个小时。这次会谈安排在他位于杜派克酒店的办公室里进行，这家酒店相当于华盛顿白宫的行政楼。他的办公室不大，只有三间房间，但是警卫森严，并且在我们谈话时将房门紧闭。当我看到贝当元帅时，他的状态令我大吃一惊。此刻的他看起来疲惫不堪、老态毕现，完全看不到半点儿昨天那种容光焕发的模样儿。会谈主要在外交部长彼埃尔·艾蒂安·弗兰丁和我之间进行。那天晚些时候我又看到元帅好几次，但他都是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当然，我们的会谈时间不可能由我来指定，但是至少我可以决定什么时候离开，因为元帅实在是公务繁忙。1月9日，我们再次进行了会谈，此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法国的食品供应状况，后续我会谈到这个问题。
第二个与我会面的是海军上将达尔朗，当时的海军部长，但很快就将成为总理。达尔朗态度非常热情友善，而且我们都是海军，聊起老本行来相得甚欢。
达尔朗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我抱怨英国海军是多么的无能，多么的靠不住，多么的不可救药。在德国入侵挪威的七个星期前，他曾经主张占领挪威的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但是英国海军部迟迟没有批准作战行动，以致坐失战机。不过对于高层的评价他相当有分寸，并且承认在英国海军里也有少数官兵英勇无畏。他赌咒发誓说，再也不会和任何英国人打交道了，而且，为了保卫法国舰队和基地的安全，如有必要他会与英国开战并且必胜！
达尔朗对自己国家的海军怀有深厚的感情，相应地，海军也给予了他崇高的地位。他声称，不管是谁下令，他的海军宁愿自沉，也绝对不会移交给别人。他还向我描述了最近与希特勒会面的情形，希特勒看起来更像是个律师而不是政客，而且在持续一个半小时的会议期间，他都没正眼瞧过达尔朗一眼。达尔朗并不是亲德派，但是和那时所有的法国人一样，他认为德国人将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并在欧洲建立起新秩序。
他对英国的敌视是根深蒂固的。他说，他的手下从英国回来之后告诉他，英国人只擅长纸上谈兵，但真正到了实战就一塌糊涂。不过，他还是认为希特勒不可能成功入侵英伦三岛，“即便是在英国当前这种低效无能的状态”。然而，他确实过于低估了英国海军的实力，他带有个人偏见的论调也让人难以信服。
美国向法国非敌占区提供食品援助，是我在维希任职期间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1月9日与贝当的会议中，我们讨论了通过美国的红十字会，用船向非敌占区的儿童运送牛奶、药品和衣物的条件。美国政府已经于1月7日批准了这些援助计划，但是要求救助物资的分配必须处于红十字会的全面监管之下。贝当和弗兰丁表示完全同意这些条件。
为了避免这个纳粹控制之下的傀儡政权被推翻，维希政府深信，获得美国的食品援助是当务之急。但是，达尔朗完全不这么认为，他说法国的食品储备足以满足全法国的需求，只是由于缺少润滑油和汽油，没法派送至各地。因此，达尔朗认为美国提供援助的最佳方式，是帮助他们解决运输问题。
第一批援助物资将于2月份抵达马赛，理查德·F.艾伦，美国红十字会驻欧洲代表，专程来到维希与我们商讨这些物资的分配方案，他与我们之间的合作相当密切。艾伦认为，红十字会完全有能力完成非敌占区的食品和补给分配工作，决不可能让这些物资直接或者间接落入德国人的手里。
艾伦是从巴黎来到维希的，据他所说，巴黎各个阶层民众的态度，都愈来愈倾向于反对德国，支持英国人获胜。他告诉我，德国人正在储备大量的粮食，主要是面粉，占领当局肯定是吃饱喝足了。他认为德国人将会在法国制造饥荒，然后再拿出这些储备来捞取政治资本。
在维希，我目睹了民众缺衣少食的状况。天气寒冷，人们却没有足够的衣物御寒，许多人看起来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而无孔不入的德国媒体，大肆渲染贝当政府没有向民众提供足够的食品供给，这令贝当很是焦虑不安。而且这些在德国人控制下的媒体，还抨击说美国完全可以毫无障碍地突破英国封锁，向法国运送救济物资。
1月16日，我写了一封信给威尔斯，说明向法国非敌占区提供救济衣物、食品以及润滑油应该不会有落到德国人手中的可能。我指出，如果非敌占区的法国人民能够比敌占区人民生活得更加丰衣足食，那么反对派就难以在救济问题上攻击贝当政府了。
我告诉威尔斯：“如果我们希望保持法国人民对美国的信心，相信美国能够帮助他们渡过这段缺衣少食以及燃料短缺的艰难时期，那么对我们来说，做的必须比说的要多。”
实际上说起来，对于所有在维希工作的人来说，都面临食品短缺的问题。我们从美国来的时候已经额外多带了些咖啡、糖、肥皂、培根和黄油，因为在法国这些东西很难弄到。尽管我的工作人员为我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但其实每一样食物都来之不易。人们把费尽心思才搞来的食物像宝贝似的藏在柜子里。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可口的饭菜，使馆的厨师们不得不使出毕生绝学。
维希，并没有做好成为一国之都的准备。然而，它现在不得不承担起某些职能。维希原本一直是著名的水疗度假胜地。旅游高峰期这里会有超过90 000人，而实际常住人口只有50 000左右。法国政府把他们的办公室设立在许多宾馆里。但当我们到达维希的时候，那里的人口数量估计已经达到130 000人，这就使得住房问题变得尖锐起来。
电力供应就像女明星的心情一样变化无常。与周边地区的通勤交通，不得不依靠老式的烧炭公交车，载着满满当当的乘客，摇摇晃晃地穿梭于各个城镇之间。那年的天气很冷，刺骨的寒冷。但是当地根本没有供暖设施。法国政府提供给我们使用的住宅，是向一位美国公民弗兰克·古尔德先生征用的。我们用布和纸条将门和窗户的缝隙密封起来，在房间的壁炉里燃起炭火，这样才勉强能够住人，但绝对称不上舒适。然而这种办法在大使馆的办公楼里却几乎不起作用，我们不得不裹着厚厚的大衣工作。
大使馆的办公楼也是征用的，之前是一位医生的办公室，叫做伊卡别墅。我的办公室位于楼上的起居室里，房间里摆满了装饰华丽的家具，不过现在已经为我们办公所用了。但除此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有着诸多不便。邮件的传递是不定期的，邮差的出现没有规律，并且也不会提前通知。后来海军为我的私人邮件提供了特别服务，情况略有改善，不过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我始终没弄明白。
每当邮差出现，所有人就会冲到写字桌或打字机旁，匆匆写就各种需要带回美国的信件。我给总统和威尔斯的许多重要信件，就是这样在邮差不耐烦的等待中写下的，而穿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长途跋涉对于邮差们来说也是件苦差事。
我经常会写信给罗斯福总统。除了总统和威尔斯之外，我和国务卿赫尔以及其他人并无联系。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是我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尽管德国人试图干扰，但是他们的信号还是相当的好。有时候我们也能收听到一家波士顿电台。为了收听BBC的夜间新闻广播，我经常熬夜，因此时常能够听到广播里传来伦敦大本钟悠扬的午夜钟声。在维希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外交前哨，这无疑是最令人心生慰藉的声音。
从巴黎送过来的报纸也时断时续，上面常常会刊登一些诋毁我的文章。如果这些文章太过恶意诽谤，我就会把它们寄给罗斯福总统。邮差会为我们带来纽约和华盛顿的报纸，我们藉此了解之前的几周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我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早晨9:30准时到达办公室，中午步行回家吃午饭，下午5:30下班。据说在伊卡别墅附近的一家箱包店，就是对照我进出的时间来设置他们的时钟的。对于这家店还有其他商店，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它们昂贵的价格。
在维希主要的消遣方式就是看歌剧。我对歌剧从来就不怎么感兴趣，因此夫人不得不想方设法说服我陪她一起去。不过，一般情况下她都会成功。最令我开心的事，莫过于招待各个使馆的同僚，以及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的夫人们一起聚会。在维希，我们拥有来自美国的最好的食物，尽管在途中有一些被偷走了。当我们对同行朋友们进行第一次礼节性拜访的时候，看到他们个个在房间里都穿着厚重的外衣，戴着围巾，围在各式各样的小火炉旁烤手取暖。
在维希有很大一片的使馆区。当时大约有四十个国家与贝当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有六个国家——美国、日本、西班牙、土耳其、阿根廷和巴西设立了大使馆。罗马教皇也派驻了一位教廷大使。我的一些同行朋友们对我帮助很大，为我提供过许多重要的情报信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德国战败，有一些人甚至情绪激烈，然而他们却并不想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总是把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
在维希，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对我们都非常友善。我很快便结识了贝当内阁的所有成员，也会在一些社交场合中与他们碰面，但却不会与他们有任何工作关系。我需要维持贝当对我的信任，因此不能与这些部长们有太多瓜葛，贝当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信任。不过，我的下属们表现出色，他们与维希政府的所有成员都建立了极为热络的关系。
然而，在法国敌占区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尽管我从来没去过那些地方，但是我们大使馆的一系列活动，却不断地刺激着德国占领当局，令他们恼怒不已。几乎就在我被任命的当天，德国人对我进行污蔑诽谤的宣传攻势就开始了，并且一直持续到我返回美国。
在我出发之前，总统就要求我通过私人信件保持联系，向他汇报情况。我写给总统的第一封信是在1941年1月25日，在信中我向他描述了我对贝当元帅的印象，他所承担的压力和负荷已经超出了身体所能承受的范围，并且看起来很不信任自己的内阁。贝当元帅显然对赖伐尔极为不满，后者企图取代他成为法国政府的实际领导人，让他变成傀儡。我向总统特别强调，德国人施加的种种压力，令贝当反应强烈，特别是在与食品供给、德国战俘营里100多万法国士兵的安危以及他自己的维希政权有关的问题上。不过，我感觉贝当还是会尽力将停战协定执行下去。
法国军队的快速崩溃，极大地打击了贝当政府的信心，使他们深信英国绝不可能取得胜利。我曾经和他们说过，在近期英国必定会在与德国的对抗中赢得局部胜利。然而在法国人看来，盟军在利比亚或阿尔巴尼亚取得胜利的那些战役中，“不可战胜的”德国军队肯定没有参战。我告诉罗斯福总统，尽管法国民众希望英国获胜，许多维希政府的官员也希望如此，但他们并不相信这会成为现实。因此，许多政府高层官员倾向于向柏林做出全面妥协。我担心在德国人的淫威之下，贝当元帅不得不重新将赖伐尔召回他的政府内阁，尽管他认为赖伐尔是一个毫无诚信、卖国求荣的小人，称他为“法兰西败类”。我正在尝试说服贝当挺起腰杆，不畏强权，如果这一次屈从于德国人的压力，让赖伐尔重新当权，那么这种妥协屈服一旦开始，就不会有结束。
我告诉罗斯福总统，实际上法国政府里没有哪个人认同战前的那套政权模式，包括贝当本人，他看起来似乎更支持类似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模式，只不过不支持它的扩张主义政策罢了。
在另一封给威尔斯的信中，关于对维希政权的印象，我引用了一位法国人的话，他对我说：“我们法国人将维希政权比作一篮子螃蟹，那些个头大的、更强壮的总是拼命把别人推到一边儿，让自己爬到最上面。”
(1)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法国的海外大区，位于北美洲加勒比海安地列斯群岛的向风群岛最北部，1 128平方公里。1502年，哥伦布在第三次航行中发现了马提尼克岛，宣称为西班牙王室所有。1674年，法国宣布该岛为法领地。1946年，马提尼克成为法国海外省，1977年成为海外大区，居民均拥有法国公民身份，并具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其在法国参议院中拥有两个议席，在法国国民议会中拥有四个议席。首府法兰西堡位于西南岸马当河口，是法属西印度群岛的最大城镇、主要港口和商业中心，1681年起成为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首府，建有飞机场和海军基地。——译者
(2)弗朗索瓦·达尔朗（François Darlan，1881—1942），法国海军元帅。1902年毕业于法国海军学院。曾参加一战。1936年晋升海军上将，1937年1月任法国海军参谋长，1939年任法国海军总司令。达尔朗深以自己亲手参与创建的法国海军为傲。1940年5月，德国入侵法国，法军惨败；6月3日，达尔朗曾威胁政府，如果停战投降，他将起兵反叛，带领法国海军投向英国人旗下继续战斗；6月12日，在“布里亚尔会议”上，达尔朗曾向丘吉尔承诺，不会有一艘法国军舰落入德国人手中；在随后的停战谈判中，他同意停战协议，前提是不把法国海军交给德国人；6月16日，达尔朗就任贝当政府的海军部长；6月18日，他再次向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达德利·庞德保证不将法国舰队交给德国；6月22日，法德签署停战协议，要求法国舰队在德国或意大利的监督之下解除武装，后根据意大利的建议，准许法国军舰停靠在北非港口，但可能落入驻利比亚的意军之手，为此达尔朗命令法国军舰开往海外属地，让德意两国均鞭长莫及；丘吉尔曾要求法国舰队开往英国或法属西印度群岛，但被达尔朗拒绝，遂对其产生怀疑；7月3日，英国实施“投石机行动”，摧毁了停泊在北非阿尔及尔奥兰附近和米尔斯克比尔港的部分法国舰队。此后，效忠维希政权的法军在达尔朗指挥下，极力抵抗英军进入法国境内，有时会配合德军作战。此时达尔朗希望德国赢得战争，并准备和英国打一场海战。1941年2月，达尔朗任维希法国总理、国民议会副议长，并兼任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11日被指定为贝当的继任者。起初，达尔朗采取了与纳粹德国合作的态度；但随着德军在苏联、中东的失败，他逐渐改变了立场。1942年4月，更得希特勒信任的赖伐尔迫使达尔朗辞去数个政府部门职务，包括法军总司令一职；11月7日，达尔朗前往阿尔及尔看望自己生病住院的儿子，不料次日盟军即展开了登陆北非的“火炬行动”；7日夜，亲盟国的阿尔及利亚法军（与自由法国没有联系）控制了阿尔及尔，逮捕了达尔朗；盟军本来希望北非法军能够接受法国陆军上将亨利·吉罗指挥，但吉罗的资历难以服众，北非法军的抵抗行动继续展开；盟军只好与达尔朗达成协议，11月10日，达尔朗命令全部法军加入盟军，北非、西非的法军均服从了他的命令；14日，盟军承认达尔朗担任法属西北非高级专员、法军总司令，这项协议不仅激怒了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组织，也导致德军进占了法国剩余40%的领土；27日，德军进攻土伦港的法国舰队，除了3艘驱逐舰和少量潜艇外，主力战舰全部自沉，基本兑现了达尔朗在1940年对丘吉尔的诺言。1942年12月24日，达尔朗在自己的司令部遭暗杀身亡。——译者
(3)法属圭亚那（Guyane Francaise），位于南美洲北部的法国海外属地，首都卡宴地处大西洋边，与巴西和苏里南交界。1498年哥伦布发现圭亚那海岸，1604年法国开始侵入并建立居民点，此后英国、荷兰、法国和葡萄牙相互争夺该地，直到1816年最后归属法国。1977年成为法国的一个大区。法属圭亚那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由法国中央直接管辖，从名义上不可称之为“殖民地”，因此它也是欧洲联盟的一部分。与法国本土相同，法属圭亚那的货币是欧元。1964年在库鲁地区建成火箭发射中心，欧洲宇航局在此从事阿丽亚娜火箭的发射业务。——译者
(4)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先后担任美国国务卿近二十年，是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国务卿。全力支持罗斯福“新政”，使世界经济危机在美国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英、法和轴心国两大集团之外，推动建立了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第三集团，在二战初期超然于战争之外，使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均获得巨大利益。支持加强英美合作和援助苏联。1941年日美谈判时，拒绝承认日本通过侵略获取的利益，要求日军撤离中国和越南。二战后期为建立联合国付出巨大努力，并因此荣获1945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
(5)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1892—1961），美国外交官。191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进入外交界。历任国务院拉美司司长、驻古巴大使等职。1933年至1943年任助理国务卿和副国务卿，任内制定和推行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多有建树。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曾反对对日本采取强硬路线。1940年受命出使欧洲，了解交战各国对和谈与停战的态度，曾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德国的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英国的张伯伦和丘吉尔、法国的达拉第和雷诺分别进行会谈。由于希特勒坚持德国人集中居住的波兰领土划入第三帝国版图，英国政府表示不能接受希特勒的条件和德国议和，威尔斯未取得任何成果。1941年随罗斯福出席大西洋会议，协助起草《大西洋宪章》。后因与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不和而辞职。——译者
(6)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西班牙国家元首，长枪党党魁。1936年7月发动西班牙内战，由于得到德、意法西斯支持和英、法等国采取“不干涉”政策，最终获得胜利，自1939年开始到1975年统治西班牙长达30多年，1947年自任摄政王，长期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尽管在内战中得到德意的支持，1939年3月西班牙也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并与德国签署了秘密友好条约，但佛朗哥认为西班牙无法承受另一场战争，故二战爆发时西班牙名义上保持中立，有意地疏远轴心国，当德、意力促西班牙加入轴心国参战时，他谨慎地予以回绝。但随着二战初期轴心国的顺利推进，佛朗哥逐渐向轴心国靠拢。他希望趁机收回被英国人控制两个多世纪的直布罗陀。1940年6月，在德军横扫西欧之时，佛朗哥突然出兵占领丹吉尔。当时丹吉尔是由德、意、英、法四国共管的地区。佛朗哥在采取这一军事行动以前，只通知了德、意，而没有通知英、法，随后他又提出收回直布罗陀的口号。在苏德战争中他派出了由长枪党党员组成的蓝色师团，穿德国军服，开赴苏联作战。但佛朗哥仍留有后退的余地，对外他只是宣布西班牙由中立国转变为非交战国，对德国他强调“西班牙派志愿军并不等于站在德国一方参战”。在盟军取得主动权后，佛朗哥再次变得中立，宣布西班牙由非交战国恢复中立，在1943年底召回了蓝色师团，1944年5月又和同盟国达成协议，关闭德国在丹吉尔的使馆并驱逐德国使节，以换取盟军的经济援助。1944年底盟军飞机获准进入西班牙境内，盟军情报人员也可以在西活动。在整个大战期间，佛朗哥一直周旋于两大集团之间，看风使舵，利用英、美与德、意之间的矛盾，从中捞取好处。盟国为了阻止佛朗哥靠近轴心国，不断地在经济上援助西班牙，以拉拢其在大战中保持中立。战后西班牙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排斥，其在联合国的资格被剥夺。在1946年12月的联合国大会上，西班牙的法西斯政策遭到强烈谴责，根据会议决议，只要佛朗哥继续掌权，西班牙将不会被允许参加联合国等各类国际机构。但由于西班牙的反共意识形态和美国的利益相吻合，美国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试图将其与西班牙的关系正常化。1950年9月美国给予西班牙6 000多万美元的援助，1951年全面恢复外交关系。1955年西班牙重新加入联合国。1969年佛朗哥指定胡安·卡洛斯为王位继承人，1975年逝世于马德里。其死后胡安·卡洛斯登上王位，实行民主改革，西班牙结束独裁统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