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前途未卜的采蜜蜜蜂。胃口大到具有破坏力的蚂蚱。两翼五颜六色的蝴蝶。传播疾病的蚊子。灵巧节俭的蚂蚁。干扰人们野餐的胡蜂。圆圆胖胖孩子气的瓢虫。在咬开一半的水果里蠕动的幼虫。配对时画出心形的蜻蜓。爱情以悲剧收场的螳螂……昆虫们的形象多姿多彩，人们对它们或是着迷，或是反感，反应也是各有不同。我们因而对昆虫有了科学上的好奇，并构建起一套昆虫学的知识，但这并没有消除昆虫身上的多样性，只是为考量这种多样性提供了参考。
昆虫的世界具有双重的独特性。比起我们，昆虫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形态非常多样。丰特奈尔（Fontenelle）在1709年对昆虫有过这样的评价：这些“动物既和其他动物有很大的差别，相互之间也大有不同，它们让我们懂得，大自然在为无数其他地方创造动物时，依据的类型是无穷多样的”。这句话出自丰特奈尔为弗朗索瓦·普帕尔（François Poupart）医生所写的悼词。这位医生写过一篇“芙米卡-雷奥火山锥的历史”（Histoire du Formica-léo），发表在1704年出版的《科学院论文集》（Mémoires de l'Académie）上。丰特奈尔称他富有耐心地观察了昆虫，并且巧妙地发现了昆虫“隐秘的生活[1]”。
人们在谈论昆虫时，往往极尽惊叹溢美之词。比如达尔文（Darwin）在提到蜜蜂筑巢和蚂蚁“蓄奴”时，认为这是“所有已知的动物本能中最令人惊叹的[2]”。再比如2001年出版的《生物种系发生分类》（Classification phylogénétique du vivant），作者虽然不太乐于谈论自然界中的奇闻趣事，但仍然在该书导言的鸿文中“惊叹于”昆虫的多样性，他们以蚂蚁有2万种为例，指出“昆虫的物种数量完全超出想象”[3]。物种数目之多已经令人目眩，而个体数量则更是如此，这也说明了昆虫与人类共同生活是多么的困难[4]。
然而，不是人人都细心关注昆虫。布丰（Buffon）在1753年发表的《论动物的习性》（Discourssur la nature des animaux）里称“一只苍蝇在博物学家脑子里所占的位置，不应该大于它在自然界所占的位置[5]”。这句讥讽暗中针对的是雷奥米尔（Réaumur），而布丰说有人“总是观察地过多而思考地过少，所以看到什么都惊叹不已[6]”的时候，揶揄的也是雷奥米尔。其实布丰的攻击恶毒而有失公允。雷奥米尔在他的《昆虫史论文集》（Mémoir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Insectes）中已经证明，我们能够同时观察并思考[7]。比如，他证明某项研究的科学性，不在于研究对象的大小，而在于研究方法是否恰当以及研究提出的问题是否敏锐。这一点在19世纪皮埃尔-安德烈·拉特雷耶（Pierre-Andér Latreille）的著作中同样得到了证实。后者不仅描述了数量庞大的物种，还尝试以植物学家提出的自然分科的方法对这些物种进行分类[8]。同一时期，拉马克（Lamarck）定义了什么是无脊椎动物，他将昆虫和蛛形纲动物都归入其中，同时从解剖学和生理学角度对他们进行了区分。
“昆虫”一词在日常语言中含义很广，包含了蜘蛛、蝎子等动物。这不仅仅是对“昆虫”一词的滥用，无疑也是一种分类上的错误，反映出对动物生物学的一知半解。实际上，古生物学和比较解剖学都证实了昆虫与蛛形纲动物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是人为设定的，而是得到了演化历史方面的证明。
不过，大量的专著、展览、文章在谈论这些遍布我们房屋和生活环境的渺小蛛形纲动物时，仍旧把它们与真正的昆虫相提并论。蜘蛛和蝎子在让-亨利·法布尔（Jean-Henri Fabre）的《昆虫记》（Souvenirs entomologiques）里也占有一席之地。法布尔和他的前辈雷奥米尔一样，尽管已经完全吸取了拉特雷耶或拉马克在区分动物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观察动物的行为，而不是对它们进行分类。所以法布尔的书既是“昆虫”记，又不局限于昆虫，这并不是无心之失。
当代欧洲文化与昆虫的关系不能简单归纳为着迷与反感这一对态度。在我们最平常的情境下，也能看到大量包含昆虫的俗语和隐喻：像蚂蚁一样辛勤劳动，蜂腰，（如遇蟑螂或嗡嗡乱叫的熊蜂般）郁闷，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比喻轻浮地追逐女人），（仿佛被苍蝇叮了一下）暴跳如雷……（像马车上的苍蝇）乱作一团，当年苏格拉底（Socrate）为了解释自己的方法，还常常自比为惹人讨厌又令人警醒的牛虻[9]。在英语里，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摇滚乐队“披头士”（Beatles），其实指的是“甲壳虫”，尽管两个单词有一个字母之差……有些童谣和歌曲也提到昆虫，我们一下就能想到德斯诺斯（Desnos）的《蚂蚁》（La Fourmi）。
文学和电影中常能看到一些危险的昆虫。特别是蚂蚁，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0]的《蚂蚁王国》（l'Empiredes Fourmis）（1905），到迪诺·布扎蒂（Dino Buzzati）[11]想象中那些吞食金属、威胁纽约摩天大楼的蚂蚁[12]，再到融合虚构与知识、大受读者欢迎的贝纳尔·韦尔贝[13]（Bernard Werber）的小说[14]，这些作品里的主角都是蚂蚁[15]。
除了在小说或虚构性电影中能看到骇人的昆虫，摄影及其他类型的电影里也有昆虫的特写镜头，它们通过展现一个“微观世界”或是“昆虫的面孔”[16]，更多地是为了博人眼球而不是制造恐慌，以此来制造惊奇的效果并达到科普目的。同样的想法也催生出一些博物馆项目，比如蒙特利尔的昆虫博物馆。
总的来说，不同文化中昆虫的地位各不相同。安德烈·西加诺斯（André Siganos）的《昆虫神话学》（Les Mythologies de l'Insecte）分析了昆虫在集体想象的诸般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17]。不同文化对待昆虫的不同态度也体现在饮食习惯上：对某些民族而言，食用昆虫是很平常的事，但在另一些民族看来则是难以接受的，尽管后者自己食用虾、敖虾和其他海洋甲壳类动物[18]。
我们可能会认为，最可怕的是人类要抵御昆虫的入侵，但还有比昆虫入侵乡间和城市更糟的情形：那就是昆虫对人本身的侵袭。卡夫卡（Kafka）《变形记》（La Métamorphose）中的主人公变成了昆虫，完全失去了自我。在1964年出版、同年即翻拍为电影的日本小说《砂女》（La Femme des sables）中，恐慌不是来自昆虫的体型或攻击，而是源于主人公像落入陷阱的昆虫一样无法逃脱的处境。
近几十年，随着对生态问题的日益关注，人们担忧的不再是“身处一个昆虫入侵的世界会怎么样”的问题，而是“如果世界上的昆虫消失了，我们会怎样”的问题。要回答这个新的问题，需要有一套有关环境的伦理学说，同样也要动用生态的知识。
《昆虫哲学》不是“有关”各种昆虫的哲学：哲学前面的“昆虫”，和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法”哲学、“艺术”哲学或“科学”哲学、“自然”哲学等有相同的意义。“昆虫哲学”的说法表明，我们相信哲学家不能抛开昆虫来思考生命体，同时哲学家在考虑昆虫时，也不能让昆虫学自己解释自己[19]，而应当从哲学上对它提出疑问。
所以这样的哲学面对的是诸如体型及比例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它发现昆虫的概念是在与许多相邻的群类逐渐区分后得到的；有关昆虫行为的动物生态学及其在文学上的转化表明，涉及昆虫的话语充斥着人类的身影，它们被当作幽灵驱赶或被看作障碍克服，但实际上从未被消除；因此昆虫哲学要检验形形色色的昆虫社会的概念；要对昆虫是否初具集体智慧提出疑问；通过考察昆虫在我们社会与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思考如下问题：区分昆虫是敌是友、有益有害的方式一旦发生剧变，会产生怎样的方法、认知及实践上的后果；除了昆虫学，在其他许多领域也有针对昆虫的研究，得到了许多成果，昆虫哲学从中获益良多，并意识到认识论上的丰富性；最后，“昆虫的世界”促使昆虫哲学提出有关“动物世界”的、更广泛的问题，以及我们在伦理上的关切具有怎样的可能性和限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