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北朝仕历文人的历时分布与“官—集”类型

本选题考察的“仕历文人”，是对“有仕历背景的文人”的简称，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职官员，而是以南北朝有诗文单篇、别集或总集传世或存目者为主，若其有经、史、子部论著传世，且具有较强文学性者，亦纳入讨论范围。另外，南北朝孝廉、秀才作为储备官员，其中不少人拥有文集；南北朝还有大量早年曾被朝廷、州郡辟召而拒绝出仕的征士，以及曾经出仕后又隐居的隐士，或者虽为僧、道却深度介入政权事务的方外之士。对于有一定仕宦背景的孝廉、秀才、征士、隐士，若其有文集著录，并在朝廷实施地方治理、舆论导向、世俗教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也一并纳入南北朝“仕历文人”的广义范畴。

经过粗略统计[19]，南朝刘宋仕历文人有刘裕、刘义符、刘义隆、刘景素、刘骏、刘子业、刘彧、刘子勋、刘昱、刘准、刘道怜、刘道规、刘义庆、刘义恭、刘义季、刘义欣、刘铄、刘诞、刘宏、刘休祐、刘义宗、谢瞻、祖柔之、沈林子、孔琳之、王叔之、徐广、卢繁、孔宁子、卞瑾、蔡廓、蔡兴宗、傅亮、孙康、范述、郑鲜之、王韶之、王诞、陶潜、张野、陶阶、张元瑾、王昙首、范泰、荀昶、荀伯子、卞伯玉、羊欣、王弘、沈演之、范凯、释慧琳[20]、范晏、谢惠连、谢弘微、谢灵运、丘深之、祖仚之、孙韶、殷淳、殷景仁、姚涛之、周祋、殷阐之、宗景、雷次宗、伍缉之、卫令元、范晔、范广渊、王敬弘、任豫、何承天、裴松之、裴骃、江湛、江邃、袁淑、张敷、王微、荀雍、范演、顾昱、韩濬之、沈亮之[21]、沈璞、孔欣、江玄叔、刘馥、刘和[22]、张演、蔡眇之、顾雅、孙仲之、谢元、陆展、山谦之、羊希、周始之、羊崇、孔景亮、袁伯文、蔡超、孙缅、贺道养、谢登、张镜、张永、褚诠之、褚淡之[23]、颜延之、颜竣、颜测、王僧达、王僧绰、羊戎、苏宝生、范义、刘瑀、刘氏[24]、张畅、何尚之、何偃、周朗、沈怀文、沈怀远、江智渊、殷琰、袁顗、荀钦明、王询之、戴法兴、虞通之、沈勃、谢庄、谢协、张悦、贺頠、孔迈之、贺弼、刘遂、鲍照、刘鲲、费修、徐爰、徐湛之、孙勃、赵绎、庾蔚之、王素、刘愔、费镜运、孙敻、蔡颐、刘勉、明僧暠、萧惠开、沈宗之、张辩、王瓒[25]、郭坦之、辛湛之、辛邕之、朱百年、鲍德远、张缓、刘荟、吴迈远、汤惠休、孙奉伯[26]、成元范、戴凯之、唐思贤、袁粲、韩兰英，共计175人。

萧齐仕历文人有萧道成、萧赜、萧鸾、萧宝融、萧长懋、萧子懋、萧子隆、萧子良、萧遥欣、刘祥、褚渊、崔祖思、钟蹈、丘巨源、王俭、谢颢、谢、刘善明、褚贲、刘虬、庾易、顾欢、刘瓛、刘璡、周颙、鲍鸿、韦赡、刘怀慰、江山图、荀宪、虞羲、韦沈、任文、卞铄、娄幼瑜、祖冲之、王融、谢朓、王巾、张融、庾韶、王僧祐、刘悛、王寂、孔稚珪、陆厥、徐孝嗣、刘暄、裴昭明、虞炎、虞愿、刘瑱、刘绘、袁彖、江奂、宗躬、沈驎士，共计57人。

萧梁仕历文人有萧衍、萧纲、萧绎、萧统、萧秀、萧詧、萧岿、萧纶、萧纪、萧琮、萧机、萧几、宗夬、丘迟、谢朏、江淹、范云、任昉、谢纂、柳惔、柳恽、柳憕、柳忱、何僩、韦温、到洽、刘苞、诸葛璩、沈约、沈旋、谢绰、王僧孺、范缜、周舍、周兴嗣、张炽、刘敲、刘訏、萧洽、陶弘景、魏道微、张率、王冏、江革、江行敏、吴均、高爽、江洪、虞骞、庾昙隆、徐勉、王锡、王暕、刘孝标、裴子野、司马褧、萧子晖、萧子范、萧子云、王子云、鲍畿、虞皭、费昶、萧几、谢瑱、谢琛、何逊、何子朗、何思澄、刘昭、刘缓、陆倕、刘孝绰、刘孝仪、刘孝威、刘昭、刘绦、王筠、王揖[27]、陆云公、陆才子、杨眺、萧渊藻[28]、任孝恭、鲍泉、鲍行卿、张缅、张缵、张绾、庾肩吾、庾于陵、庾仲容、庾诜、庾曼倩、司马褧、刘之遴、许懋、谢郁、萧欣、朱超、甄玄成、沈君游、临安恭公主、沈满愿、顾协、顾宪之、顾越、刘杳、伏挺、臧严、谢征[29]、谢举、谢嘏、谢侨、王籍、王规、到溉、到沆、沈顗、江蒨、刘孺、刘遵、刘霁、萧业、范岫、范述曾、朱异、许懋、颜协、谢蔺、江子一，共计131人。

陈朝仕历文人有陈叔宝、沈婺华、杜之伟、周弘正、周弘让、周弘直、沈炯、江总、江德藻、释洪偃[30]、阴铿、顾野王、徐陵、张式、张正见、陆琰、陆玠、陆瑜、蔡景历、褚玠、司马君卿、张仲简、许亨、毛喜、虞寄、傅縡、姚察、沈不害、岑之敬、颜晃、庾持、司马暠、陈暄、孔范、袁权、王瑳、陈褒、沈瓘、王仪、蔡凝、刘助、李爽、贺彻、阮卓、萧诠、王由礼、祖孙登、贺循、刘删，共计49人。

北魏仕历文人有拓跋宏、元顺、元延明、李暠、刘延明、胡叟、高允、李平、李谐、封肃、刁雍、柳崇、陆暐、陆恭之、卢道将、卢仲宣[31]、卢柔、卢元明、袁翻、袁跃、韩显宗、温子昇、阳固、崔孝芬、李骞、赵逸、郦恽、高闾、刘懋、郑道昭、裴景融[32]、程骏、高聪、常景、张始均、徐纥、邢昕、邢虬、邢臧、游肇、李彪、甄琛、崔光、祖莹、高谦之、蒋少游、薛孝通，共计47人。

北齐仕历文人有邢邵、魏收、魏季景、刘逖、崔、崔瞻、王昕、陆卬、卢怀仁、卢公顺、李概、杨愔、阳休之、阳俊之、阳昭、李广、颜之推、颜之仪、卢询祖，共计19人。

北周仕历文人有宇文毓、宇文招、宇文逌、元伟、崔腾、董绍、薛憕、裴诹之、裴宽、宗懔、郑孝穆、王褒、萧撝、萧詧、萧岿、萧圆肃、萧大圜、庾信、薛慎、薛寔、苏亮、申徽、苏绰、卢柔、李昶、柳虬、柳弘、唐瑾、吕思礼、刘璠、蔡大宝、甄玄成、岑善方，共计33人。

北齐、北周、陈入隋仕历文人有杨广、王祐、卢思道、李孝贞、刘炫、崔赜、辛德源、辛彦之、杨素、李德林、牛弘、薛道衡、何妥、柳、萧悫、萧该、魏澹、诸葛颍、王胄、孙万寿、薛德音、杜台卿、宇文弼、鲍宏、明克让、虞绰、许善心、刘臻、王贞、庾自直、王頍、李文博、杜正藏，共计33人。

限于文献的存世状况及取样范围，南北朝仕历文人的群体规模肯定比统计的结果更为庞大，上述只能是粗略的估计值、参考值。不过，这些数值所体现的南北朝不同朝代区间的人数分布，大致能反映仕历文人规模在当时的盈缩情况。另外，南北朝仕历文人是文坛构成的主体部分，它的分布情况也反映了南北朝文坛的地域、时空流变的总体趋势。基于上述统计，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其一，南朝仕历文人共计412人，北朝共计99人，即使算入北齐、北周、陈入隋者33人，北朝总共也只有132人，相当于南朝的三分之一强。因此，南北朝文坛具有南强北弱的整体态势。尤其在南北朝早、中期，江南政权232人（宋175人、齐57人）与北魏47人相比，后者只是前者的五分之一左右，足见江南文坛对于北地文坛的碾压优势达到了顶峰。如果将陈朝的49人与北朝末期的52人（北齐19人、北周33人）相比，就会发现江南文坛的人数规模已被北地文坛赶超，南北朝后期文坛发展呈现南北争衡、北地略强的局面。

其二，从细分角度来看，南朝以刘宋仕历文人为数最多，萧梁次之，陈朝最末；北朝以北魏的仕历文人为最多，北周次之，北齐最末。对于刘宋、萧梁、北魏而言，三个政权存在时间较长，政局相对稳定，满足官员培育、人才成长所需的自然周期。此外，三个政权多好文之主，能够自觉贯彻以文史选士的铨授标准，并出现了太和、元嘉、大明、天监、大同等为史家所艳称的文治局面。同时，萧梁的文坛繁兴也离不开刘宋文坛的积累与垂范。《文心雕龙·通变》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33]从统计的结果来说，梁朝文士之所以“多略汉篇，师范宋集”，除了“宋集”中以“元嘉三雄”为代表的文学成就使然，也与刘宋仕历文人总数及其文集存世数量居南朝之首有关。正因“宋集”为萧梁文士提供了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仿效范本，较之汉晋文本的数量与传播具有天然优势，梁人很难不“近附而远疏”。

其三，关于陈朝、北齐仕历文人较少的现象，也需要具体分析。两者均立朝短促，官员培育、人才成长周期不足，从而导致王朝仕历文人的总体基数下降；加之两者频经战祸，尤其政权覆灭后引起大规模人才流失，最终致使己方仕历文人的统计数字缩水，而战胜国北周或隋朝楚材晋用，相关人数自然显著增长。除了上述共通性原因之外，北齐也有与陈朝不同的特殊之处。高氏父子为了迎合胡戎旧族，日益偏离北魏胡汉共治的统治模式，而任由“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局势恶化[34]。在胡汉交争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北地世族文人对“楼罗，楼罗，实自难解。时唱染干，似道我辈”的鲜卑文化持鄙夷态度，鲜卑执政者则将前者“雅好清言，词无浅俗”的谈辩、创作斥之为：“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推此为长，余何足取。”[35]如此一来，北齐以总共19人的数量居于南北朝各代之末，也就不难理解。

其四，北周仕历文人的总数虽胜过北齐，但人员构成中多数是来自北齐、萧梁的降顺者，反观关中、陇右等本土文士，则并不多见。这与弘农杨氏、京兆苏氏、陇西李氏等关陇世族素来崇尚事功有关，也与北周宇文护执政期间废弑无常、诛锄异己的思想钳制相关。史载：“（李）昶，周文世已当枢要。兵马处分，专以委之；诏册文笔，皆昶所作也。及晋公护执政，委任如旧。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笔，了无稿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关右，自少及终，不饮酒听乐。”[36]李昶十几岁即以《明堂赋》享誉文坛，北周初期所作《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内史春日游山》《和宇文内史入重阳阁》不仅得到庾信的奉和，还传至陈朝，深得徐陵激赏。其实，重阳阁由宇文毓于武成二年（560）三月在芳林园中所建。建成后，宇文毓还特意在园中会见群臣公侯、列将、卿大夫及突厥使者以示庆贺。不过，同年四月宇文毓即被宇文护毒弑。庾信、李昶《和宇文内史入重阳阁》均有诸多叹恨之词，以致徐陵评价李昶之作说：“昔魏武虚帐，韩王故台，自古文人，皆为词赋。未有登此旧阁，叹此幽宫，标句清新，发言哀断。岂止悲闻帝瑟，泣望羊碑？一咏歌梁之言，便掩盈怀之泪。”[37]徐陵认为李昶开启了登阁悼亡的文学类型，足见重阳阁与宇文毓毒弑事件具有隐喻关系。加之李昶之父李游在尔朱荣之乱期间自北魏降顺梁朝，这些都促使李昶谨言慎行，不以创作为怀。与之类似的，还有元伟。其为濮阳王元顺之子，作为“魏氏宗室”的后进领袖，入周后“笃学爱文，政事之暇，未尝弃书。谨慎小心，与物无忤”[38]。元伟这种“谨慎小心”的姿态，实则与李昶“了无稿草”的做法如出一辙。另外，北周上层亦蔓延着轻视文士的风气。如后期执政宇文宪就直言：“王（褒）、庾（信）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39]因此，将北周仕历文人的来源作本土与域外的区分，就会发现北周文坛“外强内弱”；若进一步将北周本土仕历文人的数量、成就与北齐进行对比，也会发现，北周在本土文人培养和输出方面，反而才是南北朝之末席。

仕历、文业是南北朝世族标榜其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的两大要素，是以才会出现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尚书》三十卷，凡一百卷”的情况[40]。与之相应，南北朝、隋唐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在著录南北朝文集时，不少采取了“朝代+姓氏+官职（爵位、谥号）+集”的形式。由于官职具有直观的等级属性，通过分析这些“官—集”著录样本，就可以了解南北朝仕历文人的官职分布及其“职务创作”的类型。南北朝仕历文人官职（爵位、谥号）大致分为君主、皇室成员、中央官员、藩府僚佐及地方官员四类，考虑到南北朝沿袭晋制而规定京官在谋求晋升之前须有地方任职的历练，官员履历中往往拥有丰富的地方与京城任职的经验。因此，在对南北朝仕历文人文集类型进行划分时，除了正史艺文志、经籍志中明确以官名集的情况外，这里还考诸史实并参照《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七十二家集》的命集惯例，来综合断定该仕历文人文集属于中央官文集，还是地方官文集。相关情况，如下表所示：

续表

通过提取上表所列的信息，可以得出四点结论：

其一，南朝君主中有文集载录者多达20人，北朝却只有2人（即拓跋宏、宇文毓），两相对比十分悬殊。陈朝君主中陈霸先、陈蒨、陈顼均出身行伍，加之在国土日蹙、内忧外困的局势下无暇顾及文事撰述，故而只有陈叔宝一人有文集著录。不过，鉴于陈叔宝皇后沈婺华亦有《陈后主沈后集》十卷，按照宋、齐、梁皇室保傅、师友制度营建、帝学传承的一般情况来看，若陈朝国祚久延，陈叔宝与沈婺华培养出好文皇子的几率很大。这与北齐从君主到藩王均无心撰作的情况有本质区别。另外，南北朝好文之主除了撰作自身文集外，还编纂了一些君臣宴游的诗文集与国家大型总集，对自上而下地推进崇文风气有关键作用。如刘彧除《明帝集》三十三卷外，还有《赋集》四十卷、《诗集》四十卷、《诗集新撰》三十卷；萧赜除《永明诏》三卷、《武帝中诏》十卷外，还有《青溪诗》三十卷，《隋书·经籍志》原注：“齐宴会作。”[41]萧长懋死后，被追尊为文帝，庙号为世宗，《隋书·经籍志》载其有《齐文帝集》一卷、《齐释奠会诗》一十卷[42]；宇文毓除了《后周明帝集》九卷外[43]，还有《世谱》五百卷，等等。以上所提及的《赋集》《诗集》《青溪诗》《齐释奠会诗》《世谱》，自是凭借众多文臣裒辑的总集。与南朝君主多依赖中书、门下撰制诏令不同，拓跋宏注重亲力亲为。史载：“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44]可知，拓跋宏《后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中当包含了许多亲撰的诏册。同时，拓跋宏也对自身的文事能力颇为自负。其曾将自编文集的副本赠于崔挺、刘昶，并特为刘昶题跋说：“时契胜残，事钟文业。虽则不学，欲罢不能。脱思一见，故以相示，虽无足味，聊复为一笑耳。”[45]可见，拓跋宏将文集赠送变成了优抚重臣的手段，客观上也促进了北魏文坛的胡汉交流。

需要指出的是，本次统计中将一些僭伪政权的君主也算作南朝君主的范畴。如刘子勋泰始二年（466）正月七日称帝，改元义嘉，《隋书·经籍志》载《宋义嘉伪诏》一卷；萧纪在萧衍去世后，僭号于蜀，改年号天正，有《梁武陵王纪集》八卷；萧詧、萧岿、萧琮则是北周、隋相继树立的南梁傀儡，其各自的文集均被视为“君主”之作。算入上述僭伪君主的文集，自然进一步增大了南朝君主文集的总量。即便如此，随着南北朝后期南北交融的加速，南朝君主也深染胡风。如萧琮，“倜傥不羁，博学有文义。兼善弓马，遣人伏地著帖，琮驰马射之，十发十中，持帖者亦不惧”[46]。这恰恰说明南朝君主即使葆有绝对的文化优势，在北朝军事、制度优势面前，也不得不接受与之同化、融通的抉择。

其二，从南北朝皇室成员拥有文集的人数来看，南朝共计25位，北朝仅有4位，其落差也颇为显著。宋、齐、梁宗室成员创作繁盛，与皇室严密完备的保傅、师友制度密切相关，也是皇室好学崇文的自然结果。如萧纲第二十子萧大圜，“年四岁，能诵《三都赋》及《孝经》《论语》”[47]。因此，其成人后撰《梁旧事》三十卷、《寓记》三卷、《士丧仪注》五卷、《要决》两卷及《文集》二十卷，自是水到渠成之事。仅此一例，即可窥见宋、齐、梁其他好文宗室成员的情况。另外，宋、齐、梁帝室与宗室文化的繁荣呈现正比例相关的态势，正与令狐德棻的史论暗合。其云：“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独异姓之辅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亲有鲁卫梁楚，其疏属有凡蒋荆燕，咸能飞声腾实，不泯于百代之后。”[48]然而，陈朝与北齐一样，均没有文集著录的藩王、公主，足见两朝皇室文化的主体虚空，无法发挥皇族成员之间砥砺、切磋的良性互动与制约，自然导致陈叔宝偏好“狎客”而高纬自号“无忧天子”的现象。陈、齐末代的宫廷趣味陷入流宕无依的绝境，也就离亡国不远了。

当然，除了庋藏不善、毁于战乱等客观因素外，文集著录之有无只是代表是否达到成一家之言的高度，并不意味着知识水平和文化能力的有无。比如，陈霸先皇后章要儿“善书计，能诵《诗》及《楚辞》”[49]；陈蒨第二子陈伯茂善草隶，好王羲之书帖，第十二子陈伯智“有器局，博涉经史”；陈顼第十一子陈叔齐“博涉经史，善属文”[50]，陈顼其他诸子陈书文、陈叔彪、陈叔慎，亦以善文知名。至于陈叔宝长子陈胤，更是“好学，执经肄业，终日不倦，博通大义，兼善属文”[51]。由上可知，表面上陈朝与北齐皇室成员一样都没有文集著录，但其皇室文化的内在成因、发展基调和成长周期却迥然有别，故而不可同日而语。基于同样的原因，北魏诸王中虽然仅有元顺、元延明有文集及经、子著作著录，北周诸王则仅有宇文招、宇文逌，仍不能忽略那些热衷文事与经史学术的其他元魏、宇文氏诸王。这又是单纯的数字统计所无法全部揭示的。

其三，南朝中央文官有文集者共计179人，北朝为53人，后者不及前者的三分之一。不过，若将北齐、北周人数相加后的25人与陈朝的22人相比，就会发现在中央文官拥有文集的群体规模方面，南北朝后期的北地政权已完全不逊色于江南。加上北地文官整体的文艺、学术水准大幅提升，又促使在同期的南北使聘的场合下，北方出使文官总能够在文学较量中“出一头地”。以中央文官充当文坛领袖并引领文风习尚，是中古文坛的突出现象，南北朝尤为明显。如颜延之、谢灵运、王俭、沈约、任昉、徐陵、江总、高允、常景、温子昇、邢邵、魏收、李德林、薛道衡，其文集不但名播南北，也促进了作者政坛、文坛地位的抬升，最终呈现了文以官著、官因文彰的良性互动。

就史志所载南朝中央文官“官—集”的职位类型来看，除了文集名称中涉及“特进”、“仪同”（或“仪同三司”）、“开府”等表特授资格而无具体官名者外，大致涉及三公系统（司徒、司徒左长史、司徒主簿、司徒谘议、太尉、太尉从事中郎、御史大夫、大司马、大司马录事、丞相谘议）、尚书系统（太宰、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尚书左丞、吏部尚书、都官尚书、度支尚书、吏部郎、尚书祠部郎、删定郎、起部郎）、门下系统（侍中、给事中、黄门郎）、中书系统（中书郎、中书舍人）、九卿系统（太常卿，太中大夫，中散大夫，金紫、左、右光禄大夫，鸿胪卿，大匠卿，司农卿，少府卿，光禄卿）、散骑省系统（散骑常侍、奉朝请、员外郎、通直郎、通直常侍、正员郎）、著作省系统（秘书监、秘书、著作佐郎）、东宫官系统（太子洗马、太子舍人、太子庶子、太子中庶子）、国子学官系统（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国子祭酒）等。上述几乎涵盖了中央文官体系下的各个层级机构。此外，还有《抚军将军柳惔集》《中护军柳恽集》《护军将军周舍集》《护军将军甄玄成集》《护军将军蔡景历集》《平南将军何长瑜集》《车骑参军任文集》《羽林监庾韶集》《右将军成元范集》《左军长史范述集》《前军参军虞羲集》《征虏将军沈林子集》《征南长史孙康集》《征西府长史杨眺集》《越骑校尉戴法兴集》《领军长史孔迈之集》《领军谘议刘祥集》《中军佐钟蹈集》《护军司马孙勃集》《抚军参军贺弼集》《抚军谘议范广集》《左卫将军顾野王集》《右卫将军张式集》《镇西府记室鲍畿集》《安北参军王询之集》《安西记室刘缓集》《长水校尉祖冲之集》《北中郎长史江智深集》等文集著录。它们涵盖“四军”“四平”“四征”“四镇”“四安”“四卫”将军、禁卫武官及其隶属文员的系统，不仅表明南朝文官武授的文集数量颇为可观，也说明中央军事体系的文职能力强、文学水平高，这些都非北朝所可比拟。纵观北朝中央文官“官—集”著录的职位等级，仅涉及三公系统（司空、小司空、司空祭酒）、三孤系统（少傅）、九卿系统（太常卿、司农卿）、散骑省系统（散骑常侍）、著作省（著作佐郎）、尚书省（尚书仆射）等。就文集在中央文官系统的覆盖面而言，显然远不及南朝。

其四，由于南北朝时期藩王出镇的制度日渐强化，藩府僚佐随幕主外任地方而出任地方官职也颇为普遍。故而，这里将藩府僚佐与地方官的文集情况合并一处统计。由上表可知，南朝藩府僚佐、地方官有文集者共134人，北朝有24人，后者不及前者的五分之一。同时，与南北朝中央文官有文集者的179人、53人相比，南朝、北朝在地方拥有文集的为官者总数也各自处于下风。这都从侧面说明，南北朝文坛的主干部分在中央文官群体。与南朝其他朝代相比，陈代仅4名地方官员有文集载录，即江德藻、阴铿、司马君卿、岑之敬，可谓数字层面的断崖式下滑。尽管如此，《镇南府司马阴铿集》却因杜甫自称“颇学阴、何苦用心”，以及盛赞“阴、何尚清省，沈、宋欻联翩”[52]，从而使阴铿的影响超越陈代而与“沈、宋”接踵，一定程度上也为南朝文坛增色不少。

南朝藩佐、地方官“官—集”著录所涉及的官职类型，有刺史（扬州刺史、东扬州刺史、广州刺史、青州刺史、豫州刺史、雍州刺史）、郡守（豫章太守、建安太守、吴兴太守、广平太守、义成太守、南阳太守、临海太守、巴东太守、东海太守、南海太守、新安太守、会稽太守、庐江太守、武陵太守、宜都太守、永嘉太守、晋安太守、东阳太守）、府佐（临川内史、始兴内史、荆州西曹、南蛮主簿、兖州别驾、扬州从事、江州从事、三巴校尉、会稽主簿、会稽郡丞、东阳郡丞、南徐州治中、东海王常侍、梁国从事中郎、豫章世子侍读）、县令（零陵令、鱼复令、钱唐令、余杭令、临成令、棘阳令、江宁令、武康令、阳羡令、南昌令、宁国令、宛朐令、平阳令、建阳令、新田令）等。不难发现，以上命名文集的州、郡、县及王国，大多属于军事或经济重镇，故而主政长官、藩王及其属僚、藩佐多以丰才硕学者出任。南朝以同一州郡长官命名的文集就有多种。如齐《豫州刺史刘善明集》、梁《豫州刺史柳憕集》，为以同一州刺史名集之例；宋《豫章太守刘愔集》、宋《豫章太守谢瞻集》，以及《吴兴太守萧惠开集》《吴兴太守刘瑀集》，则是以同一郡太守名集之例。之所以出现“撞名”的情况，自然与豫州、豫章、吴兴作为雄州名郡屡由名臣主政相关。另外，南朝县令有文集者的数量较为可观，其中不乏《余杭令丘巨源集》《新田令费昶集》这样的佳制。丘巨源以《秋胡诗》闻名，费昶之才也深得萧衍赏识。史载：“（费）昶善为乐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异。昔郎恽博物，卞兰巧辞。束帛之赐，实惟劝善。可赐绢十匹。’”[53]萧衍的赞誉无疑有助于费昶诗文的纂集与传播。

不仅如此，南朝地方大量的孝廉、秀才、征士文集也夯实了基层文坛的底蕴。孝廉、秀才可作为入仕的起家资格，类似《本郡孝廉刘氏集》《雍州秀才韦瞻集》《南徐州秀才诸葛璩集》，就各是刘氏、韦瞻、诸葛璩量才授官的最好佐证。征士指不应朝廷征辟者，尽管有名无位，史志著录文集名称时也往往会注明其拒绝征辟的职位，以此表明其潜在的任职高度。如《太子中舍人征不就王素集》《司徒主簿征不就庾易集》，即为其例。至于《征士雷次宗集》《征士陶潜集》《征士刘虬集》等，更因雷次宗、陶潜、刘虬的学义、名节而决定了文集的价值，而绝不会因为“征士”的现实地位而为人轻视。

对于北朝而言，《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文集名称中绝少带有藩府僚佐与地方官的职务。通过搜检北朝正史所载相关文官的仕历，可以将其分为四类：第一，臣服于北魏的边疆政权国主，入降后授予州牧或王爵。如李暠于天兴中为大将军、护羌校尉、秦凉二州牧、凉公，撰有《靖恭堂序颂图赞》。至于萧詧、萧岿、萧琮，也可归入此类。第二，长期镇守边陲的州郡名臣。如刁雍长期担任征南将军、徐豫二州刺史、薄骨律镇将，所为诗赋颂论并杂文百余篇，著《教诫》二十余篇；陆恭之卒官东荆州刺史，著文章诗赋凡千余篇；高闾历任相州刺史、幽州刺史，撰有军国书檄、诏令、碑颂、铭赞百余篇，文集三十卷；邢臧历官乐安内史、濮阳太守，撰《文谱》及文笔百余篇；薛孝通卒官常山太守，有文集八十卷；卢怀仁历任太尉记室、弘农郡守，有诗赋、铭颂二万余言，撰《中表实录》二十卷；薛寔卒官淅州刺史，所著文笔二十余卷，撰《西京记》三卷，等等。第三，长期担任藩府僚佐者。如李概卒官并州功曹参军，自选诗赋二十四首为《达生丈人集》，另撰《侧集》《战国春秋》《音谱》；刘璠卒官陈公宇文纯总管府司录，著《梁典》三十卷、集二十卷；裴景融卒官仪同高岳录事参军，撰《四部要略》《邺都、晋都赋》，等等。第四，南梁政权下的文官。南梁名义上沿用萧梁国号，实则只是北周羽翼下的地方政权。故而，其所铨授的中央文官也只相当于北周治下的州郡官员而已。如蔡大宝，为萧岿在位期间的司空、中书监、领吏部尚书，撰有文集三十卷及《尚书义疏》；甄玄成，为萧詧录事参军、中记室参军，官至吏部尚书，有文集二十卷；岑善方，原为萧詧雍州刺史同刑狱参军，官至萧詧政权下的散骑侍郎、起部尚书，著文集十卷，等等。

一般而言，北朝世家子弟即使起家官职较低，也颇为热衷于文事创作。这样既能标榜其不同于流俗的文化身份，也能为仕路迁升获得优势。如刘芳之孙刘逖，早年以永安公高浚开府行参军起家，“远离家乡，倦于羁旅，发愤自励，专精读书。晋阳都会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务于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离手，遇有文籍所未见者，则终日讽诵，或通夜不归。其好学如此。亦留心文藻，颇工诗咏”。刘逖之所以“专精读书”与“留心文咏”，自然与刘芳开启的崇学好文家风有关。刘逖历任行定陶县令、开府参军，在高洋去世之际上献挽歌。因选入两首，而卢思道选入八首，中书郎李愔趁机嘲笑说：“卢八问讯刘二。”高湛即位后，李愔献赋求官。刘逖反过来指摘其赋文不实，使之遭受鞭刑。刘逖泄愤说：“高捶两下，执鞭一百，何如呼刘二时！”此后，刘逖奉命出使陈朝。由于出使复命，即可获得擢升，刘逖“欲独擅文藻，不愿与文士同行”[54]。由上可见，刘逖不仅将“文藻”“诗咏”作为谋仕的手段，更不惜诉诸排挤文僚、独擅文场的伎俩以获取潜在的政治利益。这种以文求仕的心态，在北朝士林中颇为普遍。如阳俊之自诩：“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55]“家兄”指阳俊之兄长阳休之，其长期担任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吏部在铨选、甄别“才士”的过程中，“有文集十卷”应该是非常充分的佐证条件。故而，阳俊之自认为达到了吏部选授的标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文集对于北朝低品级官员晋升的重要意义。

通过考察南北朝具有仕历背景的文人的整体构成，可对君主、皇室成员、中央文官、藩府僚佐、地方文官的群体规模、时空分布、盈缩对比的情况产生更清晰的认知。无可否认，任官与创作分属不同的领域，彼此之间难免会产生妨碍。正如阳休之不愿担任吏部尚书一职而抱怨说：“此官实自清华，但烦剧，妨吾赏适，直是樊笼矣！”[56]“清华”是吏部尚书作为世俗追捧的社会价值所在，“赏适”则是创作、闲居所带来的个体价值及精神满足。为官与为文之间的矛盾，后来还演变为杜甫“文章憎命达”的感慨[57]，遑论衍生出“穷而后工”式的文论命题[58]。不过，在南北朝以文史取士渐成定制的时代氛围中，作品、文集便于求仕，官位日隆利于拓展文名，为官与为文之间也不乏相互促进的良性关联。若从静态角度着眼，南北朝中央文官既是政坛的主体，也是文坛的主干，君主、宗室、藩府僚佐及地方文官则是重要的补充。反之，若从动态角度来看，除了终生仕途偃蹇的寒士下吏外，南北朝文官大都具有京职与外官的丰富仕历。所谓中央官与地方官之分，仅具有相对的称谓意义，只有综合考量南北朝仕历文人一生的铨授贬降，才能深入揭示其文学创作的现实指向及其风格意蕴。